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和谐社会法律秩序与伦理秩序的同构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构不仅是一种新的制度体制的建构,而且是一种体现在这种制度体制中的新的伦理和法律秩序的建构.法律秩序和伦理秩序蕴含着共同的价值目标,生成于特定的客观经济利益基础,从不同视角并基于不同的作用机理对社会和谐作出自己独特的贡献.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以法律秩序与伦理秩序价值上的契合为根据,以运行过程中的互动与交汇为方式,通过主导与先导功能的释放实现二者的最佳配置,以确保社会的最优秩序和最高效率.     

哈耶克的"自发秩序观"初探

哈耶克"自发秩序观"的知识渊源可追溯到曼德维尔、休谟和弗格森等苏格兰道德哲学家,以及斯密、门格尔等人的经济思想.哈耶克通过对"建构论理性主义"的批判与对"进化论理性主义"的继承和发扬,确立了"自发秩序"的立论基础有限理性与"无知"的知识观;自由、一般规则和竞争,作为"自发秩序"维持的基本条件;在"自发秩序"中,政府的权力必须受到限制,并通过形成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之间的"第三领域"来打破政府对公共服务与公共物品的垄断.     

自由、法治与秩序重构——读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

哈耶克认为,自由是独立于他人的专断意志的一种状态,它是文明进步的必要条件。法律的价值就在于确保自由,也就是为每个人划定一个他能够决定自己行动的公知的领域。他提出"进化论的理性主义",相信自发秩序的力量,主张法治的条件下实现自由。他的理论对于20世纪的自由主义复兴,具有理论与实践的双重意义。     

全球化背景下的公民文化与法治秩序

公民文化是伴随着社会-国家二元结构的形成和公民社会的出现而产生的一种文化样态,与民主政治的治理架构相伴而生.在当代社会实践中,集中体现为一种以权利为本 住的、开放的、民主参与的、多元统一的理性文化.公民文化对法治建设具有积极的建设性作用,但在全球化背景下,公民身份、国家认同以及权利意识都已经并将继续发生前所未有的变化,伴随着社会性"活法"(全球法)秩序的自发扩展,发展中国家人们刚刚熟悉并努力建构的公民文化与法治秩序又不可避免地遭遇后法治时代的诸多挑战,其结果尚待进一步观察.     

浅谈宪政秩序

宪政秩序是一种社会秩序,是宪法对宪法主体进行规范所形成的社会关系状况.根据不同的分类标准,可以将宪法秩序划分为不同的类型.宪政社会的维持和发展离不开民主、法治的政治和社会秩序,离不开宪法的实现.     

哈耶克“自发秩序”新探

哈耶克所提出的"自发秩序"概念包含两个基点:一是社会秩序的自发性,二是个体的自由性。哈耶克认为社会历史是"自发秩序"的演进,也许和资本主义历史实际不相符合,但"自发秩序"作为一种对社会历史的解释,不在于揭示历史文本的本来面目,而在于解释的现实意义,即个人自由向社会秩序的转化不能遵循少数精英的理性,采取强制变迁,而是通过自由平等对话、解释、博弈、实践,获得个体认同的过程。     

内在秩序的生成机制与社会经济结构的路径依赖

内在秩序是社会群体在长期的交往与互动博弈中自发产生的一种内在规则,并且通过人类的集体学习和模仿机制不断地延续和演进。人类社会大体上形成了两种不同的内在秩序,一种是“集体主义”的内在秩序,另一种是“个人主义”的内在秩序。“集体主义”的内在秩序所形成的社会结构往往是水平式的,是一种“集体惩罚”机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靠非正式约束来调节的,因而社会很难自发地型构出作为市场经济运行基础的法治社会。而“个人主义”的内在秩序昭显了个人的独立性,突出“自我意识”,整个社会结构往往是垂直式的,这种社会结构下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靠契约调节的,法律的作用是明显的,因而具有很强的内在动力促生一个“法理社会”。     

法治秩序下的自由实践

近代以来,自由成为西方社会的主导理念,各国都通过立法对个体自由予以确认,并通过抽象的法律为自由的实现提供制度上的保障。然而,自18世纪以来法治秩序下的个体自由也遭到了不同学派的批评,他们认为现代社会中的人尽管在法律的照看下拥有越来越多的自由,但同时现代社会制度又造成了人的全面异化。现代社会的法律与自由之间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本文尝试从伯林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之划分这一角度来梳理自由与法律之间的复杂关系。     

自由秩序规则--哈耶克法律观述要

哈耶克认为,自由是对人的状态的探求,在此状态下,一些人对另一些人所施以的强制在社会中被减至最小,自由是一切价值的条件和渊源。他提出了自生自发的概念,论述了自生自发秩序与组织秩序的不同。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内部规则和外部规则的划分,指出了内部规则与自生自发秩序相对应,就是严格意义上的法律。内部规则与外部规则相区别,凸现其所具有的否定性、目的独立性和抽象性。这样,哈耶克就完成了从秩序向规则的研究,最终提出了自己的独特的自由主义法律观。     

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法治价值构造论

中国社会法治价值的信仰只能根植于中国社会的客观规定性,由此,中国的法治价值应建构以秩序为法治社会的框架价值,平等为法治社会的价值主导,公平与效率为两翼,自由人权理性等价值跟进的法治价值构造体系.     

