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剧语言如何"古今共通"——以郭沫若历史剧《虎符》的修改为中心

20世纪40年代,郭沫若提出历史剧创作中"古今共通"的语言原则,既是对自己历史剧创作失败与成功的总结,也体现了在文艺大众化语境中的独特见解.相较于其他抗战历史剧,郭沫若对于《虎符》的修改主要集中在语言方面,可以从中探究其历史剧语言"古今共通"观念的形成,及相应的历史剧语言的创制和调整.一方面,在全面抗战背景下,郭沫若在历史剧创作中吸纳市民大众熟悉的"旧小说式的白话",成功地营造了"古代的幻象".另一方面,从20世纪40年代到50年代的历史场域转换中,郭沫若侧重历史剧语言的当代性和规范化,使之符合"今语"的新要求.因此,郭沫若提出和实践的"古今共通",是一种动态的平衡,指引着历史剧语言不断创新.     

黄侯兴的郭沫若历史剧研究

作为郭沫若历史剧研究领域里具有开拓性意义的一位学者,黄侯兴的郭沫若历史剧研究是很有特色的,他不仅旗帜鲜明地指出郭沫若的艺术个性是主观而抒情的,而且全面而系统地总结出以下五个方面的创作风格：郭沫若的历史剧创作具有时代烙印;史剧家必须是题材研究领域的权威人物;结构、情节和冲突要使悲剧效果最大化;浪漫主义的创作方法;戏剧语言具有强烈动作性等。     

郭沫若的史剧观及其历史剧的美学风貌

郭沫若的历史剧是我国现当代戏剧创作领域中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郭沫若的史剧观可从其有关论述和史剧创作中去探寻。它大致包含三个紧密结合的要点：浪漫主义的表现;现实主义的本质;战斗意志的张扬。郭沫若史剧观的形成有时代和个人的因素。郭沫若的史剧观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的史剧创作的独特手法,并进而形成其史剧作品鲜明的美学风貌：激情澎湃,诗意浓郁;崇高悲壮,韵味纯厚;政治性强,古为今用。     

郭沫若历史剧创作的"人学”意识

２０世纪中国文学最根本的变化,便是人的观念的不断发展。郭沫若的历史剧,以其独特的视角和形式,丰富了百年中国的人的文学。“五四”时期,他高扬个人主义的旗帜,追求人的自由和自尊,这是与外来文化的刺激分不开的。抗战时期其人学意识则分化为两股潮流,即人性人道意识和民族意识。共和国成立后,郭沫若历史剧创作的人学意识退化,其主要原因是作家主体意识的否定。     

郭沫若的历史剧《虎符》

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化战士郭沫若同志在抗战时期连续写出了六部著名的历史剧:《棠棣之花》、《屈原》、《虎符》、《高渐离》、《南冠草》和《孔雀胆》。这些剧作不仅反映了风雷激荡的时代精神,而且表达了作者对中华民族命运的深切关注。郭沫若的史剧深受毛泽东同志的称赞。毛泽东同志在给他的信中写道:“你的史     

郭沫若早期历史剧情绪表现的艺术世界

郭沫若早期诗学观中,文学的本质是“诗”,也就是“有节奏的情绪表现”,这对于理解他早期的历史剧来说,这是根本起点。本文正是试图在这样一个起点上对郭沫若早期的历史剧做一个全面的理解和诠释,以“情绪”的表现为目的来解析历史剧的题材、情节、人物和结构,以图对郭沫若的早期史剧做出较为切合艺术自律的分析。     

论郭沫若的历史剧理论

郭沫若是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剧理论的提出者之一。在历史剧同历史与现实的关系上，他主张“借古鉴今”，表现历史的真实；在历史剧的创作上，他强调“失事求似”，写出历史的必然与可然；郭沫若重视社会悲剧，要求充分发挥悲剧的教育作用，认为社会主义时期可以写悲剧。     

郭沫若历史剧《屈原》在日本的上演与影响

20世纪50、60年代,郭沫若的历史剧<屈原>在日本改编后由"前进座"剧团数次公演,并在中日之间展开交流、讨论.演出获得巨大成功,在战后日本民众中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得到学界好评.     

置于主流话语意识下的女性关照——论郭沫若的历史剧

在历史剧创作中,郭沫若将女性观照放置在主流话语意识下,塑造出的女性具有不同的时代质感。20世纪20年代的女性在五四个性解放意识浸染下最具叛逆意识,20世纪40年代的女性意识更多凸显的是左翼斗争意识,20世纪60年代的女性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更强调实践主体功能。相应地,郭沫若女性观照的价值取向也带有权力话语意识。     

