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同监管视角下中国药品安全管理体系构建

药品的安全监管是贯彻十八大精神的重要体现,有利于保障消费者的权益。针对目前我国药品安全事件频发的现状,基于主体协同和过程协同相结合的协同监管视角,通过被监管者的分层,对不同规模企业实施不同的监管重点和监管人;通过监管者的分类,对不同监督职责的主体实施不同的监管程序和责任。与此同时,要有针对性低加强监管过程中各个环节的监管力度,完备问责机制,最终达到有效监管和保障药品安全的目的。     

风险成本视角下违禁药品滥用的成因及其治理——以瘦肉精监管为例

我国违禁药品滥用问题日趋严重。在论证风险成本、企业安全激励与食品安全治理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后,重点检视了影响风险概率与风险损失的法律环境因素。得出的基本结论是:我国违禁药品滥用问题屡禁不止的根本原因在于企业承受的风险代价太低;政府对瘦肉精滥用治理效果欠佳,关键在于现行的食品安全监管约束乏力;将安全问题引发的社会成本"内部化"为企业的风险代价,实现环境对厂商自律行为的诱导,才能构建起我国食品安全的长效治理机制。明确提出了我国对违禁药品滥用问题的治理应以加大企业风险成本作为基本理念,食品安全环境治理的核心应围绕如何加大企业风险成本,重视改善环境条件的完备性与匹配性。     

构建公共卫生安全全球治理体系

冷战结束以来,领土安全等传统安全问题得以缓解,而生态环境、公共卫生等非传统安全问题则上升为国际社会共同关注的重点领域。近期全球肆虐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及巴西登革热使国际视野再次聚焦全球公共卫生安全问题。作为当代最主要的公共卫生安全威胁之一的传染性疾病,给个人、国家及国际社会的安全造成了重大威胁,给世界经济带来了巨大损失,并深刻影响了国际关系的发展。因此,构建国际公共卫生安全治理体系更显必要与紧迫。     

论我国药品安全动态监管模式的构建与创新

针对目前我国药品安全事件频发的现状,探索和研究如何提高药品安全监管效率和药品质量安全保障水平的新模式.仅靠政府监管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必须基于药品市场主体信用评价来构建和创新监管模式,即以药品市场主体信用体系的建设与完善为依托,强化药品市场主体的自律意识,实现诚信的药品市场主体与有力的药品安全监管有机结合,最终达到有效监管和保障药品安全的目的.     

人工智能的社会安全风险及其治理路径

数字时代人工智能技术的飞速发展正在改造和重塑社会各个行业和领域,为人类的未来带来更大的不确定性。相较于其他现代技术,基于数字底座的人工智能表现出更强的迭代性、通用性、颠覆性和重塑性等特性,因此对经济社会产生更为广泛和深刻的影响。根据技术的实践性理论和风险社会理论,人工智能社会安全风险可以概括为源于技术本身的本体性风险、源于技术利用主体的主体性风险,以及在规模化应用中对社会群体产生影响的客体性风险。这种类型划分不仅印证了该技术社会影响的全面性,也揭示了风险生成的内在机理。为了构建负责任、有预见性的技术风险治理体系,应坚持以人为中心的发展思路、营造人文良善的技术生态、构建包容审慎的监管体系、形成多元共治的社会格局,以整体性的敏捷治理体系实现对技术风险的长效治理。     

论应急体系建设的风险治理基础

应急体系建设有必要探寻其风险的治理基础。整体上,它呈现出由“人性自治”到“权力治理”再到“治理权力治理”的过渡。利维坦诞生有效化解了“自然状态”中一切人与一切人战争的风险,结束了个体风险自治模式,是“自然状态的例外”。利维坦无法避免因突发事件而进入“例外状态”的风险,故“例外状态”建立在“自然状态”后的利维坦之上。风险孕生于“自然状态”,其中的个体风险自治属人性自治,作为权力治理的“自然状态的例外”的基础,是一种博弈逻辑。当风险进一步转至“例外状态”中时,风险治理便展现为“例外状态”下对权力治理的治理。以《突发事件应对管理法(草案)》为例,“治理权力治理”有三重超越,体现为主体超越、策略超越和行为指引超越,但依然具有局限性,需借助突生规范和突生社会结构理论以进一步优化。     

