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中国"与"国号"的背离与重合——中国古代"中国"国家观念的演进

中国古代的"中国"与"国号"存在背离和重合现象.中国古代存在众多以"国号"为代表的政权,这些政权虽然可以称为古代国家,但只能代表各自的具体国家政权.而中国古代的"中国"主要的并非是一个政权的概念,与以"国号"为代表的政权存在背离现象,但有时也用来指称政权,主要有两种情况:一是以"国号"为代表的各个政权的自称,在古代"中国"处于分裂的状态下,这种"中国"自称与各个政权皆自称"中国"的统称仍然存在背离现象,只有在历史上中国处于统一的情况下"中国"与"国号"才会出现某种重合,这种重合经过元明时期的发展,到了清朝时期最终完成,直到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中国"与"国号"才最后实现了统一.另一种情况是后来的政权在追述本朝历史或议论以前各个朝代时,对历史上以中原地区为主且有相互递嬗关系或没有递嬗关系但为自己政权所继承的多个政权的通称,这种通称虽然与一些"国号"也会出现某种背离,但基本上符合古代中国历史实际,并成为我们认识前代历史的一种准则,今天认识中国历史疆域也应该遵循这种准则.     

"正统论"的演变及其文化功能

从"大一统"观念到"正统论",以及正统思想在不同时期的演变,是中国古代历史理论发展的一个方面,它不仅反映了一定历史时期人们的历史观和政治观,而且蕴涵了重要的文化功能.     

中国史学上的早期民族观和民族史观

中国自古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先秦文献中保存着有关古代民族的活动及民族之间交往的记录,也保存着当时人们对民族和民族关系的认识.秦汉统一皇朝的建立,史学家对民族和民族关系有了新的认识,不仅写出了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著作,而且把古代的民族观念发展到新的阶段.     

历史地理思想的发展与文明传承观念的深化

历史地理思想与文明传承观念,是维系中华民族团结和统一的一个重要因素.从地理思想的角度宣扬大一统政治观与历史观的传统由来已久,而宋、元、明、清时期的表现则更加突出.中华文明不断传承的观念深入人心,则是这一社会现实在史学领域的一个突出反映.无论是全国各族统一时期,还是地方割据政权并列时期;无论是汉族政权,还是少数民族政权,只要是建立在中国疆域之内,无一例外地都以中华文明的传承者自居,历史地理思想与文明传承观念进一步发展与深化.宋、辽、金时期学者对于"正统"问题的讨论,元代统治者注意从历史地理角度认识元朝所处的历史地位,以及明清时期对于传承和发扬中华文明认识的深入,都是对这一观念的诠释.而这一观念的深远影响,反过来又对维护祖国统一与国家稳定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试论我国北方民族政权类型的划分

本文认为,我国北方民族政权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组成部分。民族政权类型的划分是由各民族政权的属性及其与主体民族的不可分割的关系决定的。作者力图从整体上把握北方各民族政权的关系,阐明这些政权发展的层次及特点,并把北方草原的游牧型及东北地区的农业型政权作为“边境”民族政权的类型;把五胡十六国在中原开创的封建割据式政权以及北朝作为“中国”的民族政权类型;而夫余、高句丽等政权则是不同样式的奴隶制政权。建立在中原的属“中国”型政权,建立在边境的属“边境”型政权,同在“天下一体”之内。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一体观是历史形成的,它构成了我国各民族不可分割的关系。     

日本集团主义的历史嬗变与“日本式经营”

日本集团主义的形成与发展有一个历史过程,它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表现为不同的历史形态,在近代表现为家族主义国家观,成为巩固近代天皇制的重要工具;在现代表现为皇国主义国家观,被军国主义者所利用发动侵略战争;在战后则表现为"日本式经营",成为推动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的原动力之一。     

宋元正史民族史撰述与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

宋元正史在民族史编纂上所体现的境界是不同的.北宋史官在记述对象的选择上针对性较强,元修三史对民族史的记述不仅表述形式丰富,更试图全面展示辽宋金时期民族与民族关系发展的整体面貌.而宋元正史民族史撰述的各具特色与宋元两朝处在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的不同阶段密切相关.宋所处的多民族多政权的格局赋予其民族史撰述更加务实,在民族观上受此疆彼界的影响较大.元朝多民族统一的实现,各民族一体观念的增强,造就了元代正史民族史撰述较少政治影响,更追求历史真实,极具恢弘的气度.     

