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丹国家产生的上限及其早期发展形态

契丹国家生产的时间和最初发展形态问题，是研究契丹国家历史首先要回答的问题。多年来，学术界通常认为：契丹国家产生于建辽之际，契丹国家，指的是辽朝和西辽。说契丹建国，指的就是契丹建辽。事实上，这只是一种误解。客观的情况是，契丹建立的国家政权，并不仅仅以辽...     

论辽代“一国两制”双轨行政制度

北、南分制，即契丹人与汉人“因俗而制”，是辽代统治的一大特色。辽对地处长城内外社会经济和政治落差较大的不同民族与地区，采取“一国两制”，从中央到地方实行双重体系，“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①，即以奴隶制统治契丹广大畜牧业地区，以封建制统治占领的渤海幽云十六州等较为发达的汉人农业生产地区。“以国制治契丹”，既没有脱离契丹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水平，没有超越时代而采用汉制即封建制，又在原有的基础上尽量吸取先进的文化，有利于契丹的进步和强大；另一方面，“以汉制待汉人”，使具有先进的封建生产方式的地区得到…     

元代的女真人

女真族是我国历史上古老的民族 ,1115～ 12 34年曾建立过金朝。金代女真族不断吸收汉、契丹、渤海和奚人 ,因而迅速壮大。蒙古灭金后 ,除一部分女真人留居东北故地外 ,大部分仍居于中国北方 ,在元朝“四等人制”中 ,与汉、契丹人一样 ,同属第三等级 ,统称“汉人”。他们与汉人通婚 ,习汉字 ,操汉语 ,逐渐与汉人融合。     

破坏契丹

西方史籍名西辽曰哈刺契丹,即黑契丹,贬辞也。盖蒙古尚白而恶黑,西方史籍源于蒙古人焉。金人厌辽人,则名之为“破坏契丹”。《三朝北盟会编》卷二十三页四,政和四年十二月三日庚子纪事引马扩《茅斋自叙》;扩对金副使王     

高昌、契丹与隋唐关系差异的原因

高昌为“西戎”之一,是汉族人建立的城邦政权;契丹为“北狄”之一,是少数民族建立的游牧政权。这两个不同性质的政权,与隋唐关系之所以有许多不同之处,这是因为: 首先,历史渊源与文明程度不同。1.高昌的较早居民是汉人;2.高昌的统治者绝大部分是汉族人;     

论汉人官僚集团在辽政权中的作用

辽代的汉人官僚集团在契丹王朝快速走向封建化 ,以及经济发展、文化繁荣、外交成功等方面均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为辽政权的建立、巩固和发展 ,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辽墓反映的契丹人汉化与汉人契丹化

辽代出现了契丹人汉化与汉人契丹化的民族文化融合现象。辽西地区和燕云地区由于历史传统和民族构成的差异,在民族文化融合上呈现出不同特点。辽代墓葬资料反映出辽西地区民族文化融合强烈,契丹人汉化是整体性的,是历史发展趋势;部分汉人高官墓呈现出强烈的契丹化倾向,甚至完全契丹化。燕云地区民族文化融合相对较弱,汉人平民墓地和高官墓在葬俗上没有契丹化,但在日常的服饰、出行方式上出现了契丹化。这与契丹为统治民族,契丹文化上升为国俗地位有直接关系。     

辽金元教坊制度源流考

辽、金、元是由契丹族、女真族、蒙古族分别建立的政权,三朝政权中又都建置了教坊这一戏剧乐舞机构.从制度上说,这是对汉族政权的模仿.本文在叙述三朝教坊制度渊源流变轨迹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三朝教坊在具体设置和职能方面与汉政权教坊的异同,从而展示出三个不同民族对汉人制度及文化艺术的吸收与改造,也展示出三个民族之间在历史制度传承上的一些关系.     

西辽统治者与西域地方伊斯兰政权

本文阐述了西辽王朝在近一个世纪的统治时期内与西域地方伊斯兰政权的关系 :西辽王朝建立初期 ,采取了“敌者胜之 ,降者安之”的政策 ;在西辽统治的兴盛时期 ,采取了较为宽松温和的政策 ;在西辽末主耶律直古鲁统治后期仍力图利用伊斯兰教来维持其统治 ;但到屈出律篡位时期 ,则对伊斯兰教采取高压政策 ,其结果导致了广大穆斯林的强烈反抗 ,加速了西辽王朝的灭亡。     

试论西夏政权的性质

关于西夏政权的性质问题,史学界在认识上出现了几种观点,有的人认为西夏是“地方割据政权”;有的人认为西夏是“民族政权”;有的人认为汉民族可以建立王朝,党项族也可以建立王朝。对此,我有不同的看法。党项族早就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一员,早已归附了代表当时中华民族的大多数的汉民族政权,并纳入了当时统一的版图。北宋中期,李元昊煽动党项族勾结契丹,从北宋王朝分裂出去,背离中华民族大家庭,另建西夏政权。用巧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这个问题,西夏政权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分裂叛乱集团。要弄清楚西夏政权的性质,必须客观地去追溯党项族的发展历史。     

契丹姓氏的产生和消失

契丹姓氏的产生和消失黄震云关于契丹的由来，由于缺乏文献资料，只有一些神话般的传说，但其姓氏的演变，尚可求得一二。契丹命氏采取以地里为姓的方式。“诸部族本无姓氏，惟各以所居地名呼之，婚嫁不拘地里”（《契丹国志》二三）。所谓部族相当于汉人的氏族，契丹人通...     

