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市村社共同体——有关农民城市化组织方式与生活方式的个案研究

在中国现有条件下,与城中村相伴生的、具有鲜明过渡性意涵的都市村社型共同体是农民城市化的一种“新型社会空间”,是弱势的非农化群体“小传统”得以依托、行动逻辑得以体现的社会场域。这种组织化共同体是农民城市化进程中非常值得注意的“社会空间”。笔者提出的都市村社共同体概念,为村庄研究增添了“走向终结型的村社共同体”类型。     

都市圈化中的"三农"难题及其破解

城市化是一国工业化和经济发展的必经途径和必然趋势。城市化的基本模式是都市圈化。在都市圈化的过程中,不可逾越的问题是非农化,包括:农地的非农化,即大量的农业用地将转化为非农用地;农民的非农化,即大量农业人口转入非农业产业部门;农村产业非农化,即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发展,由此产生都市圈化过程中的"三农"难题:被征地农民的权益保护、失地农民的就业转移、农业产业的结构调整。     

职业、身份与权利的错配：城中村村民艰难的城市化之路

在我国的城市化过程中,农民往往是作为承受者被动卷入,承受了许多预期或非预期的后果。城中村村民作为农民中的特殊群体,在城市化过程中,一方面较早享受了城市化带来的好处,另一方面遭遇了职业、身份与权利错配的伤痛。由于居住在城市近郊的位置,他们首先以农民的身份经历了征地带来的职业与产业的非农化,然后是生活方式、价值观的非农化。当村民们正开始以农民身份享受城市化带来好处的时候,却又开始了城中村的转制与改造,不得不获得曾经梦寐以求现在却有如鸡肋的“市民身份”。获得新身份的市民发现作为市民福利的各种权利却依然离他们很远,增加的只是未来生活保障新的不确定性。     

新农村建设中农民平等问题

新农村建设中的农民平等问题主要表现在社会保障、收入、基础设施、教育、就业等方面。当前,农民不能顺利地完成从农民到市民,从农民到工人的转化,不仅影响工业发展,还影响中国的城市化发展水平,同时对农民的利益也是一种严重的损害,会造成农民群体与城市群体之间的矛盾。     

农村城市化特点及其发展研究

农村城市化的实质是农民职业非农化、生活方式城市化.在当代交通和通信技术高度发展的情况下,农村城市化更多地表现为"就地城市化"."就地城市化"是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的一种重要形式.就地城市化不仅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之一,而且已经逐步具备了条件.我国应走城乡统筹、有利于农民就业和增加收入、节约土地、生态良好、与我国人口众多的国情相适应的新型城市化的路子.农村"就地城市化"已经不是理论上的推想,而是广大农民群众的伟大实践.     

农民的“终结”与新市民群体的角色“再造”——以上海郊区农民市民化为例

农民市民化是中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促进城乡统筹发展的重要战略之一.上海郊区在推进城市化、工业化、非农化和农民市民化过程中.出现了大量因土地被征用而产生的"新市民"群体.与既有的老市民相比,这些新市民群体目前还存在着许多特殊的困难和问题.如何对农民市民化以后的新市民群体的角色进行再造,将是未来各级城市政府面临的主要任务.从某种意义上说,新市民的角色再造除了依赖于农民自身的因素外,更需要政府相关制度的创新和政策的重构.     

中国农业剩余的再配置与农村非农化

中国农业剩余的再配置与农村非农化王云昌一国之发达程度主要取决于其非农化水平的高低。西方发达国家昔日的非农化主要是采取工业化──城市化的典型模式。而众多发展中国家当今的非农化实践表明，工业化──城市化道路并非唯一可行的发展模式。推行包括工业化、城市化在...     

江西农民流动问题探析——对14县市20个村个案调查的一项综合分析

本文客观地分析了江西农民流动中的新情况新特点及主要成因,强调能否正确处理农民流动与非农化问题,是实现江西工业化城市化的关键。     

中国人口城市化与非农化关系的再思考

在中国城市化研究过程中 ,许多学者都认为中国的工业化模式造成了城市化与非农化的背离 ,致使人口城市化水平滞后于非农化水平。这种滞后会带来偏差吗 ?通过中外比较和数理分析 ,得出如下结论 :中国的城市化水平与非农化水平还是相吻合的 ,并未出现偏差 ,非农化率大于城市化率是符合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     

农村的城市化与农民的非农化问题刍议

“三农”问题是当前乃至今后一个很长的时期我国经济社会面临的一道难题。解决好“三农”问题,核心在于增加农民收入,而解决农民收入问题的根本途径则在于农民的非农化,这就需要通过调整城市化发展战略、提高农民素质等多种途径加快农村城市化进程。     

非农化和城市化：浙江现代化战略的重点

非农化和城市化是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标志。在我国,非农化主要表现为伴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城市化则主要表现为人口的城镇化水平,但两者并不同步。本文着重探讨浙江省现代化进程中的非农化和城市化问题,并提出相应的对策与措施。     

农村城镇化、农民居住集中化与农民非农化——居村农民市民化路径探析

在城乡一体化进程中,我们不仅要加快农民工和城市郊区农民的市民化步伐,更需要着力推进居村农民市民化,因为它能短时间、低成本地转移更多农村人口.农村城镇化、农民居住集中化与农民非农化既是居村农民市民化的强大动力源,又是居村农民市民化的承受载体.中国农民市民化应该优先发展城镇化,并辅之必要的集中化和非农化.居村农民市民化是农村城镇化、集中区社区化和职业非农化"三化一体"的系统工程,其中农村城镇和农民集中区是居村农民市民化的空间载体,从事非农产业、强化社区建设和健全市场体系是居村农民市民化的重要的经济社会内容.国家政策唯有使"三化"融为一体,才能更好、更快地促进居村农民市民化.     