风险治理视域下的公共卫生危机预警法治研究

在公共卫生领域,预警制度承载着危机预防与控制职能,是风险治理体系的重要环节。危机预警的作用机理包括预防式治理、集中式治理、数目化治理、多手段治理,能够有效抑制公共卫生危机的传播与蔓延。基于法治理念、法治结构、法治技术的三元分析框架,能够为危机预警的法治完善提供助益。在法治理念层面,应当确立风险预防理念的指导地位,提高预警程序效率并且实现全周期覆盖;在法治结构层面,需要强化政府主导功能,构建多元信息渠道以及信息互动、反馈机制;在法治技术层面,在信息平台建设、决策标准构建、预防观念塑造等多个方面投入制度资源,实现预警技术的规范化与可操作性。     

基层政府的风险治理：问题与出路

与常态化的治理模式不同,基层政府的风险治理行动具有紧迫性、公共性和政治性的特点。在这种治理行动中,基层政府既要化解风险本身,也要应对来自上级政府和社会舆论的压力。一旦丧失了风险治理的主体性,基层政府的风险治理行为不仅可能影响日常治理的进行,还往往会出现形式化治理、粗放治理等问题。从后果上看,即使风险能够得到一定程度的应对,却是以基层治理资源和社会成本的大量投入乃至社会体系的无法正常运转为代价。为此,面对现代社会中各种风险不断出现的形势,我国基层风险治理体系的改革必须同步推进,一个科学、有效并具有主体性的基层治理体系才是应对风险并确保国家长治久安的基础保障。     

供应链视角下的中国药品安全问题研究

文章从药品供应链的角度定义了药品安全；从供应链的角度深入分析了我国的药品安全问题；阐述了医药分开后药品供应链的结构变化，以及带来的新的安全问题，最后对我国未来的药品安全管理提出了相关建议和对策。     

论中国转型期社会风险与政府治理

当前,中国社会正处于巨大的社会转型之中,体制转轨与结构转型加剧了社会风险的程度,严重影响了社会的正常运行和健康发展。同时,转型期的社会风险呈现出一系列新的特征,政府应从转变职能、扩大公众参与、建立信息机制、增强全民风险意识、健全风险管理制度、加强国际合作等方面提高风险治理能力,从而全面增强抵御风险的能力,促进和谐社会的构建。     

我国食品安全政府监管体系研究综述

近年来,有关我国食品安全政府监管体系研究取得了不少有价值的成果,不少学者对该体系的实施现状及存在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并提出了相应的的建议和对策;但现有的研究在研究角度以及研究内容等方面亦存在诸多不足,有待改进和完善。     

论我国基因安全风险规制困境及其法律对策

基因安全风险是基因安全因特定的威胁而遭受损害、危难和伤害的潜在可能性。规制基因安全风险已成为迫切的社会课题。目前我国关于基因安全风险的立法有宪法、部门法、专门法等,在规制风险上有一定的作用,但还存在法律尚未能对基因科技发展中出现新的问题做出及时的回应等不足。为了更好规制基因安全风险,我国可以借鉴域外的经验,在宪法层面上完善备案审查制度,在民法典中针对基因歧视等新型社会风险做出规定及在其他相关法律制度上做一些调整。     

风险社会治理视阈下地方政府的角色冲突及其调适

处理好政府、市场、社会三者关系,尤其是明确地方政府在社会风险治理中的角色目标和特点,是提高其风险治理能力的关键.当前研究大多为政府角色的应然研究,相对忽视地方政府的"特殊利益",公益性与自利性角色在不断地交织博弈.以X市某镇政府安置房产权纠纷事件为例,实证分析地方政府在风险治理中所表现出来的角色特点及其冲突变化,发现其具有"合作监管""合谋放任""回避控制""协商治理"4种角色形式,且存在于地方政府风险治理的不同阶段.因此,需合理定位地方政府在社会风险治理中的角色及要求,并对地方政府行为进行制度性规制和调适.     