辽朝刑罚制度考略

辽朝法制中的刑罚制度 ,与传统的汉族封建法制有许多不同之处。诸如“射鬼箭”、“瘦死狱中”及用沙袋、木剑、铁骨朵等刑具对犯人施刑等 ,均展现了古代北方游牧民族契丹人刑罚制度中野蛮与残暴的特征。同时 ,契丹统治者在执行刑罚中宽契丹、严汉人及草菅人命、乱施杀威等作法 ,也是辽朝奴隶制残余及经济发展不平衡等因素在刑罚制度上的必然反映。     

“辽城”问题商榷

<正> 近年来,陈述先生在辽史研究上多次提出契丹人曾在长城以南建立自己的聚居点“辽城”。他说:“辽代,通过各种方式,把长城以南的人带到北边的草地,在草地上建汉城;同时,也派草地上的人们来长城以南营建聚居点和辽城。”①辽代契丹境内曾经建立过汉城,用以安置流落至草原上的汉人。此事见于《新五代史·四夷附录》记载。四十多年前姚从吾先生又曾在《国学季刊》第五卷第一号上发表《说阿保机时代的汉城》,引证大量史实辨明“汉城在辽初的正解实在是一个类名,即是‘汉人居住的城’而不仅是一个地名”。     

辽朝北面官制度考

公元十世纪初,随着唐中央政权没落以及中原地区分裂割据局面的出现,耶律阿保机领导契丹族嵋起于我国北方。九三六年(太宗天显十一年),石敬塘割让“燕云十六州”,契丹政权扩及到华北。九四七年(太宗大同元年),耶律德光改国号为辽。辽朝把政权分“北面”、“南面”两个系统,即“北面官”和“南面官”。     

辽代汉人枢密院探论

据《辽史·百官志》记载,辽代设有三个枢密院,即北面朝官系统的契丹北、南枢密院和南面朝官系统的汉人枢密院。迄今,国内外辽史学界多认为汉人枢密院并不存在,契丹南枢密院即汉人枢密院。然而,笔者在研究中发现,据现有史料,关于契丹南枢密院就是汉人枢密院的论点仍有许多疑窦,需要进一步讨论。1　　研究辽代官制,首先要注意的是北、南双轨的特点。据笔者掌握的信息,目前尚没有治辽史、契丹史者全面否定这个特点。在北、南双轨官制的框架下,契丹南枢密院与汉人枢密院是不能合而为一的。在探讨这个问题时,有一条资料值得进一步分析。《辽史·…     

辽金元时期东蒙古地区的民族融合

辽金元时期是中华民族史上第三次大融合的时期①。在东蒙古地区②，经过辽金元时期几百年的民族杂居和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交流，民族融合的趋势正在进一步加强。其融合的方式有两种，一是受统治民族强制性的影响而少数民族化趋势，一种是汉化趋势。（一）少数民族化趋势一、辽代的契丹化趋势在辽代，契丹族是统治民族。契丹族对以奚族为首的游牧民族和以汉人、渤海人等为首的农业定居民族，采取了不同的民族融合方式，以达到契丹化的目的。首先是对与契丹族经济类型相同的游牧民族，采取两种不同的方式。奚族与契丹族同属游牧狩猎经济类型，…     

从《旧唐书·渤海传》中“别种”的提法看渤海王族族属关系

渤海在我国少数民族建国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它同契丹建立的辽,女真建立的金,以及党项族建立的西夏一样,都是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族属关系,不仅反映了从肃慎、挹娄、勿吉、靺鞨、女真直到满族这一族系的发展和演变过程,同时也揭示了他们与汉、契丹、扶余、高句丽等族的相互关系。《旧唐书·渤海传》中记载的“别种”就是反映这一关系的一个侧面。 有人认为,在渤海族属问题上,我国各类文献记载存在着矛盾。这种矛盾集中反映在《旧唐书》与《新唐书》对创建渤海政权的大氏是“高丽别种”还是“靺鞨人”上。而我认为,这种提法的本身与两唐书的记载就是一种矛盾。因为《旧唐书·渤海传》“别种”是指大祚荣本人;而《新唐书》是指大氏,两者对象不同,无法相比。事实上,《旧唐书》     

“澶渊之盟”的历史意义

“澶渊之盟”的历史意义芮忠汉要正确评价“遭渊之盟”，必须从历史上认识契丹政权与中原王朝的关系。早在北魏太祖登国三年（３８８），契丹族同中原王朝就有了交往。当契丹族被慕容氏破后，逐水草而居时，就有“许多部众相继归隋”①。唐贞观二年（６８２），当契丹还处...     

辽代契丹人音乐文化勾沉

公元十世纪初至十二世纪初的辽代契丹人属于古代北方少数民族。因而,他们的音乐文化便极富那一时代的北方民族之特色。本文试就辽代契丹人音乐文化的根源、类型及特色,略加勾沉。不当之处,敬祈方家教正。一、辽代契丹人音乐文化的“根”与“源”辽代契丹人音乐文化体系的形成有自己的“根”和“源”。其一,建国前的契丹民族原始歌舞音乐即是辽代契丹人音乐文化的“根”。契丹人在很早以前,就在牧猎生产     

论东南方言发展史中南迁与族群的关系

传统的历史主义语言观认为,南方地区吴、闽、客、赣、粤等方言是不同地域的北方汉人在不同历史时期南迁所用的汉语发展而来。这种观点的基础是通过对现存方言事实与《广韵》音系的比较来构拟古今语言结构对应关系;而族群互动的文化史观则认为,南方汉语方言并非汉语,强调南方土著民族语言在这些方言形成中的重要作用。实际上,东南诸方言在上千年的历史形成与发展过程中,都不可能是北方汉人带来的“纯正”的中原汉语,南方各民族都有不同程度的融合,而在族群的融合中,每种方言都在混化、交融的过程中走过了自己独特的发展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