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许衡诗中的治世之心

元代大儒许衡一生致力于政治和教育事业,并做出了很大贡献;然而他的诗也不可小觑,通过他的诗可见其救世济民、匡扶朝政的治世之心。本文从他对元朝正统地位的肯定、忧国忧民的悯农诗以及他别具一格的隐逸诗三方面。论述了他积极的人生态度、为人民解忧的那份社会责任感,从而进一步了解这位百科全书式的学术大师。     

何绍基山水诗论略

近代宋诗派中坚人物何绍基的山水诗不仅代表了他诗作的最高水准,而且也是近代宋诗运动实绩的证明。何氏的山水思悟诗、归隐诗、学艺诗和游闲诗体现了他“雅正”的文化人格和“不俗”的诗学主张。何之山水诗人诗合一,思深情浓,艺法狡狯,各体兼备,风格多样,但总体游离于近代山水诗寄寓政治情怀的主流方向。     

辨"诗"

诗 ,是一个不断流变的概念。从广义的“文化之诗”演变成狭义的“文学之诗” ,其间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诗言志”的“诗”与“诗缘情”的“诗 ,本不是同一个意义上的诗。文化之诗借用了古歌的形式 ,传达的是规范和禁忌、法度和礼仪 ;《诗》是古歌与文化之诗的合流 ,它利用弦歌讽谏来履行其政治使命 ;而文学之诗则是个体意识和文学意识觉醒的产物 ,是我们今天所理解的狭义之“诗”     

吴淇《六朝<选>诗定论》对《选》诗的重新阐释

清初吴淇编选的<六朝<选>诗定论>是一部以<文选>所选古诗为评论对象的古诗选本.吴淇借此对<选>诗进行了重新阐释.他以"汉道"来规定<选>诗,将其界定为形式为五七言、内容精神上能够体现三百之性与楚骚之情的"六朝"诗,使得<选>诗范围被缩小,意义被绝对化,失去了原本的丰富性.从文学发展的角度来看,他的这种主张是不利于文学发展的.但这也是清初儒家诗学政教精神复兴大背景下的产物,从这一意义上讲,<六朝<选>诗定论>又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     

从诗和禅联姻的流变解读谢榛的禅悟说

谢榛认为诗与禅“悟同而道别”。他把握住悟这条纽带，为强化和牢固诗与禅的关系作出了贡献。他乐道的悟，直指诗艺，使诗精纯。他虽标举顿悟，具体主张却接近渐修。其悟承袭了严羽的“透彻之悟”，且掺杂了道、玄、儒诸家观念，缺乏明确的规定性。     

学人之诗与肌理说辨析

清代诗学家翁方纲倡肌理说,又倡"学人之诗",二者经常被混为一谈。其实,"学人之诗"指涉的是诗歌的题材内容,肌理说指涉的是诗艺。翁方纲本人以数以千计的题跋考据诗实践了自己所提倡的"学人之诗",他却不具备足够才力为悬格极高的肌理说提供样本。     

论沈曾植的学人之诗

沈曾植是晚清著名的学者,他的诗歌是典型的学人之诗,诗中不仅有深奥的学术思想,而且僻典奥语,层见叠出。可以说,他的诗歌达到了中国古典诗歌以学问为诗的巅峰状态,造"学人之诗"之极,此前此后都没有人引学问入诗如此之深、之繁、之僻。沈曾植的诗歌表明古典诗歌发展到近代后期,基本丧失了清新朴实的天然之风,学问化长期潜在的问题使它的生息气脉已折耗殆尽。     

“王者之迹熄而《诗》亡”申述

孟子所谓“王者之迹熄而《诗》亡”即西周之礼乐制度崩而《诗》亡。孟子以王道一统天下为政治理想,所以他强调孔子作《春秋》是秉承了《诗》之礼乐血脉,《春秋》所叙即为“天子之事”,这也就是他说“《诗》亡然后《春秋》作”的深层用意。     

