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名士与狐仙》看汪曾祺的士大夫情怀

汪曾祺是士大夫文化熏陶出来的最后一位作家。其"士大夫文化"主要来自于家庭,来自于他的祖父和父亲。他的小说创作与自己的生活贴得近,虚构的成分较一般小说家少,作品人物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作家自己的生活理想。最典型地写出了士大夫神韵,写出了汪先生的士大夫情结的是写于1996年的《名士与狐仙》,作品主人公杨渔隐就是晚年汪曾祺心灵的投影,精神的慰藉。     

论汪曾祺小说的民间情结

汪曾祺复出之后的小说创作,通过对底层人物日常生活及民俗民风的描写,体现了其独特的民间情结和审美追求。汪曾祺以文学家特有的眼光,从民间生活中发掘美,进而欣赏美、弘扬美,表现出鲜明的情感价值取向。在时代政治环境及汪曾祺个人经历等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民间成为汪曾祺真正寄托心灵空间和追求个体精神自由的乌托邦。     

论汪曾祺小说的文体意义

从文学史角度来看,汪曾祺小说文体改变了人们的审美观念,促进了新时期小说观念的更新;从文化学角度来看,汪曾祺小说文体破除了传统的审美认知模式,表征着特定的社会文化内涵。汪曾祺小说文体贡献无疑是独特而巨大的,值得我们认真总结。     

论汪曾祺小说叙述语言的文化意蕴

汪曾祺小说的语言美不止于形式简洁、用词生动,也不止于音韵清雅、流畅。汪曾祺语言的美根源于他对民间日常生活所注入的深情目光,根源于他对每个人的文化发现,根源于他对此进行的诗性呈现。汪曾祺小说语言的文化意蕴和诗性呈现彰显着汪曾祺完整而系统的语言本体观念,彰显着他独特的文学观和生活观。     

沈从文汪曾祺小说里的民歌

沈从文汪曾祺在小说中引用了大量民歌。沈从文用情歌高扬生命力量;汪曾祺用劳动歌和儿歌关注劳动者的生活。民歌引用反映出沈从文的保守性和汪曾祺的开放性,奠定了他们的作品的抒情基调和民间立场。     

历史与现实的亲证者——20世纪80年代现实主义视野中的汪曾祺小说

汪曾祺小说无论作为＂京派＂代表作,还是作为80年代＂重放的鲜花＂,都有着无可替代的地位。在80年代文化探讨的热潮中,他的文章如同一股清风,唤起了人们对被遗忘的角落的记忆。本文从其小说＂文化味＂着手,揭示汪曾祺小说世界与现实的关系,以及汪曾祺本人通过小说所传达的思想讯息,也为我们更好地理解现实主义在中国的发展作一注脚。     

对逝去的追忆——汪曾祺的“最后一个”模式

从汪曾祺小说的语言风格、写作题材和写作对象三个角度对汪曾祺的小说进行了研究,结合具体作品分析汪曾祺作品中的“最后一个”模式;《戴车匠》《鸡鸭名家》等通过对劳动者高超娴熟的传统手工艺的描写,抒发了汪曾祺对传统手工艺消失的惋惜;《羊舍一夕》等折射出人性的美,反映了汪曾祺对过去的追忆和怀念;《陈小手》等则揭示了人性的丑恶,批判了封建旧势力与当时丑陋的社会现实。“最后一个”模式概括性地反映了汪曾祺文化小说中的独特艺术魅力与审美特征。     

寻找记忆中的净土--试论汪曾祺当代小说创作的童年情结

童年是记忆中的一方净土,充满着人情美与人性美,汪曾祺正是在童年记忆中寻找灵感,并将童年情结作为他小说创作的动力源,从而使作品充满了温柔蕴藉的诗意美,也迎来了属于他的文学辉煌期.     

人性的守望——论汪曾祺小说的人道主义情怀

人性美是汪曾祺小说的核心主题。汪曾祺以人性的救赎和赞美为主题,摆脱了意识形态对文学的束缚,使小说回归到日常化的生活本真,并从审美的维度对人性进行透视,在小说中建立起不同于世俗价值的叙事伦理,力求让读者在审美的熏陶中,重建新的民族文化。     

论汪曾祺小说中的小城文化

汪曾祺通过对小城记忆的再加工,经过情感的过滤,借助小城的不同场景,逐渐铺开小城细民的群体文化心态以及小城文化的多样表征。在这些小城文化中,汪曾祺表现了小城世界的“真是”境遇,礼赞了小城之子的至善品格,挖掘了日常生活的审美存在。这也是汪曾祺小城小说所承载的文化意义。     

现代性的存在困境与自我救赎——王跃文长篇新作《爱历元年》浅探

王跃文的长篇新作《爱历元年》,通过平实质朴的语言、张弛有度的情节、血肉丰满的的人物形象,从容不迫地展现出一个真实的现代社会、一个纷繁复杂的人性世界。小说在还原生活本真的同时,凸显现代人的存在困境,努力挖掘生命个体的灵魂世界,积极探寻精神危机下的自我救赎之路。     

文化冲突之际的迷惘——论近代文化转型期王韬的特殊心态

王韬经历了中学与西学,传统与现代的文化冲突,重重的矛盾使他对未来、对自身充满着一种不可名状的迷惘.这种迷惘的状态在他的三部文言小说中具体表现在对社会的另类期待;人生价值取向的低靡;个人生活的颓唐.所有这些都表现了在近代社会文化转型时期知识分子的特殊心态.     

