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还是留:返乡农民工再次外出务工 意愿的实证研究 ——基于成本—收益理论

文章基于成本—收益微观经济学理论和研究框架,采用2010年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数据进行二元Logit回归计量分析,探究返乡农民工再次外出务工的决定因素,最终得到以下结论:成本和收益从经济、心理、社会和个人资本4个方面,通过博弈来显著影响农民工再次外出务工意愿.文中的4个假设基本成立,印证了成本—收益理论在中国返乡农民工再次外出务工问题的应用,即外出的收益与再次外出务工意愿成正比,成本与之成反比关系.另外,研究发现:获得专业技术职称会降低再次外出务工的概率;农村土地资源禀赋、农村医疗保险对农民工再次外出务工的意愿影响并不显著.     

论农村人口流动视域下的农民政治权力保障

近些年来,大量农民以非户籍迁移的方式进入城市务工。这种大规模的非户籍迁移性质的人口流动给留在农村的农民和外出务工的农民的政治权力行使都造成了巨大的冲击。首先分析了农村人口流动给农民政治权力行使造成的挑战,进而提出农民政治权力保障应遵循的实效性原则、便利性原则和渐进性原则,最后从农村村民自治制度调整、农民行使政治权力的方式和外出务工农民在务工地政治权力的保障三个方面探讨了农民政治权力的保障问题。     

农民外出务工与现代性自觉——基于苏北B县农民外出务工的考察

苏北B县农民在内在经济冲动力的驱动下外出务工,在务工过程中不断获得现代性,主要表现在他们的思维方式、价值取向、生活方式等方面实现了从"传统"向"现代"的变迁。现代性的获得又使他们更加理性的流动,越来越以经济收益为流动指向,利用他们获得的技术、资金和各种社会资本积极探寻新的流动途径。在江苏省大力发展苏北经济的热潮下外出务工农民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乡土回流,反映了他们现代性的进一步增强。     

农民外出务工对收入影响的反事实分析

采用2010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和2009年珠三角城市农民工调查数据,运用反事实分析方法对未外出务工农民和外出务工农民工收入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外出务工行为确实具有收入增加效应,由于样本选择性偏误的存在,传统的OLS回归分析方法低估了这种收入增加效应;另外,外出务工对不同外出务工倾向性者的收入增加效应具有强弱区别,其中,收入增加效应最强的是外出务工倾向性最高者,其次却是外出务工倾向性最低者。此研究结论与现时存在的"民工荒"现象说明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对解释现时中国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决策问题更具有现实意义,中国的农村劳动力城乡流动问题更需要从社会制度视角,综合社会、家庭和个人等方面的因素进行分析。     

农民外出务工特征的交叉分析与思考——基于安徽农民外出务工现象的调查

利用外出务工农民的调研数据,采用交叉分析的方法,定量分析农民外出务工多方面的特征。研究结果表明,外出务工农民的人员构成呈现出多样化,性别严重失衡,青年农民工占较高比例;受教育程度普遍偏低,但年轻的受教育程度明显高于年长的;从事的行业以建筑业、工业和批发零售业等体力型行业为主,但年龄和性别对从事的行业有很强的影响;外出务工农民有留在城市定居发展的意愿,特别是年轻者留城意愿更加强烈。因此,应着力解决外出务工农民的性别失衡问题,做好青年外出务工农民的工作,加强就业、创业培训,提高外出务工农民的就业创业能力,拓宽其就业面,加快农民工市民化,使外出务工农民融入城市。     

外出民工道甘苦——对重庆市农民外出务工状况的调查

目前农民外出务工的情况如何?流向怎样?收人多少?他们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什么?带着这些问题,重庆市农村社会经济调查队于2001年一季度专门针对农民外出务工问题对180个村的1800户农民家庭进行了一次民情民意专项调查.     

外出务工对欠发达地区农民消费倾向的影响

文章通过问卷调查着重对流动因素(外出务工人员流动性)和资本因素中的外出务工收入(打工收入)对农民食品消费倾向、耐用品消费倾向、人力资本投资倾向以及社会交往投资倾向的影响进行了分析。研究表明:外出务工人员的流动性对食品消费倾向有显著的负效应,对耐用品消费倾向、人力资本投资倾向、社会交往投资倾向的影响不显著;外出务工收入对耐用品消费倾向具有显著的正效应(其贡献在所有收入变量对耐用品消费的贡献中比重最大),对人力资本投资倾向具有显著的负效应,但对食品消费倾向、社会交往投资倾向的影响不显著;外出务工人员流动性和外出务工收入对不同类型的农民消费倾向具有不同的影响。     

