阿尔托对东方戏剧的领悟与误读

有学者认为,东方戏剧只是为阿尔托提供了想象性资源,＂东方主义＂的狭隘偏见是其理论的起点。这一判断并不符合实际。阿尔托对东方戏剧的了解相当有限,确有误读,但带有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倾向的＂东方学＂与阿尔托的理论建构并无关联,阿尔托对东方是仰慕的,他捕捉到了东方戏剧的某些重要特点及其与西方戏剧的重要区别,其中有些领悟比较深刻。     

缺席与在场的错位——“三大戏剧体系”论争中的梅兰芳和阿尔托

争论多年的“三大戏剧体系”仍然包含着诸多意犹未尽的话题。考察新旧“三大戏剧体系”需从梅兰芳到阿尔托的演变过程中了解梅兰芳的延后影响及其阿尔托的在场失语,通过在“体系”内对布莱希特和阿尔托进行比较,既可以对“三大戏剧体系”的演变作出新解读,也有助于增进对阿尔托的理解和接受。     

五四戏剧论争：以胡适和宋春舫的戏剧观为中心的考察

胡适与宋春舫作为《新青年》的同人,其不同的戏剧观给"五四戏剧论争"带来了"不和谐"的声音,而这也凸显了《新青年》同人内部始终呈现为一种分裂的状态。胡适对《新青年》1918年第五卷第四号(戏剧改良号)上刊登的宋春舫《近世名戏百种目》的删改从文献的角度印证了这种裂隙的存在,尽管胡适在尽力弥合宋春舫与陈独秀、钱玄同等人的裂痕,但是"五四"退潮之后,不同的思潮将他们导向了不同的理论取向。胡适以社会变革为主要诉求大力倡导社会问题剧、取较激进的全面学习西方戏剧,宋春舫则始终坚持戏剧的本体特质,提倡新剧、保留旧剧,从世界文学发展的脉络寻求中国戏剧的生存之道。     

新文化运动与西方戏剧的接受

新文化运动的推行,使中国对西方戏剧的接受达到了一个新的层次,西方戏剧与中国有了更广泛层面的接触。新文化运动之所以能推动西方戏剧的接受,是因为它是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以思想启蒙为目的掀起的一场“文艺复兴”运动。西方戏剧的接受,应被视为新文化运动者在文化领导权的争夺战中采取的重要策略,它也现实地为推动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起到了重要作用。     

20世纪末奥尼尔戏剧汉译本在中国的接受*

20世纪末,奥尼尔戏剧在经历了三四十年代的译介高潮和五六十年代的低谷期之后,重新出现在中国读者和观众的视野中,并形成了第二次译介高潮。该时期产生的汉译本对中国的文学界、戏剧界以及读者和观众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奥尼尔戏剧的汉译本,原文为特殊的文学样式---戏剧,且部分译本被多次搬上舞台,其受众可大致分为读者与观众;按译本实际产生较大影响的标准,又可将读者进一步分为译者和知识界。以译者、知识界和观众的分类,可以对20世纪末奥尼尔戏剧汉译本的接受情况进行全面的考察。     

新时期中国戏剧观念的论争

新时期是中国历史发展的重要时期。百废待兴的格局注定了身在其中的戏剧将进行重大而有意义的转型。围绕这一转型,新时期的戏剧家以高度的责任感展开讨论,讨论甚至上升到论争的层面,将戏剧从政治的符号还原到艺术自身,戏剧观念的重大转型直接促成了中国戏剧的良性发展。     

回到巴厘岛——残酷戏剧的启发

文学与宗教在早期都是一种身体技术,它们的重叠区域即是仪式-戏剧.在象征的意义上,文学也是萨满.巴厘岛的残剧表演保持了戏剧的仪式性,因而具有神秘的效果,打通乃至颠覆了"心理戏剧"与仪式之间的藩篱,使观众和演出者神灵附体,处于狂喜中.阿尔托的残酷戏剧离弃了亚里士多德的模仿美学,因为艺术不是对生命的模仿,但生命却是对某种超越原则的模仿,而这种超越原则则通过艺术使我们彼此相通.     

罹难社会的救赎之道 ——田汉对席勒戏剧的接受

席勒、田汉都是富于时代感的戏剧家,田汉的戏剧创作接受了席勒的影响,从主题的选择到题材的处理都可以看出席勒的影子。田汉对席勒的接受经历了漫长的几十年,从“浪漫主义诗人”到“为自由而战的人”,到“民主与民族自由的战士”,田汉视阈中的席勒形象随时代环境、政治形势而变化。在处理审美与政治的关系时,田汉与席勒选择了不同的道路,席勒以审美的形而上功能构建理想的政治国家,田汉直接“为集团吼叫”,为政治呐喊,让政治凌驾于审美之上。     

毛泽东与当代中国戏剧发展的方向

中国戏剧历经八百余年,传承悠久,是中国传统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它集唱、念、做、打和叙事为一体,又有群体表演和群体观赏的便利和锣鼓喧天的热闹气氛,从而成为比诗词歌赋和小说更为大众化的艺术形式。中国戏剧舞台的表演,有“东方芭蕾”之称。它的形式化、程式化、虚拟性、象征性和表现性等艺术特征,集中体现了中国传统的艺术精神和美学风格。也更吻合毛泽东艺术欣赏旨趣。毛泽东的戏剧思想是毛泽东文艺思想的瑰宝,也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戏剧立场上的人民性、戏剧风格上的多样性、戏剧内容上的创新性、戏剧形式上的民族性,是其戏剧思想的突出特点,为我国戏剧的繁荣和发展指明了方向。     

