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促进经济增长的机制分析与效应检验

梳理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影响经济增长的作用机理,并实证检验其对经济增长的直接影响和空间溢出效应。交通基础设施主要通过强化本地市场效应、价格指数效应和知识溢出效应三条路径促进地区经济增长,并引发经济活动的空间集聚和扩散,从而表现出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空间溢出效应;省级空间尺度下,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对本地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直接促进效应,产出弹性在0.043～0.057之间;本地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会通过经济联系抑制周边地区的经济增长,表现出负空间溢出效应;人力资本水平、人口数量、城市化率、工业集聚等其他因素对区域经济增长同样表现出显著的促进效应。     

技术创新对经济韧性的影响研究

本文基于2008—2021年我国30个省(区、市)面板数据,运用双固定效应模型、调节效应、门槛效应模型和空间杜宾模型研究技术创新对经济韧性的影响并探究技术创新对经济韧性的作用机制。研究表明:技术创新显著增加地区经济韧性,且技术创新对经济韧性的影响具有区域异质性;调节效应显示,技术创新对经济韧性的促进作用受人力资本的正向调节;门槛效应研究表明,只有当人力资本达到一定数值时才能发挥技术创新对经济韧性的促进作用;空间杜宾模型分析发现,技术创新对经济韧性的增强作用具有溢出效应,技术创新不仅能提升本地区的经济韧性,也对临近地区的经济韧性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据此,建议促进经济韧性发展,从提高技术创新水平和人力资本着手,激发经济活力以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平台经济、技术创新与产业结构升级

文章选用2013-2019年我国30个省级行政单位面板数据,利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实证分析平台经济与技术创新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研究发现,平台经济对产业结构合理化和产业结构高级化均有促进作用,但这一促进作用存在区域异质性,东部地区的促进效果最为显著;平台经济与技术创新之间存在交互效应,平台经济对技术创新的促进效应弱于技术创新对平台经济的促进效应;平台经济与技术创新的交互效应可以显著推动产业结构升级。为进一步发挥平台经济和技术创新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促进效应,政府部门要以技术创新引领平台经济发展、完善平台经济治理体系、加大平台经济和技术创新的融合去缩小产业发展的区域差异。     

产业集群与技术创新的外部经济效应分析

产业集群是一把“双刃剑”,对技术创新既具有外部经济效应,又具有外部不经济效应。外部经济效应表现在创新激励效应和创新载体效应两方面;同时,由于拥挤效应、过度竞争、“柠檬市场”问题以及路径依赖和技术锁定的存在,导致产业集群产生创新阻滞,因而具有外部不经济效应。     

美联储非预期货币政策对中国企业R&D的非线性溢出效应

通过在实物期权模型中引入美联储非预期货币政策，理论研究美联储非预期货币政策对中国企业R&D的溢出效应。研究发现，美联储非预期货币政策通过不确定性与利率渠道对中国企业R&D产生负向溢出效应且具有非线性特征。在此基础上，提出基于泰勒规则度量美联储非预期货币政策的方法，并构建双阈值门限面板模型实证研究美联储非预期货币政策对中国企业R&D的非线性溢出效应。结果表明：美联储非预期货币政策对中国企业R&D的非线性负向溢出效应分别由机制Ⅰ(经济繁荣、经济政策不确定性高)和机制Ⅱ(经济萧条、经济政策不确定性高)刻画。机制Ⅰ中的负向溢出效应大于机制Ⅱ中的负向溢出效应，且这种效应随着所有权性质、行业属性具有异质性特征。     

发展总部经济的宏、微观效应

总部经济作为一种新的经济形态,其对总部所在中心城市的经济效应是十分明显的,它通过税收贡献效应即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等为所在地区带来丰厚的税收回报;通过产业乘数效应扩大所在区域的经济总量,提升第三产业结构水平;通过消费带动作用,刺激需求;通过劳动就业效应,不仅增加就业机会,同时提升就业结构,增加高智力就业;通过社会资本效应,改善区域形象,提升区域品牌。     

“三农”发展中文化力的中介效应研究——基于调查问卷的实证检验

在问卷调查的基础上,通过强制回归分析、结构方程模型和中介效应检验等方法考察政治力、经济力、文化力与“三农”发展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政治力、经济力、文化力与“三农”发展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文化力在政治力、经济力与“三农”发展之间具有中介效应。独立模型的中介效应检验表明,政治力、经济力均通过文化力的中介效应对“三农”发展产生间接效应,同时也存在直接效应,是部分中介效应;在综合模型中,政治力、经济力通过文化力的中介效应对“三农”发展产生间接效应,而直接效应在统计上不显著,是完全中介效应。     