再论梁启超的民族观

梁启超于世纪之交 ,基于中国多民族的历史特点与世界发展大潮 ,将中国历史上公羊学派进步的民族观与西方近代的民族、民族主义理论相融合 ,比较系统地探析和阐发了自己对民族问题的一系列看法 ,形成了竞争进化的民族观、多元结合的民族观、动态平等的民族观、文化交融的民族观。充满了忧患意识和爱国情怀 ,贯穿着现代的变革意识和发展意识 ,表现了积极进取和乐观向上的民族精神。他不仅将民族一词首先引入我国 ,较早地将西方关于民族、民族主义的界说引进思想界 ,而且将引进传播与创新相结合 ,赋予民族、民族主义更科学的理性精神 ,更具东方特色。针对民族危难加深的严峻现实 ,他率先提出合汉满蒙回苗藏组成一个大民族的思想。并在此基础上撰写了中国近代关于民族理论问题的开山之作 ,对中国民族研究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     

"事"、"理"与"势"、"理"探讨的深入

对历史发展的"事"、"势"、"理"的探索,是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的一个重要内容.这一问题在春秋战国时期已经初显端倪,而司马迁汲取前代认识,提出"事势之流,相激使然"(《史记·平准书》),其撰史目的为"稽其成败兴坏之理"(《史记·太史公自序》),即寻找对现实和未来具有指导意义的事理和法则.柳宗元在《封建论》中用"势"来解释社会制度的变化、更替之故,认为社会的进步"非圣人之意也,势也",这是他超越前人的地方.宋朝以后的史学家、思想家继承和发展了前代史学家提出的"事"、"势"与"理"等范畴,并以对这些范畴的阐释来揭示历史变化的法则,凸现历史理性精神.     

说魏晋隋唐间的兴亡论——对中国古代历史理论发展的一种阐释

关于朝代兴亡之故的讨论,既是历史上的一个重要问题,也是史学上的一个重要问题。魏晋隋唐间的史学家、思想家、政治家对兴亡之故的探索比前人有了更丰富、更深入、更全面的认识,反映了人们对兴亡之故探索的连续性和走向系统性认识的发展过程。不论是"兴亡论",还是"辨兴亡",都具有鲜明的理论色彩和对于历史的深刻思考。在这些讨论与探索中,历史与现实、史学与社会都非常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反映了历史意识与忧患意识相结合的特点。尽管这是当时政治变动提出的问题,但人们对兴亡盛衰之故的思考与探索,都能以各自不同的角度和方法来阐述,从而把理论探讨引向深入,给后人留下了丰富的思想和理论遗产,在中国古代历史理论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汉代的民族交往与民族融合

汉代的民族交往,主要是指汉政权与边地各少数民族政权间的交往,也包括作为主体民族的汉民族与四邻各少数民族的民间往来;而民族交往的结果,则是加强了民族融合,促进了各少数民族的汉化。其中汉匈和战,导致了匈奴的衰落和分裂,促进了南匈奴的内附和逐渐汉化;汉通西域,将西域从此纳入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版图,西域各民族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一员;汉与西羌的交往,促进了西羌的内迁和民族融合;汉与东北各族的交往,促进了汉文化的传播和东北各族的汉化;汉"和集百越"与设郡统治,促进了百越地区的社会进步和越人汉化;汉开发西南夷与设郡统治,则促进了西南夷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加强了西南夷因仰慕汉德而内附和归化的愿望。毫无疑问,汉朝的民族交往,促进了民族间的融合,形成了中国以汉族为主体民族的多民族的基本格局,奠定了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疆域基础,是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史上的重要一环。     

