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鲁迅启蒙文学观的哲学原创性

鲁迅的启蒙观是立足于中国现代化的文化境遇独创出来的原创性思想体系。它围绕着国民性与人性两个思想维度展开,前者是针对国民精神状态而进行的文化重建的启蒙实践;后者则深入到人性重建的内在根基,既为前者提供价值重建的理性原则与基本依据,同时又体现出其哲学底蕴与形而上层面的本体论意义。鲁迅启蒙观既强调个体主体性及自由选择的重大价值,又极为看重信仰与意志的力量。自由意志在鲁迅启蒙观的思想框架之中,实际上表现为一种动态的建构过程,即被置于从非理性原欲状态过渡到理性信仰的逻辑链条之中:向上它意味着人性的提升与再塑造,向下则意味着对人性原生态的批判和疏导。     

共同背景下的异质话语——鲁迅与沈从文乡土小说视角差异的比较研究

鲁迅与沈从文同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乡土文学大师,但基于他们对乡土的意义归趋与理解方式的差异,而使其小说呈现出解构与建构的不同视角。鲁迅以"关注人生"、"启蒙主义"和"疗救病苦"为目的,批判和拆解着破旧的历史,而沈从文则以"乡下人"的眼光注视世界,缅怀边民往事,编织着理想的花环;鲁迅倾力展现现实的黑暗惨烈与人性的被泯灭,沈从文则沉浸在诗意盎然的梦中,演绎着鲜活的人性。两者的视角都有局限性,但对民族文化的深刻思考与理解,使它们具有了永恒的魅力。     

审美启蒙: 沈从文的另一种现代启蒙

沈从文的小说对当时占主导地位的理性启蒙文化传统提出了质疑与批判。他不满于现代中国从底层到上流社会感性主体普遍缺失的状况,试图用审美精神激发生命,使生命的自然性得到升华,使本能转化为创造性力量,获得一种诗意的人生形式。沈从文的审美启蒙是对现代理性启蒙的推进与完善。     

启蒙：理性与理性主义

本文从康德的启蒙箴言出发 ,分析启蒙与理性 ,理性与理性主义之间的复杂关系。通过相关讨论 ,文章最后得出结论说 ,当理性被规定为某种理性主义的时候 ,启蒙就与这种特定的理性相分离了 ,就此而论 ,并非启蒙不再需要理性 ,而是理性主义将自己封闭起来从而堵塞了启蒙的出路。     

启蒙与后启蒙:休谟人性视阈下的理性观之审察

对休谟理性观的探讨不能忽视休谟哲学的人性前提,否则我们就难以准确把握休谟式主体理性的特色、要旨及其问题之所在。休谟通过对理性的人性奠基与改造,理性与传统的"本体-神学"脱钩而得以彻底主观化(心理化)和世俗化(工具化)。理性不再染指知觉外的客观或超验领域而仅有知觉世界内的使用权能。在传统形而上学意义上,这样的理性无疑是消极的;但从世俗认知与实践的角度看,休谟的理性却有着积极的启蒙人学价值。人性化的理性也有着它的根本缺陷,后启蒙时代的人性危机无疑拓宽了我们检视休谟理性观的批判视野。     

启蒙视域中王国维的“游戏说”

启蒙的最终目的在于人的自由与解放,它不仅有理性的一面,更关乎人的感性生命。清末主流知识界的启蒙在"救国"的目的论指引下,导致工具理性过度发展,"人"的概念被置换,政治启蒙取代了人性关怀。王国维从生命自身出发,反对清末的功利主义启蒙观,而以予人"精神上之利益"要求学术与文艺,王国维启蒙的核心由此归结于如何处理欲望对人生的挟持这一问题。学界的理性偏至与民众的不觉悟,原因都在于感性与理性的不谐调。王国维倡导游戏说,以审美的游戏来调和相互冲突的感性与理性,以致人性于全,这一思路还原了启蒙的本来面目。     

理性启蒙的历史命运与未来走向 ——从康德与柏拉图理性观的比较看

近代从西方兴起的理性启蒙具有世界历史性的意义，其历史命运和未来走向值得当今正处于各种危机中的人类深入探究。在理性的发展史上，康德和柏拉图分别在近代和古代扮演着关键的角色。康德通过对柏拉图的理性的批判开启了理性启蒙，这一启蒙表现为从盲目到自觉，从禁锢到自由，从理想国到目的国。康德与柏拉图的理性观之间存在着关于人的理性平等与天性差异，普遍法治与等级秩序的对立。康德试图通过唤醒和发展人的理性能力实现人的独立自主，建立一种完善的公民宪政。康德的理性启蒙既有不容否认的历史进步意义，同时又有其难以解决的问题。对理性启蒙的反思要求我们超越柏拉图的理性与康德的理性的对立以及理性与意志的对立，借鉴东方哲学，将理性启蒙发展为一种全新的智慧启蒙。     