外出务工与农民现代性的获得

本文依据实地调查资料，通过对华南一个以外出务工为主的村落的剖析，揭示了外出务工对原住地社会和文化变迁的作用。本文着重分析了个人现代性获得的社会背景和条件，阐述了外出务工对农民获得现代性的作用及过程。我们的结论是农民跨区域自由流动，既促进了村落的经济发展，也促进了个人现代性的获得     

中国农村劳动力外出的影响因素分析

本文从个体、家庭、社区和制度等多个层面,利用人口迁移理论对中国农村劳动力外出的影响因素进行了系统分析,在此基础上,建立了劳动力外出决策模型(Probit模型),对提出的假设进行了实证。主要结论是:农民外出决策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对农民个体来讲,劳动力外出行为首先表现为人力资本竞争选择的结果;对于农民家庭来说,家庭相对剥夺感和市场流动性差增加了农民外出务工的可能性,新经济迁移理论在中国是实用的;对于家庭所在的社区来讲,一个基础条件好和社会网络资本丰富的社区有利于推动农民外出,但过高的非农产业发展水平会降低本地劳动力外出的可能性;从制度层面讲,城乡二元结构及其相关的制度变革对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产生了根本影响。因此,加快农村劳动力流动转移的关键是要提高农民人力资本、改善农村发展条件和改革不合理的二元结构。     

从背井离乡到创新创业 ——兼论互联网使用对创业的作用

文章利用2016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数据探讨了外出务工经历对农民创业的影响.实证分析表明,外出务工经历显著提高了农民创业概率1.67％.使用工具变量法和倾向得分匹配法对内生性进行弱化后,上述结果仍旧稳健.并且发现异质性外出务工经历中,企业务工经历对创业行为并无显著影响,而自由工作、个体工商户等非企业工作经历则显著提升了农民创业概率,这为不同类型的外出务工经历对创业的影响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打开了外出务工经历的"黑匣子".对外出务工影响创业的机制进一步探讨发现,外出务工经历会通过社会资本、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三个渠道提高农户创业概率,而创业动机并非其影响机制.同时,文章发现,互联网使用在一定程度上与外出务工具有类似的功能,对外出务工经历存在一定的替代效应.最后,文章研究表明外出务工经历对本地创业具有显著影响,而对外地创业的影响则不显著;相较于雇主创业,外出务工经历对自雇创业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金融危机对农民外出务工的影响及对策

选取湖北省远安县马渡河村作为样本,通过全面分析金融危机风波对该村农民外出务工的负面影响和农民外出务工特点,并针对部分外出务工农民返乡创业的情况,提出了增加政府政策性扶持,促进农民工本地就业;提高农民工就业技能,避免因经济波动带来就业波动;向农民工特别是第二代农民工灌输自主创业的思想;发展新型农业,培养多方面人才;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为外出务工者解决后顾之忧等对策性建议。     

从背井离乡到创新创业 ——兼论互联网使用对创业的作用

文章利用2016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数据探讨了外出务工经历对农民创业的影响.实证分析表明,外出务工经历显著提高了农民创业概率1.67％.使用工具变量法和倾向得分匹配法对内生性进行弱化后,上述结果仍旧稳健.并且发现异质性外出务工经历中,企业务工经历对创业行为并无显著影响,而自由工作、个体工商户等非企业工作经历则显著提升了农民创业概率,这为不同类型的外出务工经历对创业的影响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打开了外出务工经历的"黑匣子".对外出务工影响创业的机制进一步探讨发现,外出务工经历会通过社会资本、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三个渠道提高农户创业概率,而创业动机并非其影响机制.同时,文章发现,互联网使用在一定程度上与外出务工具有类似的功能,对外出务工经历存在一定的替代效应.最后,文章研究表明外出务工经历对本地创业具有显著影响,而对外地创业的影响则不显著;相较于雇主创业,外出务工经历对自雇创业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外出务工对农村家庭贫困脆弱性的影响 ——基于CFPS数据的实证分析

探讨外出务工对农户家庭贫困脆弱性的影响,对新时期巩固脱贫成果和相对贫困的治理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文章基于CFPS数据库中农户样本数据,利用VEP法测度农户家庭贫困脆弱性,采用双重差分倾向得分匹配法(PSM-DID)探讨外出务工对农户家庭贫困脆弱性的影响因素,在此基础上提出对策建议.研究发现,女性户主比男性户主脆弱,文化程度越高贫困脆弱性越低,年龄对贫困脆弱性的影响呈U型趋势;外出务工能够显著降低农户家庭的贫困脆弱性,可以让家庭未来陷入贫困的概率降低6.6％左右;外出务工对成员健康、参与劳动力培训的家庭影响较大,获得政府转移支付的农户家庭贫困脆弱性下降幅度略高于无获得政府转移支付的家庭.最后试图从动态识别贫困、精准帮扶脆弱性群体、有序引导农村劳动力流动和提高农民整体素质等方面提出建议.     

