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时""位"观与中华人格

《周易》提出了“时”“位”两个重要观念。“时”与“位”有区别也有联系 ,两者都与中国哲学的最高范畴“道”紧密相连 ,是“道”之“时”、“道”之“位”。儒家、道家和禅宗从各自不同的角度出发 ,对这种“道”之“时”“位”观作出了回应 ,生成了各具特色的“君子人格”、“圣人人格”和“超越人格”。三者共同熔铸成中华民族所共有的中华人格。     

读《汉语大字典》杞记十一则

本文为《汉语大字典》读后笔记,先后对“亍”“丈”“两”“ ”“Ji”Bing”“令”“共”“ ”“兴”“兀”等字在形、音、义诸方面的解释作了考订,并发表了自己的见解。     

关于亚里士多德所理解的“范畴”一词考释

众所周知,亚里士多德在西方哲学史上第一次使用了“范畴”这一术语,并建构了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严整、完备的范畴体系。然而他所理解的“范畴”以及范畴理论和我们今天所理解的不尽相同,在某些问题上甚至可以说是大相径庭的。比如,在我们看来的许多最普遍的概念,最具有辩证法色彩的范畴,如“一”、“多”、“运动”、“静止”、“相同”、“相异”、“对立”、“先于”、“后于”、“原因”、“元素”、“部分”、“全体”等     

王船山“诗”“乐”关系论

王船山“诗”、“乐”关系的主要观点是：“诗”、“乐”密不可分,“诗”须协和于“乐”,“诗”、“乐”合一,因“诗”起“乐”,于“乐”用“诗”。他揭示了诗歌艺术的审美本质和文体特征,体现了其对诗歌艺术审美理想的独特追求。     

从"仁""礼""和"的关系看孔子的和谐思想

“和”在《论语》中出现的次数不多,影响也不如“仁”“礼”那样广泛,但它却是孔子强调“仁”、推行“礼”的目的之所在。在孔子思想中,“仁”、“礼”、“和”是一个整体,“仁”从个体道德修养角度促进“和”,“礼”从社会制度和规范方面保证“和”。“和”既是“仁”“礼”之目的,也是“仁”“礼”结合之结果。本文分析了孔子和谐思想的表现、本质,并对“仁”、“礼”、“和”三者之间的关系作了初步的探索。     

坚持科学的辩证法,正确处理“以德治国”过程中的几个关系

本文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辩证法的理论 ,分析了“德治”与“法制”的关系 ,对正确认识、处理“继承”与“发展”、“借鉴”与“抵制”、“长远”与“当前”的辨证关系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公羊传》“以义解经”的义理呈现

《公羊传》注重“以义解经”,故多“非常异义可怪之论”。《公羊传》通过对《春秋》“立义”、“释义”、“明义”、“显义”、“取义”、“著义”、“断义”的考量提供了一个颇有特色的解答,充分突显了公羊学派所理解的《春秋》“义以为上”制作本原和“经世致用”实践本性。     

“春秋决狱”研究述评

文章对学术界关于“春秋决狱”的研究状况进行综述,概括为六种不同的观点,即“应用习惯”说、“判例法”说、“否定”说、“肯定”说、“轻刑”说、“衡平”说等。文章赞成“否定”说,并详述了理由。同时认为,“应用习惯”说、“判例法”说、“轻刑”说等也为我们研究这一问题提供了新的视角,值得重视。     

"性命双修"哲学形而上探微--兼论其人本论架构

“性命双修”是道教内丹理论的思想内核,它改造并吸收了儒学的主要哲学思想,从理论和实践上真正实现了“天人合一”,既承继了儒家心性理论的主要思想,也发展和超越了儒家心性理论。尤其是从道教理论自身发展的需要出发,用“性命”说把“三教”统摄在一起,把“常道”、“元神”同儒家和佛教的“本心”、“本性”作了形而上的整合,在形上的层面上一同放在本体的高度;既提升“道”的形上内涵,也兼纳并蓄了“道本体”、“心本体”、“性本体”等理论。把“道”、“神”、“心”、“性”放在同样高的的位置上,这在中国哲学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对中国哲学本体论的发展也是开拓性的。     

论王守仁的心物二重化世界观

<正> 对王守仁哲学的评价至今争讼不已。贬之者认为,它“把主观唯心主义发展到唯我论”,“他的‘理论’具有健全常识的人是难于接受的”。褒之者认为,它“从唯我论走上了泛神论”,“为明末清初启蒙思想家用人文主义反对僧侣主义的斗争创设了理论前提”。“高扬了主体性原则”,“蕴含了当代哲学主题”。这些论点是可以商榷的。1 王守仁哲学方法论“主一”,“一”,是“完完全全”的、无限的本原,是“与物无对”(《传习录》下)的、绝对的本体。“多”,是派生物、现象、功能、部分、特殊性。一派生多的过程,是“一分为二”(《传习录》中)和“理一分殊”“一     

"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谈墨子功利主义的教育思想

平民出身的墨翟,从“兼相爱、交相利”“尚贤”“尚同”的政治主张出发,提出通过教育培养“兼士”“贤士”,达到“兴利除害”的目的;提出了“素丝说”的人性假设;明确了“厚乎德性”“博乎道术”的人才标准;强调了重实用、轻文饰,重自然科学、轻“礼”“乐”之教的内容体系。     