我国应重视食品安全风险分析

风险分析由风险评估、风险管理和风险交流构成。食品安全风险分析是在全球经济一体化和食品贸易国际化背景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新兴学科。美国采取多机构多层面管理模式,设有专门的团队,团队之间分工明确,交流充分。欧盟采取集中管理模式,避免了对连续过程的分割,注重风险的源头管理。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进口食品风险分析体系健全,目的明确,程序清晰。联合国粮农组织和世界卫生组织设立专门的风险评估和风险管理机构,建立了完善的风险分析原则,在协调各国风险分析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中国形成了风险分析的氛围,但尚需借鉴国际先进经验,建立专门的风险评估机构,培养专业人才,完善风险交流机制,提高风险管理水平。     

社会质量理论视角下中国社会风险治理

转型期中国社会风险的凸显及所引发的严重后果,预示我国已步入了风险社会。面对转型期的中国社会风险,需要选择不同的视角进行分析使其更适用于当前所面临的问题。社会质量作为一种全新的理论和研究范式,不仅诠释传统意义上的社会福祉,而且与社会风险理论的有着内在联系和价值的耦合。社会质量框架将社会风险的各种碎片化概念整合在一个框架内,从宏观到微观,从制度到文化,从组织到个体呈现了相互交织、相互影响的四类社会风险,挖掘了风险社会的深层秩序空间,使社会质量视角中风险治理就有了独特的内容。它不仅包含传统意义上的安全保障,而且凸显构成要素间的互动及关系的调整,从而构建了广泛意义上的风险治理,也正是社会质量的理论诉求--谋求制度世界和生活世界、客观世界与主观世界之间的平衡。     

疫情管理中的模糊治理:不确定性风险的治理逻辑

新冠疫情的全球爆发,使人们更加意识到公共卫生危机仍然是当代社会的治理挑战。在一个相互联系的社会中,传染疾病造成的公共卫生危机强化了风险治理的复杂性。公共行政视角下公共卫生危机治理需要在整合多学科知识的同时发展一种“模糊治理”理念。首先,模糊治理是针对模糊议题的治理,需要在不确定性中实现系统的风险评估,测算危机所有可能的负面效应与潜在威胁。其次,模糊治理是打破行政边界的治理,需要打破科层制的上下边界与机制流程,整合组织能力、实现信息流通。最后,模糊治理是突破地理界限的治理,需要整合宏观调控与微观灵活,提升区域联动能力,消弭流动社会对危机的扩大,增强制度信任。模糊治理概念为创新风险治理机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思路。      

浅析我国景区旅游安全风险防范体系的建立

伴随着我国旅游业的蓬勃发展、我国旅游灾害事故频发,建立完善的景区旅游风险防范体系已成为我国旅游业可持续健康发展的迫切需要.景区旅游风险防范体系是一项系统工程,不仅需要建立和完善旅游法制体系而且也需建立和完善景区安全管理系统,更需要建立和完善旅游安全风险预警系统和应急救援系统.只有这样,才能从容应对各种旅游突发事件,减少旅游突发事件带来的损失,最大程度保障游客安全.     

试论我国地方治理中的公民参与

全球化浪潮和新公共管理运动推动了地方治理模式的转型。从把握地方治理中公民参与现状着手,深入研究突出问题,分析其根源,寻找我国公民参与发展的特定规律,使其符合我国的政治经济社会环境;注重从公民、政府、非政府组织、外部制度环境等各个层面入手,通过多种渠道逐步构建以符合中国国情的公民参与模式,从而形成以公民参与为中心,面向公民需求、积极回应外部环境变化、富有活力的新型社会管理模式。     

南京市重大危险源安全与应急管理体系研究

本文论述了建立重大危险源安全与应急管理体系的必要性,对重大危险源的灾前安全管理和灾后应急处理进行了探讨,在分析南京市重大危险源和安全资源现状的基础上,对南京市重大危险源安全与应急管理体系进行了初步的构建,并对如何有效地利用安全资源进行了定性的分析     

"善治"视野下构建和谐社会中的政府治理

治理和善治理论的兴起既是全球化时代西方步入后工业社会行政管理变革的现实需要,也是西方传统文化奠基、民主政治制度发展、成熟的市场经济运行和公民社会充分发育的现代结果.尽管善治体现了人类未来政治发展的方向,但缺乏社会发育并处于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的中国尚不具备多元治理的前提条件.当下中国应该在善治理论的观照下,以转变政府职能、提升政府能力为重点,加大政府治理,通过建设透明廉洁政府、服务效能政府、责任权威政府、民主法治政府,健全市场经济体制,培育协作型的公民社会来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