启蒙与道德的变奏——霍克海默、阿多诺《启蒙辩证法》的道德界域

对霍克海默、阿多诺而言，启蒙的辩证法就是理性历史的辩证法。而对康德而言，人类理性的再次觉醒就是启蒙。可以说，整个近代西方的启蒙运动都是理性再次觉醒的过程。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启蒙辩证法》以深层的文化批判精神为动力对启蒙以来的技术理性主义至上的文化价值观念进行批判和反思，进而得出结论：那就是神话就已是启蒙，而启蒙却倒退成为神话。启蒙精神不仅包含着从野蛮到文明的进步过程。同时也包含着由文明再次进入野蛮的退步过程。这就是神话与启蒙相纠缠、文明与野蛮相伴随的辩证法。     

中国新文学者的启蒙理想与百年命运——以鲁迅与“五四”为线索

发生于“五四”语境中的中国新文学承载着自觉而沉重的启蒙使命与道德理想。在新文学者中,有坚持启蒙的独立思想者,有呼吁民主的激进思想者,有赞美革命理想的左翼文人,有将人性作为神庙的自由文人,却无一例外地以理想开始,以悲剧告终。一百年前,鲁迅向中国诗人发出了“精神界之战士”的召唤;一百年后,鲁迅的召唤能否魂兮归来,这需要每一个“现在”的人做出回答。     

鲁迅对启蒙的质疑与超越

鲁迅以"国民性改造"为核心的启蒙思想是在清末民初的启蒙语境中生成的,其内在逻辑则是儒家由改造"个人"而改造"国家"的政治哲学进路.鲁迅的深刻性与现代意义并不在于他的启蒙,而在于其对启蒙的质疑和超越.理解鲁迅必须理解鲁迅启蒙思想的文化渊源、思维逻辑,重视鲁迅对启蒙思想的反思、质疑和超越,重视鲁迅思想的转变.鲁迅对启蒙的反思、质疑、超越,不但是准确理解鲁迅作品的关键,更对思考中国现代化进程深具启示.     

鲁迅对启蒙的质疑与超越

鲁迅以"国民性改造"为核心的启蒙思想是在清末民初的启蒙语境中生成的,其内在逻辑则是儒家由改造"个人"而改造"国家"的政治哲学进路.鲁迅的深刻性与现代意义并不在于他的启蒙,而在于其对启蒙的质疑和超越.理解鲁迅必须理解鲁迅启蒙思想的文化渊源、思维逻辑,重视鲁迅对启蒙思想的反思、质疑和超越,重视鲁迅思想的转变.鲁迅对启蒙的反思、质疑、超越,不但是准确理解鲁迅作品的关键,更对思考中国现代化进程深具启示.     

启蒙：一个永无休止的叙事--从古代启蒙到后启蒙

作为宇宙与人类社会的分界,理性是启蒙的一个关键词,被表述为自然理性、公共理性、历史理性及世俗理性。自然本无理性,康德用此表达“自然向人生成”之合规律、有目的运动。公共理性是指在差异性自由个人联合体中的自觉合约,体现为法理、伦理制约下对个体世俗理性中非理性之自然性之改造和提升。当个体自由成为整个人类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飞升之基点,启蒙方完成了其使命。这是历史理性之宏大叙事的一个永无终结的运动过程,解放生产力导致“劳动日的缩短”则作为其根本条件。这个逻辑与历史的统一包含在从中国、希腊等古代思想传统到法国启蒙主义和康德四大批判以及马克思学说等人类全部优秀文化遗产与前沿理论之中。当前需要在新语境下重新整理并复原这些珍贵资源,在实践中续写启蒙叙事。     

从文化启蒙到社会革命——鲁迅与“现代评论派”的论争及其思想转向

"现代评论派"在20世纪20年代与鲁迅之间的论争,实际上是东、西方留学生之间的思想分歧与论争,是当时不同的文化流派关于中国现代性的不同想象导致的必然结果。他们一方坚持欧美自由主义的社会政治理想,另一方则主张效仿法俄的社会暴力革命方式。虽然文化启蒙曾是双方共同的目标,但是由于鲁迅对文化启蒙的巨大失望,所以在"呐喊"之后已经"彷徨"。这场论争既是鲁迅思想转向的标志,也是其思想转向完成的象征。它意味着鲁迅已经放弃文化启蒙的理想,而主张立竿见影的社会革命。其实,鲁迅并不是一个坚定的文化启蒙主义者,其文化启蒙带有明显的急功近利倾向。     