乡土社会法治秩序维系基础探析

乡土社会法治秩序的建立和维持从来而且永远不能仅仅依靠国家单方面的力量来完成，只有得到乡土社会中人们的认同，具备一定法治意识的人们能够自愿接受才能够推动乡土社会法治秩序的建立与正常运行。在乡土社会法治秩序建立与维系的过程中，法治意识的培养与认同固然重要，但是乡土社会法治秩序维系的基础仍然是存在于中国传统社会并延续下来的基本道德。     

哈耶克自发秩序理论的内在矛盾与社会建设方案的选择

自发秩序理论是哈耶克政治哲学的核心.这一理论存在着三方面的内在矛盾:1.自发与自由之间的可能冲突;2.进化理性主义与不可知论之间的紧张;3.自由主义立场的坚定性与经验主义方法的相对性之间的矛盾.由于这些矛盾,使得这一理论在实践上存在着一定的局限.哈耶克自发秩序理论的直接后果就是在社会建设方案上的渐进主义、保守主义以及自由放任主义.     

论“自生自发的秩序”及其内蕴的不平等思想

“自生自发的秩序”是哈耶克自由主义理论的核心概念,其知识论基础是理性不及的知识观,其基本特性有:首先,“自生自发的秩序”的基础是参与者个人相互之间的行动与预期的一致性;其次,“自生自发的秩序”是社会主体行动的结果,而不是设计的结果;再次,“自生自发的秩序”为多元社会主体达致其各自特别的目的创造了有益的条件.“自生自发的秩序”对自由的依存、对私有制的倚重,因市场体制的运行而内蕴着不平等.哈耶克的这一理论对于理解中国的不平等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它要求我们要注意一定限度内的不平等的合理性.     

浅析政治秩序的内涵与特征

政治秩序不仅仅是一种政治状态,也非单纯的政治过程或政治结构,不能将政治秩序归纳为政治规则或政治制度的作用结果,探究其内涵还需要从统治阶级、政治理念、政治规则与制度及其利益关系等更深层次要素着手.政治秩序应与政治稳定、法律秩序及统治秩序相区别.政治秩序具有建构性、政治性、系统性、相对稳定性及动态性等特征,本身内含和谐稳定的价值取向.     

法制现代化的基本价值目标——从自由与秩序的辩证关系入手

自由和秩序是价值体系中的两个基本内容,两者的辩证关系包括对立统一观、系统观和两点论与重点论统一观。它们各自的内涵、外在表征及理论与现实基础上的价值冲突表明:由自由与秩序的辩证关系所决定,当代法制现代化的基本价值目标应该是谋求自由与秩序的协调发展,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体现自由的法治秩序。     

论法治秩序与构建和谐社会

我们所要构建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而这种和谐的状态是需要法治秩序来加以保障和协调的。法治秩序是和谐社会的根基,发挥着有效协调利益冲突、保障公民权利、维护公平正义等重要作用,在构建和谐社会中具有重要地位。     

秩序与自由:儒道互补的一个向度

本文从一个直观的想法出发,即古今中外任何文明都禁止胡作非为,任何文化都管不住胡思乱想,"胡说八道"即言论自由有其区域和时代的相对性;试图开发出中国传统中儒家宗法主义秩序和道家自然主义自由的功能性资源,以便推动秩序与自由向它的现代形态,即法治和民主的中国特色转化.     

先秦儒家秩序构建思想中的天

先秦儒家思想的共同目标是结束乱世,实现从天下无道向天下有道的转变,使人们生活在一种具有安全感和稳定感的社会秩序之中。先秦儒家秩序建构思想的终极依据可以归结为天:秩序本身及其规则来源于天;秩序建构主体的智慧和权力来源于天;秩序建构的核心价值及其崇高性来源于天。以天为秩序建构依据的思想后来为董仲舒所发展,并且成为封建社会正统政治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哈耶克"自发秩序"评析

在哈耶克的自由主义理论体系中,自发秩序理论居于核心地位.哈耶克的自发秩序理论继承了由孟德维尔始创并进一步由18世纪苏格兰启蒙运动思想家斯密、休谟、弗格森等人发展的思想,并在批判继承中达到了新的高度.本文对这一理论产生的社会历史渊源和思想理论前提进行了发掘,并详尽介绍了哈耶克自发秩序的理论内容,同时以马克思的视阈对哈耶克的自发秩序理论和市场经济进行了批判,从辩证的角度对哈耶克的自发秩序理论作一评析.     

农村基层政治合法性建构与乡村秩序重塑

农村基层政治合法性的建构直接影响了乡村秩序的产生,而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的合法性建构方式又产生了乡村秩序的不同类型。在传统社会时期,"简约主义"式的合法性建构方式产生了"内生型"的乡村秩序,而人民公社时期,"统合主义"式的合法性建构方式导致了"外生型"乡村秩序的产生。"乡政村治"以至当下时期,农村基层政治合法性建构的方式出现了"上下分离"的悖论,从而导致了乡村秩序的弱化。为重塑乡村秩序,应在基层法治、民主、自治等三个向度上寻找农村基层政治合法性建构的新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