我国旅游业空间集聚与规模经济效应分析

旅游业空间集聚是规模经济效应的前提和基础,规模经济效应反映了产业集聚的效率水平。鉴于我国旅游业空间集聚的现实情况,在通过赫芬达尔指数和区位熵指数衡量我国旅游业集聚水平及空间分布特征的前提下,利用2007—2016年31个省份的数据,借助空间杜宾模型对我国东部、中部、西部、东北部和西南部的旅游业规模经济效应进行测度。研究结果表明:1.东中西部和西南地区旅游业呈现规模经济效应,东北地区表现为规模报酬递减;2.空间集聚促进规模经济实现,但不是实现规模经济效应的充分条件;3.我国区域旅游业空间集聚的回波效应大于辐射扩散效应;4.政策因素在我国旅游业区域规模经济效应的实现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     

“双循环”背景下城市房价如何影响经济增长——基于链式多重中介效应的分析

在“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背景下,我国需进一步理清房地产对投资和消费的综合影响。基于2005—2018年286个城市数据,通过构建链式多重中介效应模型和门槛效应模型,实证研究了房价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和作用机理。研究发现：房价上涨通过投资和消费两个渠道对经济增长产生独立中介效应和链式中介效应,其中独立中介效应分别占总效应的36.12%和26.91%,链式中介效应占13.96%;区域差异较为明显,相比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中部地区正向效应更大;房价对经济增长存在双门槛效应,房价处高位区间对经济增长作用效应趋于负向;房价对于固定资产投资具有显著积极影响,但当房地产投资与固定资产投资比值提高至一定水平,房价上涨转而抑制固定资产投资;房价处于低水平时对于消费有显著积极影响,但随着房价收入比提高,房价对消费的抑制作用越来越强。     

数字经济对农业经济韧性的影响效应与作用机制

在测度农业经济韧性水平的基础上,利用2011—2020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分析数字经济对农业经济韧性的影响效应与作用机制。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对农业经济韧性增强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该结论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空间分析发现,数字经济对农业经济韧性的促进作用存在正向空间溢出效应;机制分析表明,产业结构优化(涉及产业结构高级化、产业结构合理化两个方面)是数字经济促进农业经济韧性提升的重要渠道;数字经济对农业经济韧性的影响还存在异质性,东部地区和低城镇化率省份农业经济韧性的数字经济促进效应更为显著。     

FDI甄别、东道国福利及引资启示——基于委托-代理理论视角

FDI的流入为东道国的经济增长和社会福利带来各种效应。通过对FDI各种效应的分析,可以将FDI划分为数量型FDI和质量型FDI。在此分类的基础之上,东道国通过委托外企公司吸引不同类型的外资流入,为本国的经济增长和社会福利增加服务。根据委托——代理模型对两种不同类型FDI的分析显示:(1)数量型FDI的极端偏好会恶化本国的福利水平,只有同时引进质量型FDI才可能使本国的福利得到改进;(2)针对外资企业引进“数量型”FDI努力的边际成本和引进“质量型”FDI努力的边际成本之间的不同关系,东道国应分别采用不同的引资激励政策以使得FDI的引进符合本国的经济增长和社会福利所需。     

区域异质性对FDI效应的影响——基于上海和深圳的比较研究

外资对区域经济增长有着积极的影响,随着各地引进外资力度的不断加大,能否借助外资实现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问题。区域异质性对于外资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外资进入前的本地经济发育状况、现有的产业政策锁定和外资的投资结构。这三个方面的差异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了外资效应的长期和短期显著性。对上海和深圳的统计分析发现,外资效应存在显著的不同:对上海具有短期的正效应,而对深圳是长期的正效应;国内投资和劳动力增长对两个城市经济长期增长的作用不尽相同。因此,区域异质性是地方政府在制定外资政策时必须重视的因素。     

全球服务业FDI变化的原因和影响

服务业FDI在FDI总量中的比重份额上升和变动幅度大,是近年来FDI变动的表现规律之一。服务业FDI具有地域限制、易受汇率风险影响、面临高的管理风险和波动性大的特征。影响服务业FDI的因素主要有收入增长、技术进步、金融发展以及投资和贸易政策变化。服务业FDI变动对经济活动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带动FDI总量变动和影响产业结构调整两个方面。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投资效应研究

