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诗外传》的神话与儒家礼乐思想

《韩诗外传》在解析《诗经》与社会政治时,通过凤凰、河洛图书,自然灾害,社会现象,礼乐文化的一些神话传说,说明其与盛事气象和政治腐败的关联,而这些像的表达建立在儒家礼乐思想的基础上,具有劝谏用事与教化功能,体现了汉代学官的文化方式。其本身不具有神话创造意义,而是解读与文化资源调动运用,体现了学术思想的时代精神。     

《易经》哲学思想的混沌性刍议

关于《易经》(《周易》本文部分)哲学思想的性质究竟是唯物的还是唯心的问题,历来有不同的看法。本文认为,《易经》的哲学思想是呈混沌状态的,其性质就是混沌性。这种混沌性表现为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并存、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成分的互相渗透。认识《易经》哲学思想的混沌性,决不是搞折中调和,这种混沌实际上代表了人类早期认识的特征,是反映论在人类认识初始阶段的客观表现。     

《韩诗外传》新论

本文主要探讨《韩诗外传》的思想特征和诗学观念 ,其中能从“情”的角度来考虑问题 ,既考虑到《诗》蕴涵着治国安邦的大道理 ,同时也赋予《诗》以情性 ,这就透露出韩婴能从文学的角度来审视《诗》的朦胧思想 ,比起前人乃至同时代人都有很大进步     

《韩诗外传》解诗说

以往认为《韩诗外传》引经史、采杂说,不是解《诗》文献。经过仔细梳理分析,认为《外传》是汉初三家解诗文献中一种独特体例。作为一种讲疏体例,在引诗体例,说诗的对象与解说方式的关系,“外传”与“内传”“说”“故”的关系,及解诗的方法和角度等方面的内涵和特点。     

论《韩诗外传》对孟子圣人观的承袭——《韩诗外传》渊源新探

"法先王"和"法后王",是儒家学说中两种截然不同的圣人观,这一区别,往往成为划分儒家学说中孟子一派和荀子一派的关键性依据。然而,被人们认为是荀子后学的韩婴,却在其著作《韩诗外传》中,展现出了对孟子圣人观的大量承袭:无论是对"圣"这一概念的推崇;对古代圣人的称颂;还是对成圣标准的判定上,均与孟子的观点如出一辙。这一现象提示我们,对于《韩诗外传》的渊源问题,值得引起我们的重新思考。     

《韩诗外传》中的神灵与祭祀

：《 韩诗外传》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先秦时期所形成的神灵信仰,承认神灵作为一种人格化的主宰干预并控制着人世的生产与生活。而以天或天神为主导的神灵对人事的影响遵循着赏善罚恶的原则。但同时,《 韩诗外传》又通过一种感应论的阐述削弱了神灵的权能及意志,并借由阴阳之说为天人感应及其维系的善恶报偿赋予了新的依据。《 韩诗外传》对神灵的矛盾态度也体现在对祭祀的理解中,《 韩诗外传》一方面承认祭祀讨好神灵的效用,另一方面又认为祭祀有助于维系、彰显礼乐伦常所需要的某些情感,具有教化的意义。     

《韩诗外传》版本流变的三个阶段

《韩诗外传》是汉初儒生韩婴编写的经学著作, 但今天见到的《韩诗外传》已非汉时旧貌。结合文献记载与征引情况, 可知在版本流变中, 至少经历过三个较为明确可考的阶段, 即汉代六卷本、隋至宋时十卷本、元代以来十卷本。这三个阶段, 使得《韩诗外传》在卷帙与篇章方面均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在对《韩诗外传》进行研究之时, 须将这三阶段的变化考虑在内, 才能获得更加严谨可靠的结论。     

《韩诗外传》对礼与法的统一

崇礼还是崇法,经常作为辨别某种思想属于儒家还是法家的倾向性标识。先秦时期乃至到汉初,礼和法是一对对立的概念,但韩婴对礼与法的理解、对它们在社会生活、政治结构中的作用、关系,作通盘考虑。礼与法在韩婴的治世之道中都派上了用场,二者已经统一在他的政治思想框架里。     

《韩诗外传》与《荀子》用《诗》之异同

前人多笼统言说《韩诗外传》与《荀子》之间的诗学关系,在研究方法上也存在以《韩诗外传》和《荀子》所用之“诗”较多相同为证据,推论二者在《诗》传上之关系等问题。而通过对《苟子》与《韩诗外传》在同一语境下用《诗》情况的微观考察可见,《韩诗外传》用《诗》与《荀子》大异而小同。同时,就著作目的而言,《荀子》为立说而用《诗》,《韩诗外传》为解诗而引事、引理。而就具体每一处用《诗》来说,《韩诗外传》与《荀子》类似,体现出以诗证事、以诗证理的特征。     

