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州宗族祖训家规及其当代文化价值

徽州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地域文化的代表,其内核——祖训家规是在缺乏系统法治管理的传统社会,地方宗族制定的教育、管理和约束族内子孙的智慧的结晶,其中的一些价值理念,如修身、治家、事亲、睦邻等依然值得传承和弘扬。汲取徽州宗族祖训家规中的养分,将传统文化、民族文化中对当代社会仍有价值的部分进行传承并发扬光大,对于延续和弘扬中华民族的"家国"文化,乃至推进文化强国战略目标都有重要意义。     

徽州家谱中的清代涉墓诉讼论略

有清一代,徽州宗族尤其重视"祖宗藏魄之所"的坟茔。这种重视不仅仅是因为墓地为祖先崇拜的现实表述,更是由于其为家族利益的一种特殊载体。墓地在精神和现实世界的双重属性以及选址上的特殊性,造成民间社会出现大量以墓地为中心的诉讼。既有异姓宗族间的诉讼,也有同一宗族内部不同支派之间的诉讼。诉讼的内容主要集中于侵占、盗害墓地及与墓地"吉壤"相关的风水。徽州宗族对涉墓诉讼非常重视,阖族参与的现象十分普遍,并在各自家谱中记载诉讼的过程和结果,作为宗族财产权利合法性的证明。墓地诉讼反映了清代徽州社会的宗族观念、风水观念、民间习俗以及地权争夺与权利冲突等。     

中国传统宗法观念对现代道德与法治的影响

中国的封建社会是一个以血缘为纽带、以地缘为基础、以家族为其基本结构的社会,它从原始社会末期的父系家长制家族,发展到明清时期的聚族而居的封建型家族。而产生于夏、形成于西周的宗族制度又严重影响着中国封建社会的家族制度,并进一步形成了宗族法。但宗族法观念并没有因新中国的建立而彻底消失掉,它在当代又以不同的方式存在     

浅析明清徽州宗族的教育理想

明清时期,徽州宗族教育的根本目的是振兴宗族.基于这一总需要,徽州宗族又将振宗兴族的总目标细分为三个方面:首先是通过科举入仕,光宗耀祖;二是科举不成,学得治生手段,争取富贵出头;三是富贵不成,亦可断文识字,勤于耕读.在宗族的大力奖劝下,明清徽州社会一片繁荣,呈现出封建社会少有的和谐富裕景象.     

清代徽州祭祖概述

清代徽州祭祖在明代的基础上继续有所深化,在经历了两次战乱之后又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高峰。在重点讨论清代徽州地区的宗族有关祖先祭祀过程中遍修祠堂、重修宗谱、合修坟茔等内容的基础上,以《茗州吴氏家典》作为徽州祭祖研究的个案,论述贯穿清代徽州宗族祭祖的宗法思想和宗族实践。     

试论明清时期官府和宗族的相互关系

封建社会的官府是统治阶级进行统治的行政机构,它的政策和措施反映了整个统治阶级的意志。宗族是一种以血缘为组合形式的社会共同体,在封建社会宗族组织是地主阶级藉以控制农民的手段之一。毛泽东同志说过:政权、族权、神权、夫权是地主阶级控制农民的四大绳索。因此,官府与宗族的关系是研究封建社会之治乱所不能不涉及的问题。过去学术界对这个问题研究得较多的是二者关系中互为支持的一面,全面地、系统地分析二者关系的论文尚属少见。明清时代是封建社会的后期,官府和宗族的关系的复杂性已充分暴露。探研官府与宗族关系的二重性,以揭示其深刻的社会本质是本文的宗旨。     

浅析徽州古民居村落历史文化源流

在徽州这片古老的土地上,分布着许多造型古朴、特色鲜明的古民居村落。这些村落在选址之初,往往对周边地理环境非常注重,而在后期的发展过程中,又与当地的人文思想、宗族观念密不可分。因此可以说,当地的地形、气候、水体、建筑材料等自然环境因素,与宗族制度、朱子理学、风水理论、徽商经济这些人文环境因素一起,共同影响和造就了独一无二的徽州古民居村落。     

清代徽州宗族聚居村庄的社会、经济与文化——以祁门红紫金氏宗族为中心

位于祁门西部山区的红紫村,是徽州金氏宗族的聚居中心。清代,红紫金氏宗族在经济上以农耕、山林生产为主,兼有少量经商,其宗族经济发展反映了清代徽州宗族的一般特征。其文化则以祭祖活动为中心,通过会社组织祭祀活动,并致力于科第功名。但因该宗族既未产生显赫官员,也没有富商大贾,其发展更多地显示出清代徽州一般宗族聚居村庄的特征。     