朱熹《诗》之“晋风”理解上的新成就

在朱熹对《诗·魏风》和《诗·唐风》的解读上，包含若干异乎前说的新成就。一，他有着《魏风》、《唐风》实为“晋风”的思想，以及“晋风”风格取决于晋之地理环境的文学风格理论。二，他在“晋风”阐释史上最早提出了《蟋蟀》和《山有枢》为唱和之诗的观点，这是《诗经》学史上的新创见。三，他否定了毛《序》为代表的汉唐旧说关于“晋风”主旨上的“刺”诗说，将某些篇章读为表现衰乱之世士子心态的诗篇。当然，所有这些新成就，和朱熹在整个《诗经》学思想上的新突破又是息息相关的。     

李商隐政治诗中的“甘露之变”

李商隐的政治诗是他诗歌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有感二首>、<重有感>等诗真实地反映了晚唐重大政治事件"甘露之变",这些诗作让我们认识了一个关心国事、耿介不阿的李商隐.     

济慈诗歌的悲情人生与美、真、爱的有机统一

济慈的诗集美、真、爱三位为一体,超越了悲情人生,化具体为普通。济慈的诗用精妙的节奏,表现自然状态下的和谐之美,咏唱天与人的和谐之音。济慈满怀热情求索,以生命为代价建构诗的生命天地。逃避并不是唯美,沉湎更见出创造。济慈执著的梦幻追求,多彩的狂迷欢乐,使他的诗的世界充满激情和异土情调,其爱心又总让人感受到生命跃动在他的诗国。济慈以狂迷的体验、多彩的欢乐,帮助读者找到了现代精神的一个形式,即让生命充分扩张、延伸,并使之充满另一个世界。济慈随心所至、自然生成的诗歌的观念同后来意象派的诗歌创作思想是相通的。济慈的诗作及其诗论的影响已超越了国界和语言的限制,成为世界共同拥有的宝贵精神财富。     

李调元与学人之诗及性灵诗派

清代学者兼诗人李调元在世时诗坛即有以他为性灵派诗人之说。李调元虽喜爱袁枚的性灵派诗,但他们仅在晚年始有短暂交谊。李调元是学者,其诗有学人之诗的倾向,但又具有诗人之诗的特点,在乾隆时期的诗坛卓然自立,在清诗史上有一定影响。将他与袁枚在诗论、诗学渊源和诗歌创作等方面进行比较,可证实李调元不属于性灵诗派,并有与之对立的状态。我们尚应对其诗论与创作进行深入的研究。     

最有诗才的现代学人——略论萧公权先生的旧体诗

就诗学观念而言,萧氏不仅超越了传统士大夫不够纯粹的学术人生观念,同时也超越了一般诗人对诗歌创作本身的艺术功利之追求。其原因大约可归结为两方面:一是由于纯粹的现代学术意识带给他一种异常纯洁的书卷气,二是他比较坎坷的人生经历恰好使一个才子诗人的思想情感获得了一种深沉的内涵。萧氏不同寻常的诗才尤其可从其作品的运思、意象和意境构造之中得到足够的说明,其诗作的审美特征主要可以从用语之工、诗感之细、意境之纯和体式之广四方面概括之。     

从入世到退隐 寓悲壮于闲淡──论王安石退隐前后的心境与诗境

王安石具有治国长才，位至宰相，并主持熙宁变法，变法失败后，退隐林泉过山野生活。他为官期间，一心忙于政务，所写的少量的咏物纪游诗，带有浓烈的积极入世的感情色彩，是一种“有我之境”；二次罢相后，他隐居“半山”，表现出“无官一身轻”的清高洒脱的神态，但内心深处并没有忘却政治和变法之争。这种“身在山林，心存魏网”的矛盾心境，使他退隐后的诗在意境上表现出“寓感愤于冲夷之中，令人不觉”的特点，堪称“无我之境”。     