白先勇《台北人》与杜甫《秋兴八首》

白先勇认为,“从屈原的《离骚》到杜甫的《秋兴八首》,其中所表现出人世沧桑的一种苍凉感,正是中国文学最高的境界。”本文试从白先勇代表作《台北人》与杜甫《秋兴八首》在思想内容和表现手法上的对照入手,说明杜甫对白先勇小说创作的影响。     

《汉志·诗赋略》分类论略

《汉志·诗赋略》分类义例等问题为后世论争焦点.返归历史语境考索《汉志》分类的基本义例,整体观照并辨析《诗赋略》涵盖的文体、归类方式及内部之种属关系,探讨《汉志》的流变,可以廓清《诗赋略》原本源于《诗》的荀赋、杂赋,肇端楚辞的屈赋、陆赋,乐府采录的歌诗三类编目之事实.     

陆西星《方壶外史》“以儒诠道”的三重维度及思想探析

陆西星《方壶外史》“以儒诠道”的思想特色有三重维度：首先，作为一代道教宗师，陆西星独辟蹊径地指出儒家的“存心养性”即是修真之要。“存心”是陆西星东派修炼筑基炼己第一层功夫。“养性”之说乃陆西星东派丹法功夫得药归鼎之后，丹法中对火候的掌握，其最关键处在于“自然”。其次，陆西星“以儒诠道”的根由在于“二圣不异”，同于“理一”，且二圣之教皆教人归返复本，皆以“不争”为入道之机。最后，陆西星“以儒诠道”有着自己鲜明的宗派立场，陆氏对传统儒家思想并非一概吸收认同，这集中表现为其对“吾儒”的批判。陆西星“以儒诠道”的思想特色具体阐明了儒家道德理性如何走向生命实践的功夫路径。     

《儒林外史》的“天下”、“古今”与“山东”

吴敬梓的儒家情怀与史官思想,使《儒林外史》全书有非常浓重的“天下”、“古今”意识,影响于故事地点与人物隶籍、游历之地的设计等,都有特别的考虑。最突出是从“山东汶上”写起,又写周进、王惠为汶上人和王冕、虞博士等也要来山东等等,都是一种深曲的笔法,有深隐的寓意。     

《诗》骚对汉代诗歌影响对比研究

作为先秦文学作品的《诗》、骚对汉代诗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影响的表现又有不同。《诗》的影响主要在精神上,骚的影响主要在抒情上汉人在感情上,对骚的接受更自然一些,而对《诗》形式上的学习相对于骚来说,更自觉一些骚作为一种地域性文化,对汉代诗歌创作群体的影响,远没有《诗》的影响大。《诗》骚又对具体作家、作品同时起影响作用。     

汉代哲学思想发展的科学基础

两汉时期科学技术以及科学思想的发展和成就 ,特别是在中国水利发展史上占据重要地位的汉代的治水活动 ,不仅本身包含着非常丰富的朴素唯物主义和朴素辩证法的思想 ,而且也为哲学提供了非常丰富的材料 ,提出了极其广泛而深刻的研究课题 ,对当时朴素唯物主义、无神论和朴素辩证法思想起着积极的促进作用     

赵俪生先生的哲学方法初探

本文对赵俪生先生哲学方法论进行了初步探讨。赵先生主张,哲学思想的研究必须置于广阔的文化背景下加以综合考察和准确定位。他从文化入手,在先秦诸子的研究中提出了一系列深刻独到的见解。赵先生是最早摒弃日丹诺夫的教条主义,而主张对哲学家的阵营归属和思想观点进行辨证认识的学者之一。他反对简单地用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对哲学家进行定性,提出在中国哲学史上存在着一些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共居的哲学。赵先生是中国当代明确地把“内”与“外”从中国古代哲学中抽象出来并进行现代阐释的第一人,并由此出发对中国哲学史上的唯心主义进行了再评价     

秦汉时期的繇与繇使

通过对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中有关繇的词义分析,认为秦汉时期的繇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徭役或苦役,它含有繇使、繇役等多重语义,其中繇使就类似于出公差,秦汉时期的一般官吏随时都有繇使的可能。     

羌族释比经典及其研究价值初探

羌族释比经典是羌族人民一代一代口传言授的经典,内容涉及战争、宗教、民族、文化、哲学、历史、伦理道德及医药等诸多方面,是了解羌族先民生产生活演变过程的百科全书.本文在介绍释比经典的八种类型的基础上,探讨了经典在历史、哲学、文学、科技等方面的研究价值.     

论《毛诗》影响韩愈诗歌的得失

韩愈的诗学观和诗歌创作受到《毛诗》及其经学阐释的深刻影响。这种影响对韩愈"称道盛德"的诗学观念和模仿《毛诗》的诗歌创作产生过负面作用,而对其"舒忧娱悲"的抒情理论和抒情诗创作却产生了十分重要的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