论徽州宗族祠堂

宗族祠堂林立是徽州一个重要的社会和历史现象。本文探讨了徽州宗族祠堂的兴起时代、建造规模、建筑装饰及其历史背景和社会作用。作者认为，明代嘉靖年间，夏言进行民间祭祖札制改革以后，徽州宗族出现了大建祠堂的热潮；徽州宗族祠堂规模宏大，装饰精美，建筑耗费惊人。作者指出，明代中期商品经济的繁荣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的出现所引起的徽州社会变化，冲击了徽州的宗族统治，因此许多宗族集团才大量建造祠堂，以加强宗族观念和宗族团结，巩固宗族组织和宗族制度。     

徽州普通家族的谱系构建——歙县刻工家族虬川黄氏族谱编纂考

编修族谱是明清时期徽州各宗族的一项重要活动,即使是一个普通家族,也有强烈的编修族谱的愿望。歙县虬川黄氏以刻书技艺精湛闻名于世,族中没有出现过富商大贾和显赫官员,成员大多生活并不富裕,是徽州地位比较低微的平民家族。该族十分重视家谱的纂修,历经几代人的努力,于清道光年间纂成《虬川黄氏宗谱》。与其他许多宗族相似,虬川黄氏修谱也存在虚构世系和攀附贵胄等现象,《虬川黄氏宗谱》通过对宗族远代世系和祖先小传的构建,将本族列为望族之后,希望以此抬高自身的社会地位。虽然普通家族所修族谱比较简单,却真实地展现了中下层家族宗谱的编修状况。     

地方、士人与空间秩序:晚期帝制时代中国士人的“地方”想象——以宋明间徽州士人的乡邦言说为例

南宋时期,徽州士人多以水土论风俗,认为徽州独特的地理环境造就了徽州人勤劳、刚烈的民风特点。这种论说虽然更容易彰显徽州的独特之处,但并不隐含与其他地方的对比,也很难将徽州的士人与天下的士人和士人文化连接在一起。到了元代,徽州士人开始强调自己儒学的一面,认为徽州是程朱之学的正宗,因而是天下的楷模;徽州与天下各地是联系在一起的,并且是羊群里的领头羊。元明之际,徽州士人推出徽州为"东南邹鲁"之说,徽州因此超越了别的地方,但是这种超越并不意味着徽州与别的地方有任何本质上的不同,特性呈现在共性之中。明代中叶,徽州士人又以祠堂、宗族等为一地之标识。此后直到清末,徽州人对于自己乡土的论说大体稳定,主要以"东南邹鲁"与祠堂、宗族并举。以宗族论徽州和以道学论徽州,都是强调徽州在追求共同的目标方面比别的地方做得更好,都是在共性之内界定个性。在这种强调"地方"之"特"但不强调"地方"之"独"的论说中,其他"地方"被认为和本地在社会道德的理想上以及士大夫努力的方向上大致相同。晚期帝制时代的中国,在士大夫的空间想象中,每一个其他的地方都应该是如同本地一样,包含了相同的社会秩序与道德理想,而所有的"地方"都应该是"天下"的缩写。徽州的个案提示我们,其实在帝制晚期,中国士人对于天下的想象更接近于浪漫主义时期的德国人。     

宋明以来徽州血缘身份认同的建构与强化

宋代以来至民国时期,随着徽州山区经济的开发与发展、徽商经营的成功、宗族社会的形成,以及教育、科举和文化的发达与繁荣,徽州知识暨文化精英逐渐揭开徽州地域文化认同建构的序幕,其中祖先中原的身份认同和谱系拟构即是重要的基础性一环。徽州知识暨文化精英通过不断纂修谱牒,强调"万殊一本"的理念,并在矛盾、对立和冲突中,建构和强化了祖先中原的血缘身份与宗族谱系认同,以标榜徽州宗族文化的特殊性、优越性和自豪感。这种血缘身份认同几乎无法与历史真实性达成统一,但它确实强化了徽州宗族内部的凝聚力和向心力,进而维系了徽州地域社会的秩序,促进了徽州经济与文化的发展。     

成都东山客家家风传承路径及启示

家风是家族子孙代代恪守家训、家规而长期形成的具有鲜明家族特征的家庭文化。在中国传统社会里,家族依靠传统家风,对家族成员进行文化熏陶,完成个体的社会化进程。近代以来,随着宗族观念的淡化,尤其是现代社会"小家庭时代"的到来,传统家风受到冲击,家风的传承和弘扬显得极为迫切。成都东山客家,自清初从闽粤赣边迁徙来川,数百年来,通过有形与无形两条路径坚守和传承客家优良家风,为当前家风建设提供了生动样本和有益启示。     