农民外出务工遇到的问题与对策

政策制度障碍问题、人力资本偏低问题是农民外出务工遇到的主要问题。解决这些问题的对策和建议有: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劳动就业政策制度改革和教育政策制度改革,加大培训工作、提升外出务工农民的人力资本,加大收入分配的改革和调控,不断提高农民外出务工收入水平,培养城镇当地居民和进城务工农民的"换位思考"能力,促进二者和谐相处。     

农民外出务工收入研究——基于河南省商丘地区样本的计量分析

以2006 年河南省商丘地区的840户农民家庭的调查样本为例,通过对调查数据的计量分析,探讨农民务工收入的决定因素。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促进农民务工收入增长的政策建议。研究发现,性别、受教育程度、从业地区类型和外出方式对农民外出务工月收入的影响不显著,而年龄、接受劳动技能培训情况、外出从业经验和是否签订劳动合同对农民外出务工月收入则存在显著的正面影响。为此,应大力发展针对农民工的职业技能培训,加强农民工权益保护,并由政府部门及时向农民工发布用工供需信息。     

新疆农村维吾尔族青壮年对外出务工的认同及动因分析

了解新疆农村维吾尔族富余劳动力对外出务工的认同及动因,有助于解决维吾尔族农村富余劳动力外出务工的瓶颈问题。该文根据新疆南疆三地州调查问卷数据,并结合访谈资料,对新疆农村维吾尔族青壮年的外出务工认同度及动因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87%的留守田园农民有外出务工意愿,但外出务工意愿并不强烈;在外出务工转移动因上,转出地内在动力是决定性因素,而转入地动力差强人意。为此,提高转入地动力是深化转移工作的重点。     

农民工流动的成本收益分析

在对农民工在农村和城市的生产生活成本和收益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构建了农民工流动的成本收益模型。分析了工资收入水平、流出地区农民收益差异、非经济成本、社会收益等影响农民工流动迁移决策的因素,及各因素之间的关系,探讨了农民工流动的机理。     

外出务工对贫困地区农村已婚女性家庭地位影响探究——以甘肃省定西市通渭县为例

外出务工是当今城市化进程中人口流动的主要形式。通过对贫困地区农村"外出务工女性"与"未外出务工女性"的调查数据对比分析发现,随着贫困地区农村已婚女性的外出务工,其性别观念得到一定更新,以往单一的家庭角色认知模式被打破,且经济独立性有所提升,家庭决策平权化趋势逐渐增强,家庭地位得到了明显的改善;但在改善贫困地区农村家庭性别分工模式及家庭暴力方面成效不明显,且由此可能出现留守儿童、孤寡老人等问题。     

外出务工影响了农民参与人居环境整治的方式选择吗？

基于农村劳动力大规模外出务工背景，促使农民以多元化方式参与人居环境整治对于优化村庄人居环境治理效果、建成宜居宜业和美乡村至关重要。借助湖北省655份微观数据，利用Multivariate Probit模型，探讨外出务工、村庄认同对农民参与人居环境整治的方式选择的影响，结果发现：（1）监督是农民在参与人居环境整治过程中最常选择的方式，其次是建言、投资、投劳。（2）外出务工能推动农民以投资、建言的方式参与人居环境整治，村庄认同能促使农民选择以投资、投劳、建言、监督的方式参与人居环境整治，且随着村庄认同程度的增强，外出务工对农民以投资、建言方式参与人居环境整治的推动力亦会随之增强。（3）对于新、老两代农民而言，外出务工和村庄认同对其参与人居环境整治方式选择的影响存在差异：外出务工能促使新、老两代农民选择以投资的方式参与人居环境整治，且这一作用对新生代农民更强；村庄认同能推动新、老两代农民以投资、建言、监督方式参与人居环境整治，且在新生代农民上的作用力更大。因此，应推动农民外出务工的良性发展、培育与增强农民的村庄认同，并针对新、老两代农民的特点，制定差异化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推广措施。     

农民土地转出参与意愿的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重庆市345位农民的调研数据,文章通过建立二元Logistic模型实证研究了农民土地转出参与意愿的影响因素。模型结果显示:农民的年龄、婚姻状况、家庭规模、农业收入比重、土地情结、土地经营收益等因素对其土地转出参与意愿有负向影响;农民的文化水平、家庭成员外出务工状况、非农就业期望、进城愿望、土地经营成本和政府制定的土地流转补贴政策等对其土地转出意愿有正向影响。此外,农民的性别、家庭总收入和土地转出程序等因素未能通过显著性检验,对农民土地转出参与意愿无显著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