浅析传统疆国理念的演变及其遗产

在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作为东方文化根基的儒家文化,为大一统封建王朝的发展和特有的东方国际关系体系的建立奠定了基础。在此之下产生了具有东方特点的疆域与国家观念和边疆治理思想。它不同于以国家主权、边界条约为核心的近代西方国际关系思想,是一个完整而独立的体系。在倡导新型安全观的新世纪里,作为东方传统文化核心价值的“仁、义、礼、智、信”,依然具有一定的哲学价值。但是,今天我们回顾古代中国疆国观念的演变,还要警醒,看到“大一统”的不足之处,看到东方文化历史遗产中的糟粕性一面。特别是在新世纪转折前后,周边国家出现了所谓“中国威胁论”,并为之寻找历史文化或理论依据的时候。     

汉唐历史变迁中的南方与北方

汉唐同为中国古代盛世,其历史进程不无相似之处,其历史变迁亦显而易见.汉唐间的差异,都渊源于汉唐之际的魏晋南北朝.从大一统的秦汉皇朝,中经魏晋南北朝的动荡分裂,到重归一统的隋唐帝国,构成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完整而典型的"朝代循环".这不仅在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具有划阶段的意义,而且还使中国中古历史与罗马帝国灭亡后的欧洲中世纪历史发展路径迥异.汉唐间历史发展的这种取向,实质上是与当时的南北区域背景,特别是与六朝时期特定的南北关系,有着密切的关联.其中,南方在汉唐历史变迁中发挥了独特而重要的作用.首先,东汉以来南方经济文化的发展进步及其地位的提高,为孙吴及东晋南朝政权的建立和维持提供了基础,使中国历史的发展由东西相抗,中经三国鼎立过渡,最终形成为数百年的南北对立之局.其次,永嘉之乱后北人的大规模南迁,使汉魏西晋的传统文化随着晋室南渡而迁移、保存于江南,并与南方文化兼融混合,最后演化形成一种新的文化,成为当时中国文化的主流和代表.而后,随着隋唐帝国的建立,天下重归一统,政治中心重建于北方,在东晋南朝得到新的发展的汉魏文化又被回馈给北方,中国历史又重新走上从汉魏西晋到东晋南朝一脉相承的发展道路.再次,代表中国传统文化的东晋南朝政权的存在,推动了十六国北朝内迁北族的汉化进程,进而推动了南北统一的进程.贯穿于南北朝时期激烈的南北正统之争,恰恰表明了南北朝在文化上的趋同,而南北政治统一实以南北文化的交流和统一为先导.可以说,文化是南北统一的凝结剂和催化剂.     

"远国家"社会形态下的刑法话语——析古代西南少数民族刑事法律的研究意义

对刑法的研究历来被置于国家制度的背景之下,中国历史以来作为多民族的共同体,古代中原政权对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不完全深入,为西南少数民族提供了一种“远国家”的政治生活,其刑事习惯法也获得了发展与成熟的契机。对西南少数民族历史上存在甚至至今留存的刑事法律进行研究,将有助于当前国家刑法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实践及深入展开有益的探索。     

试论赵翼的国家观

清代乾嘉时期的史家赵翼考证历史 ,超越孤立烦琐的事实考证 ,运用归纳综合的方法考察中国历代封建皇朝治乱盛衰的根源 ,探讨了封建国家的盛衰兴亡、管理职能和对外关系等问题 ,形成了比较全面的国家观 ,成为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的重要成就。     