明清时期徽州族谱的控制功能

徽州宗族作为一种社会组织形态,发展至明清时代,其对族人的控制与管理的功能日渐强化.在这一过程中,徽州族谱的功能也较前发生了变化,由原先相对较为单纯的族史文献发展为过于突出"谱法劝惩"功能的教化文本.明清时期,仕宦、乡绅、商人等徽州宗族精英分子之所以积极参与族谱编纂活动,其主要目的之一即在于利用族谱加强族内控制.以社会控制为视角来讨论明清徽州族谱的功能,似更有助于揭示这一时期徽州族谱的本质.     

徽州宗谱家法资料中的植树护林行为

徽州宗谱家法是谱牒资料的重要内容 ,它是徽州宗族社会的民间法规行为 ,是宗族成员行动的规范 ,对宗族成员的行为起约束作用。提倡植树护林 ,是徽州宗谱家法资料的重要内容之一。它表现了徽州宗族追求林木绿化景观的景观生态思想 ,倡导植树绿化的行为和禁止毁林的护林行为 ,并在客观上培养了徽州人种植和保护林木的习惯 ,产生了巨大的植树护林效应和约束力量。该文认为产生徽州地区宗族植树护林行为的重要原因是 ,山林经济地位特殊、毁林严重、风水意识盛行及宗族经营山林。在大力开展植树造林、保护森林、改善生态环境的现代社会里 ,徽州宗谱家法仍然具有积极的现实指导意义。     

明清时期徽州的乡约简论

乡约是宋代兴起、明代中叶至清代前期得到官府鼓励和推行的一种村民自治的教化组织.在徽州,明代乡约建设倡行于嘉靖五年,极盛于明代后期的嘉隆万和清初的康雍乾时期.其组织形式与徽州本地特有的宗族组织有机地结合起来,对徽州农村社会的稳定发挥着不可低估的作用.明清时期徽州乡约运作与管理十分规范,是同一时期全国乡约发展的典范,祁门<文堂乡约家法>、<岩寺备倭乡约>等乡约出现,标志着徽州乡约发展的成熟与完善,它是封建社会末期统治者所倡导的法治与德治、礼法合治的最为典型的代表.     

明清时期徽州宗族共生的实际形态研究——以岩镇为中心

一般认为在明清时期徽州村落的主要居住者均为同姓宗族,少有他族,但在徽州市镇中表现出诸多宗族共生的生活状态.以岩镇为例,有多达十数个宗族在一地同居生活,这些宗族和谐共生,形成稳定的社会生活状态.宗族共生状态的形成与稳定不仅受到了当时徽州宗族社会整体的影响,也有岩镇地区独特商业氛围的作用.从这种状态本身探寻其中的一般性与特殊性,可以从另一角度阐述宗族间复杂的社会关系,并管窥明清时期徽州宗族社会生态.     

宗族联姻与明清徽州地方社会——以祁门善和程氏为中心

祁门善和程氏是徽州世家大族程氏宗族的重要支派,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光绪《祁门善和程氏宗谱》等史料包含该宗族的"精英"人物的婚配情况的许多记载,反映出明清时期该宗族联姻圈的基本特征是婚配对象多为名门望族、聚居祁门本县、多为官宦世家、多通诗书礼仪等。明清时期祁门善和程氏宗族联姻圈的基本情况和基本特征具有典型性,鲜明地反映出明清徽州社会宗族联姻的影响因素和主要特点,如联姻范围以县境特别是邻近村落为主、世婚盛行、婚配对象标准趋于一致、对女性身心控制严重等。     

论徽州宗族的繁荣

宋元以来,特别是明清时期,徽州宗族特别繁荣,徽州成为中国宗族制度一个十分典型的地区。徽州宗族的繁荣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呢？一、祠堂建设;二、族谱修纂;三、族田设置;四、宗族活动。许多世家大族花费巨额财富,大建祠堂,大修族谱,大置族田,大搞宗族活动,充分地表现了徽州宗族的繁荣。     

太平天国时期的徽州宗族:以沙堤叶氏为例

祁门县沙堤叶氏宗族个案说明:太平天国时期,徽州宗族遭到太平军沉重打击,由此倒向清廷一边,不遗余力地捐资助饷、举办团练以抵御太平军。与徽州宗族以及各个阶层之间关系的异常紧张,是导致太平军受到极大钳制从而错失徽州战局的一个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