动词界性分类试说

动词可以根据其表示事物性质还是事件进程分为“属性关系动词”和“活动事件动词”。前者不具有过程特征,都是无界动词;后者具有过程特征并且可以根据其相对界性进一步分为“起始”、“持续”、“活动”、“活动-事件”、“事件”、“达成”和“完结”七类。它们从“无界”到“有界”形成一个连续统。如果只从“有界”“无界”考虑,汉语动词则可以大别为“无界”、“有界”和“跨界”三类。“V+了+时量短语+了”格式中时量短语的所指随V的“有界”“无界”的改变而发生变化,跨界动词套入该格式必然产生歧义。     

“余热”小议

自从普遍实行了干部、知识分子的退休、离休制度之后,在社会上便风行了一个新词,叫做“余热”,并美其事为“余热生辉”。“余”者,剩也。常用的“落日余辉”,“不遣余力”,“留有余地”,“余波未平”,“余烬欲熄”,……。这等等的“余”字,都带有残存、遗留之意。不言而喻,“余热”者,指的就是这些离退休干部拥有的热力、热能、热劲,经过了多年的消耗,至     

评塔斯基的“说谎者”悖论——矛盾的“显”、“隐”与“被证”

本文在澄清“矛盾”、“自涉”、“意义”、“禁止”诸概念基础上 ,评析了塔斯基的“说谎者”悖论 ,指出了皮亚斯观点的“灼见”与“不足” ;刻意分辨了“仅是矛盾”与“矛盾被证” ,指出“强化谎者”悖论之根源在于“复合命题”谬误     

周文疲弊与诸子起源——论牟宗三的诸子起源说

在现代化语境下,“轴心时代”诸子起源是神秘且有趣的问题。就已形成的观点讲,“六经说”“救弊说”“王官说”“职业说”具有典型性。不过,牟宗三不赞成“王官说”“职业说”,认为它们仅为“缘”,而不属于“因”;真正的“因”是“周文疲弊”,即对“周文疲弊”的不同理解和“对付”方案。他以儒、墨、道、法、名、阴、阳六家为代表,具体分析了各家对“周文疲弊”的态度和“对付”方案,展现了诸子形成的主要脉络。此番论说实际上消解了“六经说”,支持了“救弊说”。牟宗三的诸子起源说乃第五种典型观点,它可给我们思考“第二个轴心时代”一些启示：第一,“因”与“缘”之区分非常必要;第二,思想家个体对于一种思想形成非常关键;第三,一种思想的形成不是一蹴而就,往往是一种过程展现。     

《文心雕龙》"会通适变"说新解

刘勰在《文心雕龙·通变》篇提出“会通适变”说。对于《通变》篇的主旨,前人提出了“复古”说、“常变”说和“继承革新”说等。本文按照《易传》中“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穷”、“变”、“通”、“久”的顺序来阐明“会通适变”的文论内涵,并提出了“运动”说,认为“变”是文学创作发展的横向运动,“通”是会通古典作品的纵向运动。“通变”的关键不是“博览以精阅”,而是“凭情以会通,负气以适变”。     

汉代公羊学"大一统"概念辨析

“大一统”概念的核心是它的政治内涵,“奉天”与“法古”是其结构的两个维度。通过“奉天”,建立了本源论上的依据;通过“法古”,建立了“三统”、“三世”的历史观,它们共同构成了“大一统”概念的立体结构。这一概念贯穿形上与形下、自然与社会、历史与现实,是公羊学自然观、历史观和政治观的结合,是宇宙的最高本源和普遍适用的法则。在公羊学理论体系中,“大一统”概念具有核心地位,诸如“尊王”、“三统”、“三世”、“华夷之辨”等重要命题,都从属于它。     

“太极”相关概念之哲学内涵

中国哲学中有一些与“太极”相关或者延展的概念,如“太一”、“大一”、“太始”、“太初”、“太恒”、“太和”、“太易”、“太素”、“太朴”、“太质”、“太虚”、“太玄”、“太乙”和“无极”等等。本文对这些具有重要意义的概念进行了一定的疏理和解析,揭示出其中的哲学内涵,并提出自己的见解。     

《红楼梦》对中国小说“传奇”精神的拓展

本文认为,无论是从创作方法的“虚构性”、创作动机的“审美性”、还是创作主题的“言情性”来看,《红楼梦》都是一部具有浓厚的“传奇”风韵的小说作品。其中就“虚构性”而言,它实现了“幻”与“真”的互动;就“审美性”而言,它实现了由“趣”到“味”的提升;就“言情性”而言,它实现了由“爱情”到“人情”的深化。     

“双师型”人才培养模式的构建与实践

“双师型”人才是师范院校培养的具有教师资格和能力又具备相关专业知识技能的应用型人才。笔者就“双师型”教师的建设培养途径、素质要求提出了看法。基于社会对专业“双师型”人才需求发展的需求,结合河北科技师范学院教学实践,指出了“双师型”人才培养模式的目标内涵,提出了“双师型”人才培养“主修＋辅修”、“理论＋技能”、“国内＋国外”、“校内教育＋校外教育”、“学年学分制＋完全学分制”为主体的人才培养模式。对“双师型”人才培养模式的教学体系建设也进行了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