历史"通变"思想的深入与嬗变

长期以来,学术界有一种说法认为中国古代史学没有理论,相对于西方史学的解释性特征而言,中国古代史学只是以叙事见长。显然,这是并不十分了解和熟悉中国史学遗产所致。事实上,仅在历史理论方面,如天人关系、大一统思想、古今之变、历代兴亡之论、多民族国家的历史认识、英雄与时势关系等诸多方面,中国古代史学都有着丰富的理论遗产。因此,研究和总结中国古代历史理论,不仅可以极大地丰富中国史学的思想内涵和历史底蕴,而且可以使中国史学从不同的方面更多地展现出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本期刊发的这组笔谈,从中国历史发展演变进程这一维度,阐释和揭示了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的基本问题,期望能对进一步提高中国史学的自身品格有所启迪、有所裨益。     

地理条件与历史进程之关系思想的发展

长期以来,学术界有一种说法认为中国古代史学没有理论,相对于西方史学的解释性特征而言,中国古代史学只是以叙事见长。显然,这是并不十分了解和熟悉中国史学遗产所致。事实上,仅在历史理论方面,如天人关系、大一统思想、古今之变、历代兴亡之论、多民族国家的历史认识、英雄与时势关系等诸多方面,中国古代史学都有着丰富的理论遗产。因此,研究和总结中国古代历史理论,不仅可以极大地丰富中国史学的思想内涵和历史底蕴,而且可以使中国史学从不同的方面更多地展现出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本期刊发的这组笔谈,从中国历史发展演变进程这一维度,阐释和揭示了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的基本问题,期望能对进一步提高中国史学的自身品格有所启迪、有所裨益。     

"大一统"思想的萌生及其发展

长期以来,学术界有一种说法认为中国古代史学没有理论,相对于西方史学的解释性特征而言,中国古代史学只是以叙事见长。显然,这是并不十分了解和熟悉中国史学遗产所致。事实上,仅在历史理论方面,如天人关系、大一统思想、古今之变、历代兴亡之论、多民族国家的历史认识、英雄与时势关系等诸多方面,中国古代史学都有着丰富的理论遗产。因此,研究和总结中国古代历史理论,不仅可以极大地丰富中国史学的思想内涵和历史底蕴,而且可以使中国史学从不同的方面更多地展现出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本期刊发的这组笔谈,从中国历史发展演变进程这一维度,阐释和揭示了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的基本问题,期望能对进一步提高中国史学的自身品格有所启迪、有所裨益。     

历史文化认同趋势中的"夷夏观"

长期以来,学术界有一种说法认为中国古代史学没有理论,相对于西方史学的解释性特征而言,中国古代史学只是以叙事见长。显然,这是并不十分了解和熟悉中国史学遗产所致。事实上,仅在历史理论方面,如天人关系、大一统思想、古今之变、历代兴亡之论、多民族国家的历史认识、英雄与时势关系等诸多方面,中国古代史学都有着丰富的理论遗产。因此,研究和总结中国古代历史理论,不仅可以极大地丰富中国史学的思想内涵和历史底蕴,而且可以使中国史学从不同的方面更多地展现出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本期刊发的这组笔谈,从中国历史发展演变进程这一维度,阐释和揭示了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的基本问题,期望能对进一步提高中国史学的自身品格有所启迪、有所裨益。     

历史理论的本质性变革——确立人在历史进程中的中心位置

长期以来,学术界有一种说法认为中国古代史学没有理论,相对于西方史学的解释性特征而言,中国古代史学只是以叙事见长。显然,这是并不十分了解和熟悉中国史学遗产所致。事实上,仅在历史理论方面,如天人关系、大一统思想、古今之变、历代兴亡之论、多民族国家的历史认识、英雄与时势关系等诸多方面,中国古代史学都有着丰富的理论遗产。因此,研究和总结中国古代历史理论,不仅可以极大地丰富中国史学的思想内涵和历史底蕴,而且可以使中国史学从不同的方面更多地展现出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本期刊发的这组笔谈,从中国历史发展演变进程这一维度,阐释和揭示了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的基本问题,期望能对进一步提高中国史学的自身品格有所启迪、有所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