叛逆和道德伦理碰撞中的女性呐喊——浅析郭沫若历史剧中的女性形象

郭沫若作为一位主情的文艺大师 ,女性形象成为他创作的主体内容 ,他以男性的视角叙述着对女性的认识。早期 ,郭沫若塑造了“三个叛逆的女性” ,让她们喊出了妇女“天赋人权”的正义呼声 ,要求着女性的权利。然而 ,作为一位男性作家 ,郭沫若在为女性摇旗呐喊的同时 ,又不能完全脱离男性中心的樊篱 ,所以 ,其作品中女性形象的自我价值、人格完成似乎只有在男人身上才能最终实现。可以说 ,她们为某种信念的牺牲是很苍白的 ,她们也有想获得同男人一样的地位感、责任感、价值感的心理 ,然而 ,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 ,她们无法“争取女性失落的权利”。这也是妇女痛苦的根源。     

论郭沫若抗战时期历史剧的创作理念与风格

郭沫若抗战时期历史剧的创作风格为其创作理念所决定:以古喻今、借古鉴今,为抗战现实服务的理念使其史剧创作"发展历史精神","失事求似";悲剧可以激发人们"抗斗"的理念使其史剧创作采用社会悲剧的形式;戏剧要有诗情、诗意的的理念使其史剧创作具有诗化特征.     

郭沫若《女神》意象体现的文化精神

郭沫若的《女神》开一代新诗风,体现出鲜明的新文化特征。从意象的角度微观剖析,科学意象体现出现代科学精神,景观意象体现出个性解放精神,人物、地名意象体现出开放精神。《女神》意象蕴含的文化精神,体现出《女神》的时代特征和个人风格。     

论郭沫若历史剧《孔雀胆》的主题

郭沫若曾就其历史剧<孔雀胆>的主题提出过三次看法,这三次看法实质上都是为了突出"民族团结"的主题.郭沫若是把段功和阿盖的爱情放到民族团结的背景中来描写的,是放在民族矛盾的冲突中来展现的,爱情矛盾中贯穿了民族矛盾.段功和阿盖的爱情本身就是民族团结的象征,写段功和阿盖的爱情是"表",表现民族团结这一主题是"里".郭沫若是借爱情矛盾揭示民族矛盾,从而表现民族团结的主题.     

“倒有些确实是诗”－略论郭沫若历史剧诗性审美品格

当郭沫若以天才的浪漫主义诗人身份进行历史剧创作时 ,他的诗人的禀赋、个性、气质、才情便无形中灌注到创作之中 ,因此他的历史剧呈现出一片葱茏朴茂、灵气飞动、摇荡心旌的浪漫主义诗意美。这种诗性审美品格在郭沫若历史剧中主要体现在如下四个方面 :一、贯串全剧的诗魂和全剧主人公的诗人气质 ;二、融合在戏剧情境中各体各样的诗 ;三、诗的戏剧结构情节、戏剧场景、戏剧气氛 ;四、诗的戏剧语言。     

论《长生殿》、《桃花扇》在古代历史剧创作中的典范意义

《长生殿》与《桃花扇》在处理历史素材时所遵循的主导原则是不同的,前者是史为戏用,以剧统史;而后者是以史统戏,以剧述史。不过虽然两剧作者对待史实的态度即曲史观有异,但是他们都追求历史真实感和艺术真实感的交融统一。作为历史剧,《长生殿》与《桃花扇》的创作模式明显好于有违史实的翻案戏,这两部剧作代表了我国古代历史剧创作的两种主导范式。     

郭沫若“人民本位”文艺观再认识——以历史剧《南冠草》及相关文献资料为中心

郭沫若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人民文艺”话语建构者之一,他在1944—1947年间明确倡导“人民本位”文艺观。以往学者主要从他的政论类文章中解读这一思想的提出、变化及价值。实际上,郭沫若的历史剧《南冠草》的创作和两次修改都与“人民本位”文艺观密切相关。郭沫若认识到夏完淳所代表的传统士大夫阶层的思想局限性,重新评价了传统士大夫精神在整个中国文化中的地位和价值,进而在现实中推动传统士大夫阶层向革命知识分子的转变。郭沫若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融合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资源而建构的“人民本位”文艺观,具有不可忽视的思想特质和艺术价值,对于中华民族的文化复兴事业和当代文艺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从《女神》看郭沫若的审美精神

《女神》是郭沫若第一部新诗集,蕴涵着这位革命浪漫主义诗人博大、豪放的审美精神,值得学习、研究。对郭沫若诗中审美精神的探讨,有助于我们深入认识郭沫若这位伟大诗人的崇高品行和高尚的革命情操,有助于培育当代青年创新、奋进的审美精神。     

郭沫若《〈文艺论集〉汇校本》补正

作为郭沫若最早的论文集,《文艺论集》一直都是研究郭沫若的重要参考资料.1984年黄淳浩先生出版了《〈文艺论集〉汇校本》,为学界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研究范本.但由于《〈文艺论集〉汇校本》的遗漏很多,并且有一些错误之处,不利于还原历史原貌,本文在重新校对了不同时期的《文艺论集》后,对其遗漏和错误作了补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