大城市近郊加快城市化对策研究——高碑村经济非农化及其发展思路

村经济的非农化进程 ,促进乡村经济迅速发展和乡村经济结构的深刻变化 ,势必导致城乡地域空间结构的调整。村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以及非农化 ,是大城市近郊推进城市化的主线。成都以现代化为目标的新一轮发展 ,将给高碑村和簇桥乡地区带来新的发展机遇。高碑村加快从郊区向市区转变、农民向市民转变的进程 ,从目前的“准城市化”阶段转入初步城市化阶段 ,建设和管理的目标是 :( 1 )基础设施一体化 ;( 2 )土地利用集约化 ;( 3)居民住房社区化 ;( 4 )社区管理规范化     

论城市化进程对中国阶层分化和阶层关系的影响

城市化是社会现代化的重要途径 ,是培育合理社会阶层构成和收入分配结构的重要推动力量。在加速城市化进程的背景下 ,工人将由“分化”进入以“整合”为主的阶段 ,并将由此形成一个统一的、规模巨大的工人阶级队伍 ;农民将进一步加大分化力度 ,农业劳动者的数量会持续减少。在这一进程中 ,还必然出现一些新的社会利益矛盾 ,如农民工与城市低收入者的矛盾等。处理这些矛盾 ,对政府既是压力 ,也是调整城乡关系的机遇。为处理好城市化进程中的社会关系问题 ,必须在户籍制度、土地制度、社会保障、公民的人权保障等方面做出有一定力度的公共政策调整。     

建国以来农民非农化途径考察

农民非农化是现代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变迁的必然趋势,是世界各国工业化城镇化过程中的普遍规律.改革以前,政府为配合实施重工业发展战略基本上限制和禁止农民非农化流动,只有少量农民通过转变身份等途径实现非农化;改革以后,随着户籍管理制度的松动和允许劳动力流动政策的出台,农民通过"农转非"、弃农经商、进入城镇二三产业等途径实现非农化.政府要继续深化各项改革,实行有利于推进农民非农化的政策和措施.     

城市边缘人

农民工人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在城市中出现的一个规模强大的弱势群体.农民与工人的双重性使得他们在城市中经历着一种尴尬的处境.本文着重结合笔者2005年所做的一份关于四川成都建筑行业农民工人阅读状况的问卷调查,来透射这一非主流群体在遭遇都市主流文化时的境遇,关注以农民工人为代表的城市亚文化群体的边缘性文化状态.     

我国现阶段城市化中的若干问题

小城镇、小城市在我国城市化的实践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这是我国基本国情制约的必然结果。然而 ,小城镇只是我国城市化的启动点。切实解决“小城镇发动型”城市化运行过程中的一系列突出问题 ,是我们面临的一大任务。城市化的基本目标有两个 :农民非农化和形成完善的城镇体系。城市化的实践过程、城市发展、不同城镇的职能定位等问题是需要我们从战略高度把握的基本问题。     

改革以来农民非农化政策的演进与创新

农民非农化是世界各国工业化进程中带有规律性的普遍现象.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民非农化的政策演进,经历了从改革以前的禁止农民非农化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容许农民自带口粮进城务工,90年代规范和引导农民工有序流动,再到进入21世纪初为农民工创造良好环境等几个不同阶段,国家关于农民非农化政策的演进是合乎规律并不断创新的.农民非农化是一个渐进的历史过程,在中国不可能短期内完成,今后还会有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出现,在政策上仍需不断创新与完善.     

当代中国毒品犯罪群体之分析与社会控制

毒品犯罪群体是当代中国社会中危害最大的一个罪群。在“金三角”国际毒品犯罪源的影响下，中国境内已经形成以“金三角”毒品犯罪群体为核心，以西南──华南群体为骨干，以西北──东北群体为边缘，以农民、工人为主体，以团伙或黑社会组织为依托，以毒品犯罪为手段，以追求金钱为目的毒品犯罪群体网络。毒品犯罪问题是一个深层次的社会问题，瓦解毒品犯罪群体必须在法律打击的同时，从深层的社会动因、经济动因和文化动因三方面入手，纠正失衡的社会结构、财富分流、文化规范．才能收到实质的效果，实施有效的社会控制，达到本标兼治的目的，保证主体社会的正常运行。     

建国以来农民非农化进程的历史考察

农民非农化是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过程中的普遍现象和一般规律。建国以来农民非农化经历了20世纪50年代的农民非农流动、60-70年代低潮中的“暗流”、80年代经济改革与复苏中的“盲流”、90年代“背井离乡”的大规模农民流动和21世纪初再次掀起“民工潮”等几个不同的历史阶段。今后中国农民非农化道路仍将是漫长而艰难的,政府应当为农民非农化提供体制、机制和制度保障,并尊重农民的首创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