有关静态效应的研究利用1995—2006年的有关数据对投资效应做了定量检验和实证分析。有关动态效应的研究从规模经济效应、政策预期效应、经济增长效应以及技术扩散效应四方面进行了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在静态效应中,市场的开放与扩大会促进整个区域对外资的吸引力,而对双方相互投资的增加并不明显,双方在吸引区外投资方面也不存在竞争。在动态效应中,规模经济、政策预期、经济增长三方面的效应总体就CAFTA吸引外资而言是有利因素,但需要在长时间才能显现出来,而技术扩散效应并不明显。     

FDI、要素收入分配和制造业增长

在考察外资进入规模、行业构成的基础上,分析外资对中国要素分配格局和制造业增长的影响。研究表明：从三次产业层面来看,外资主要提高了第二产业的相对需求;在第二产业内部,外资主要促进了劳动密集型行业的技术进步,这两方面的变化均会导致资本密集型产业的产值相对上升,进而导致劳动收入份额下降。另外,制造业扩张和FDI增加具有双向因果关系：FDI对制造业产值的提高具有显著作用,制造业产值对FDI也有促进作用,但是作用幅度较小。     

FDI对中国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分析--基于Almon分布滞后模型

外商直接投资( FDI)在世界经济发展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如何更好地利用外资推动经济发展,在经济发展的同时更好地吸引外资尤为重要。基于我国2003—2012年FDI和GDP的数据,通过Almon分布滞后模型检验了FDI和经济增长的关系。结果表明,GDP和FDI的关系是长期、均衡的;GDP与FDI之间存在单向的因果关系,FDI的增加是GDP增长的格兰杰原因;FDI的增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显著的正向推动作用。     

我国外国直接投资与国内投资相互关系实证研究

关于FDI与国内投资之间的关系问题正受到理论界的高度重视,但目前还没有一个确定的答案。通过实证检验我国1985—2004年间FDI与国内投资之间的关系。发现我国吸收的FDI与国内投资之间存在着比较显著的挤入效应。这种挤入效应与FDI进入我国主要采取"绿地投资"的形式和FDI充当着引入外部有效金融体系的作用紧密相关,也与FDI是我国技术引进的主体以及FDI自身投资领域的调整和优化有关。     

外国直接投资(FDI)与出口的关联度分析--基于三个转型经济国家的比较研究

利用线型回归模型研究了中国、印度、巴西的FDI与出口和出口竞争力的关联度,结论是FDI与印度的出口的关联度最强,与巴西的关联度最弱,中国位于中间.这3个国家中出口竞争力与FDI的关联度由强到弱的顺序是印度、中国和巴西.流入印度的FDI与出口和出口竞争力的关系最为密切,主要原因是印度具有较强的消化吸收能力和技术含量高的FDI.在印度投资的FDI具有很高的技术含量而且很大一部分投向信息产业,其产品大都是出口外向型.在巴西大量的FDI是市场寻求性,FDI只是增加了资产,却没有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也没有促进出口贸易的发展.流入中国的FDI有相当一部分是以追求廉价的劳动与资源成本为首要目的,技术的先进性就有水分,有70%的FDI是以设备原材料作为资本投入的,但对核心技术进行保密.所以,这些FDI对提高中国出口产品的附加值和技术含量的帮助不是很大,中国的出口产品依然是以低廉的价格为其主要特征.     

FDI和经济增长关系的面板数据实证研究

基于中国26个省份的面板数据,使用面板协整技术研究了FDI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双向联系以及不同的经济开放程度对FDI和经济增长之间相互关系的影响。研究发现FDI和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长期的协整关系。对于相对封闭的经济体,长期因果关系主要是经济增长带动FDI的增长;对于相对开放的经济体,经济增长和FDI互为因果。短期和长期的双向因果关系表明了FDI可以引起经济增长的永久改变。     

不同来源地FDI对我国能源消费强度的影响

利用1986-2009年的时间序列数据,检验了不同来源地FDI与中国能源消费强度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不同来源地FDI份额的变化对中国能源消费强度的影响程度存在显著差异。为此提出:不能仅关注引资规模,更要重视引资质量,把推动技术进步、产业结构升级和降低能源强度作为引进外资的目标;应对外商直接投资的结构进行调整,适当扩大从欧盟、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地区的引资比重,而来自港澳台地区、美加及其他地区的可相应减小;调整产业引资战略,加大第三产业引资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