对现代启蒙的坚守——论鲁迅的小说《故事新编》

鲁迅于“左联”时期创作了5篇历史小说,其被收录在他的第三部小说集《故事新编》中。对于这些中国历史题材小说,鲁迅作了最具现代意义的创造,并深化了其早期进行的现代启蒙的思考。更为重要的是,小说所表现出的传统性与现代性之间的冲突与张力,启蒙与革命之间的艰难的承担与整合,使得鲁迅的小说创作始终处于传统与现代的冲突和启蒙与革命互动的中心位置,最大限度地承担着中国现代化冲突的痛苦与代价。     

鲁迅与启蒙及启蒙与文学关系的再思考

沿着启蒙个体生命本位的思维脉络,梳理鲁迅对启蒙怀疑与反思的矛盾历程,阐释启蒙终极指向生命自由旨在实现"生命回归"的精神内核;从生命存在的"自我中心"的困境和中国历史文化沉积造成的生命个体本位缺失两方面,探讨启蒙在中国的道路艰难与漫长的根本原因;同时分析启蒙与文学的深度契合关系,以及鲁迅的文学超越启蒙性界定的丰富意蕴。     

对阿多诺、霍克海默启蒙批判的几点反思

“启蒙辩证法”构成阿多诺、霍克海默启蒙批判的核心内容,尽管有其深刻与独到之处,但他们把对理性的局限性的批判变成了对理性的绝对批判。对启蒙的批判早在启蒙时代即已开始,哈曼与雅各比对启蒙运动的哲学基础的怀疑所显出来的思想深度并不亚于“启蒙辩证法”; 启蒙理性并不完全等于神话,它还具有“综合—分析”的方法论优势,这种优势导致霍布斯与孟德斯鸠的政治自由主义;启蒙理性也并不必然导致工具理性,对工具理性背后的科学主义、资本主义工商逻辑的批判如果依托一个混沌不明的价值立场,将无法预言与建构未来。     

启蒙时期的历史观

启蒙运动不仅迅速地促进着西方社会的变革 ,而且有力地推动历史学的进步 ,在启蒙运动的影响下 ,西方史学在 18世纪获得了很大的发展 ,启蒙时期的历史观是获得集中表现的领域之一。本文将从 4个方面对启蒙时期的历史观予以分析。一、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史观向启蒙时期的理性史观的演变。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史观和启蒙时期的理性史观可以说是西方史学上的两朵姐妹花 ,成为西方史学文化中的文化 ,它们所体现的价值成为有效和后人探询的典范。人文史观带给史学文化的光辉亮点是 :他们鄙弃禁蔽人心的宗教史观 ,反对把圣经中那些荒诞无稽的传说当…     

王富仁“鲁迅”与中国1980年代的思想启蒙

王富仁的"鲁迅",是从中国政治革命与中国思想革命的分野上来界定的思想启蒙者的鲁迅。王富仁通过鲁迅研究,对现代中国一些重大问题做出了具有新意的阐释,而又切合了新时期思想解放运动的时代要求,给了人们可供参照的一个新观念和看待问题的一种新方式。"回到鲁迅",是与五四启蒙主义的思想背景和现代性的方向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王富仁"鲁迅"打上了研究者的烙印,这就是启蒙主义的思想立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念、思维逻辑与历史逻辑相统一的治学特色,尤其是体现了理性与感性紧密结合的学术品格。     

启蒙与人性

西方近代发生的启蒙是整个西方文化的重新塑造 ,其重要特征之一是关注人性。启蒙思想家为什么如此注重人性 ?人性研究在什么意义上成为其他科学的基础 ?启蒙思想家眼中的人性具有什么特征 ?它们产生何种影响 ?以上诸类问题 ,正是本文试图讨论和回答的     

启蒙·国民性·革命:从《呐喊》《彷徨》重估鲁迅思想价值

启蒙、国民性与革命者三个问题一直以来是鲁迅研究的重要切入点,对这三个方面的过度强调,使我们把批判的矛头指向了阿Q这样的"愚弱"国民,从而忽略了鲁迅对于知识精英们的不满。鲁迅的伟大,并不在于他批判了多少不能自我言说、连圈都画不圆的阿Q,批判了多少目不识丁的"看客",而在于他在那个激情澎湃的年代,以冷静的理性思维,挑战着知识精英们的话语霸权,揭穿了启蒙现代性的神话,以及在现代启蒙神话裹挟下的盲目"革命"的冲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