现代都市女性的一种平常而卓越的价值追求——王安忆的《长恨歌》中王琦瑶形象解读

王安忆《长恨歌》中的王琦瑶是个现代都市女性形象,作为现代人,她追求自身生命价值最大限度实现的可能性,执著于现代生活文化品味,但在这些价值追求中又表现出放弃自身自由的复杂性。对这一形象进行反思,将有益于今天我们推进现代生活的创造。     

王安忆笔下的女漂族——解读《长恨歌》和《富萍》的女性生存状态

通过对王安忆的两部作品<长恨歌>和<富萍>的分析,试图表达对社会中女性的一种关切、理解和期望,说明女性话语与文化面对庸常的男性是坚韧的,面对男权传统是反抗的、质疑的,但是,女性话语与文化在现实中,确实是一种天然缺失的状态,从而进一步揭示男权传统中女性自我缺少真正的文化内涵与防护界限的事实.     

跨越时空的对接——汪曾祺与晚明文学

晚明小品文对汪曾祺创作影响很大。其精神内涵,即重视个体价值、珍爱个体生命、憧憬人身自由和思想自由等等,与汪曾祺以个性自由精神为人格内核的现代意识相契合;此外,晚明小品文贵创求新、尊情融俗的创作观也与汪曾祺对现代小说艺术的思考有许多相通之处。     

有无与柔弱合一——从《老子衍》看王夫之对老子的研究

老子"有无合一"的境界形态哲学思维,在人生社会领域表述为与"柔弱"合一,"有无"与"柔弱"合一是对人生社会领域"无"与"无中之有"统一于"无"之境界的境界形态"天人合一"思维方式的论证。王夫之以实有形态的"有"与"有中之无"合"柔弱"于实有,一方面揭示老子境界形态"有无"思维的"虚无"思想根源;另一方面,论证了实有"有无"为思维基础的"有无"与"柔弱"合一于实有之"有"的实有形态哲学思维。     

论汪曾祺"日常生活"的诗意建构

汪曾祺“日常生活”的诗意建构是汪曾祺对日常经验的想象性表达。作为百年“日常生活”叙事发展中的个案．汪曾祺偏安于自己地域性的“日常生活”的玩味,赋予“日常生活”一种诗意。这是其“日常生活”叙事的独特性．这种独特性主要表现在风俗民情的描写与民间人物的塑造两个方面。     

从和谐的“情景”到崇高的“境界”——论王国维“境界”说对王夫之“情景”论的错位生成

王夫之的“情景”说既是一种文学创造理论,又是具有更为广泛意义的美学理论,它与佛教的“现量”概念相结合,在明清之际构建了一座美学理论的高峰。王国维是中国文学理论史上系统阐述“境界”说的第一人,其“境界”说脱胎于“情景”论,然而,它经历了一个从艺术走向人生、从人生走向哲学、从以和谐为基调的优美走向以痛苦为主要内涵的崇高的历程。王国维的“境界”说是在近代中国的土壤里成长起来的,同时又是以西方近代哲学为重要营养的学说,它是对以王夫之为代表的中国古典诗歌“情景”论的错位生成,也是中国古典美学向近代美学转折的标志。     

论王国维对悲剧人生的解脱

在现代化的潮流中,王国维是一个非常独特却又异常重要的存在,他异于时人的社会改造,却由个体生命体验走向纯粹学术、纯粹哲学,远离时代硝烟而自成博大精深。王国维独特的学术成就与他的悲剧人生及他对悲剧人生的异常敏感的体验分不开,从某种意义上说,前者是后者的延伸：纯粹学术的追求是王国维企图解脱悲剧人生的结果。叔本华和老庄等人的哲学成为观照其悲剧人生的思想工具。     

船山崇祀与近代湖湘地方文化建构

近代湖湘文化的崛起是与湘人有意识建构地方文化的努力分不开的.王夫之作为可资利用的地方先贤和学术偶像,受到湘人的极大关注与推崇,通过刊印遗书、讲求船山学说,崇祀为地方偶像,并最终将其列入文庙祀典,船山思想内涵得以光大,并作为地方文化建构的有利质素,逐渐融入湖湘文化精神中,成为区域文化的一部分.船山崇祀作为地域社会建构自身文化体系和象征系统的一种话语,极大地促成了湖湘文化在近代的辉煌和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