中国当代影视剧审美接受的反思与展望

中国社会的发展,使影视剧日益成为审美文化的主流,但审美接受的负面效应使影视剧呈现出某些弊端。因此,我们要反思当代影视剧的弊端和忧患,展望影视剧的发展前景,建立既能满足普通大众娱乐要求,又能表达人们追求真、善、美的审美理想的有中国特色的影视剧审美文化。     

张爱玲接受史的当代启示和接受展望

阅读张爱玲是中国现当代文学接受史上一个奇异的文学现象,其接受历史时间长、跨度大、范围广。回顾张爱玲接受史,有助于读者理解张爱玲作品的精神价值和艺术魅力。展望张爱玲接受史,将为读者提供更丰富的研究视角与审美空间。     

评思维语言假说的当代论争

思维语言假说(LOTH)的当代论争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该假说的主要反对者从思维语言的语义、解释功能及其关键特征等入手,试图推翻思维语言假说;另一方面,福多本人以及大多数学者从心理学、语言学、认知科学等学科的交叉研究成果角度极力为思维语言假说辩护.     

中国当代影视剧审美接受的反思与展望

中国社会的发展,使影视剧日益成为审美文化的主流,但审美接受的负面效应使影视剧呈现出某些弊端。因此,我们要反思当代影视剧的弊端和忧患,展望影视剧的发展前景,建立既能满足普通大众娱乐要求,又能表达人们追求真、善、美的审美理想的有中国特色的影视剧审美文化。     

“戏剧式改编”:历史论争与现实可能

"戏剧式改编"曾是中国电影改编的重要方式,作为特定历史阶段的产物,"戏剧式改编"经历了产生、发展、鼎盛、衰落的演变轨迹。"戏剧式改编"产生于20世纪20年代,并随着"戏剧式电影"观念的兴盛而逐渐走向繁荣;20世纪50～60年代是其鼎盛时期,涌现出了大量"戏剧式改编"的电影作品,并形成了以夏衍为代表的"戏剧式改编"理论;1980年代以后"戏剧式改编"引发争论,在质疑声中逐渐走向衰落。但作为一种拥有强大生命力的电影改编方式,"戏剧式改编"对当前消费文化语境下的电影改编实践仍具有重要意义。     

清代红楼戏曲:文本意义的接受与误读

清代红楼戏是当时人们对《红楼梦》小说文本的一种独特接受形式。戏曲改编者对《红楼梦》的解读,一方面立足于对宝黛爱情故事的叙述,或宣扬情的虚幻,或表现情的和谐,或强调情的永恒的接受观念;另一方面,在改编中对人物形象的塑造表现出简单表面化、庸俗色情化的接受倾向。这种解读既有对《红楼梦》文本意义合理的接受,又有明显的误读。     

当代大学生信息接受习惯的影响因素分析

当今社会,多元化和多维度的信息空间和以手机、互联网为代表的网络通讯技术的快速发展正在深刻影响着大学生信息接受的模式。与以往相比,当代大学生的信息接受习惯有了很大的不同,主要受主体需求因素、心理因素、媒体媒介因素影响。     

接受美学视角下《卖花女》汉译本戏剧效果对比研究

本文以杨宪益和林语堂的《卖花女》中译本为研究对象,借助接受美学中的相关理论,比较了不同译者对同一戏剧文本所做的不同的翻译处理以及取得的不同效果。研究发现,由于对译文读者的关照程度不同,两位译者在对剧本人物语体风格、隐含信息以及特殊词类的翻译上采取了不同的策略,由此产生了不同的戏剧效果。     

影响与接受——卡夫卡之于中国新时期作家

卡夫卡对我国新时期作家产生了重要影响,许多作家在阅读卡夫卡的作品后发出"小说原来可以这样写"的惊叹.本文重点探讨了宗璞、残雪、余华对卡夫卡的接受.     

白居易诗歌的影响与接受

白居易对文人诗歌创作的影响,是接受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对白居易的接受付诸于诗歌创作之中,是一种最为创造性和艺术性的接受方式。白诗中的艺术形象、思想情趣,白乐天本人的性情风仪,甚至与他相关的事件人物,都可以成为中唐以来至明清诗歌创作的题材和艺术上的模仿对象,这就是白居易对于文人诗歌创作的影响。白居易对于文人诗歌创作的影响方式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方面：一是以诗歌的形式对其诗作进行评论,二是在创作过程中对其艺术创作技法的学习,三是对其诗歌理论和思想精髓的继承,并融会于诗歌创作之中。     

普希金影响中国现代戏剧的途径

普希金的创作对中国现代戏剧有着潜在的影响 ,影响途径有六 :小范围的演出 ;留俄学者的推介 ;中国戏剧艺术家赴俄考察、演出时对普希金戏剧的观摩 ;移译国外关于普希金戏剧的研究成果 ;普希金剧作的翻译出版 ;将普希金的非戏剧作品改编成戏剧或电影剧本 ,在中国舞台演出或影院放映。普希金对中国戏剧的潜在影响 ,有放送与接受两方面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