“智慧之美”:卞之琳诗歌的“智性化”特征

卞之琳诗歌中的"智慧之美",是其自觉追求诗歌"智性化"的体现。从20世纪20年代穆木天提出"诗要有大的哲学",到20世纪40年代袁可嘉等人提出"现实·玄学·象征"的结合,中国现代诗人一直尝试将诗歌艺术审美与个人哲思结合起来,卞之琳是这个探索过程中极为重要且影响巨大的一环。思辨的特色贯穿了卞之琳一生的诗歌创作并成为其独具价值的艺术风格。他的思辨以"相对"观念为中心,其诗中"距离"、"对照"和"变易"三大主题都围绕"相对"观念展开。诗人在艺术上借鉴了西方现代主义"非个人"化、"客观对应物"等手法,从最细微琐碎的事物里发现诗和哲理,将抽象的哲思变为具体意象,造成独特的艺术效果。他是20世纪中国现代主义诗潮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和艺术高峰,其在哲学与现实、智慧与情感的结合方面,以及在隽永与亲切间把握平衡的方面,取得了无人企及的高超成就。     

论陈衍《诗品平议》中的"学人之诗"

<诗品平议>是陈衍专论钟嵘<诗品>的著作.陈衍对于<诗品>以批驳为主,眼光挑剔.究其原因,陈衍是在以"学人之诗"思想衡评"诗人之诗"之论.<诗品平议>是陈衍"学人之诗"诗学思想的一次评论实践,浸染了清末学术风气,也体现了陈衍自己的诗学追求.     

古代诗体界说之清理与反思

"原生态"诗体,曲、词一体,诗、歌一体,属于音乐范畴;"衍生态"诗体,则是文学的一体.内容本位、技艺本位界说诗体,是本体论,还有以作者本位、读者本位、本原本位、功能本位界说诗体的.诗体有"形而上"、"形而下"之分,形而上者是诗之道,是本质、精神和灵魂,形而下者是诗之艺,属于技术层面.诗的定义,为是非真假判断,诗的本质界说,是高下优劣的价值判断,实为不同的概念.诗不仅是纯粹的文学文体,还是文化文体.古代多元的诗体观,各有合理性和局限性,应宽容看待,切忌以"专制"思维,只取一体.当下以"纯文学"观念理解古代诗体,"遮蔽"了诗歌史许多真相,必须深刻反思.     

庄子--中国文学的奠基者

庄子不仅是一位哲学家 ,而且是一位伟大的文学家 ,他对中国文学有着开启之功 :崇尚自然 ,维护人的自然性情 ,成为中国启蒙文学的渊源 ;他的审美情感 ,开拓了诗的疆域 ,与《诗经》、《楚辞》鼎足而三 ,成为中国的诗歌之源     

李颀吴越之游考辨

李颀是盛唐时期的重要诗人,然学界对其生平行迹却所知甚少,以至于今天我们对其生平仍然有许多模糊不清的认识。通过考察李颀有关的诗及其他史料,可以发现李颀曾经有过吴越之游,时当在开元23、24年(735、736),他进士初第之后不久。这是李颀生平行迹中之有重要意义者。考察他的吴越之游,不仅有助于弄清其生平行事,同时对于了解他与当时诗坛其他诗人之间的交游也有积极意义。     

传统诗学视野中的白居易感伤诗

白居易诗集中有"感伤诗"一类,但他却带着贬抑的态度看待它。这种态度背后隐藏着诗学史视野以及一直被学界忽略的思想史视野。具体而言,感伤诗的核心内涵是日常生活中的感伤之情。白氏基于诗教观以及性情之辨观念,做出轻视感伤之情和感伤诗的价值判断。这也是感伤诗在其创作历程中由盛而衰的关键原因。白居易诗歌作为体现唐宋诗歌转型的典型之一,他对感伤诗的认识和态度,有助于理解"宋人的诗扬弃悲哀"的问题。这同时也是性情之辨此一哲学观念深刻影响文人生活以及文学的典型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