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先天和后天问题还不销声匿迹

流行的观点认为在构造人的个性方面,先天因素和后天因素都起作用,在此“先天”指遗传基因,“后天”指家庭和社会环境。现在这种观点越来越受到心理学和生理学最新研究成果的挑战,这些研究成果让我们认识到基因比我们过去所想象的要重要的多。在基因、环境,以及其他不可知因素如何影响人格构成方面,我们所获得的知识越多,我们在解决我们所面临的社会政治问题上所能得到的可靠依据也就越多。     

康德先天图式与认识论革命

康德自称在认识论上发动了“哥白尼式革命”,但他的论断名不符实。在笔者看来,认识论上的大革命始于对康德先天认知结构思想的否定,终于对它的否定之否定,而这一工作是由历代马克思主义者逐步完成的:他们应用历史的、实践的、辩证的观点,首先解决了认识的基础、能动性与矛盾性的问题,发现了认识运动的宏观规律,继而解决了先天认知结构和后天认知结构的关系问题,进一步揭示了认识活动的微观规律,最终完成了康德带头发动而无力推进的认识论变革与创新的伟大任务。     

公共利益辨析与行政法政策学

本文试图从行政法学层面对"公共利益的需要"展开剖析,评析传统行政法学研究中对界定"公共利益"的疏漏及行政使命的广泛性和不同层次性,从行政法政策学的角度对政策形成过程中行政的作用、行政法的特殊性质、现代国家的利益反映机制、舆论监督的作用以及如何把握人民的意思表示等问题进行探讨,以揭示现代行政法学研究必须重视价值和利益多元化、复杂化的方法论.     

社会化——先天与后天相结合的社会性全息化

社会化的本质是社会性的全息化，是一个现实社会的全部属性向个体人身上不断集聚的过程。这一过程有不平衡性、分阶段性、交叉式系统发生性、主动和被动统一性等特点。社会性全息化的两大路径分别是先天方式和后天方式，二者互相结合、互相影响     

论题学的法律方法论意义

作为法律方法的一种,论题学方法虽然长期受到忽略,但这种研究在20世纪后半期得以回归。论题学法律方法是在具体个案场合,经过讨论或论辩,给出论据,解决法律问题,并由此成为当今法律论证方法中的一种。虽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但论题学方法对我国法学与法治均有重要启示意义。

Abstract：

As a kind of legal method,the method of propositional study has been neglected for a long time,while this study revives in the later half of the 20th century.This method can be defined as to present arguments through debate to solve legal problems in concrete cases,and thus the method has been a kind of method in legal argument.Although there still exists some defects,it has important significance to legal theory and rule by law in China.     

从本体论批判到生存论批判

本体论造成了物质与精神之间的严格界限 ;认识论因缺乏现实的生活根基 ,难以充当哲学研究起点的重任 ;生存论实现了物质与精神的统一、人的内在与外在的统一、个人与社会的统一 ,但不能作为哲学研究的惟一而永恒的主题     

批判的方法——从先天综合判断的可能性条件出发简述康德的方法论

康德的目的是建立一个具有确定性形式的、科学的形而上学,而这个形而上学大厦是建立在对理性进行批判的基础上的,对理性的批判是康德建构形而上学的方法。而这批判其实也就是理性进行自我认识的方法。先天综合判断是一切理性科学中的原则,也是具有确定性的理性科学的基本形式,所以先天综合判断何以可能正是批判方法所要说明的问题,本文正是从对先天综合判断何以可能的说明中论述康德批判方法的实质和基本环节。     

“政道”与“治道”——对先秦政治哲学的反思性考察

先秦时期,思想家们对政治生活进行反思,以确定政治思想,并求得治国安邦的大政方针,这就产生了政治哲学。政治哲学是中国哲学的一大特点,是由中国社会的特点所决定的,具体体现在中国哲学的主题、世界观和社会功能诸方面。     

加加美光行的中国研究及其倡导的“国际中国学”

加加美光行是日本战后成长起来的重要中国学家,他毕生致力促进中日两国相互理解。文章回顾了日本中国学家加加美光行的学思历程,总结了他在中国研究领域的学术贡献,并阐述了他的中国观以及他借助中国研究反思日本社会的理念。文章还详细介绍了加加美光行积极推动的“现代中国学”学科与基于“共同行动论”的“国际中国学”研究范式,指出其对破除西方中心主义的中国研究的学术意义。     

清代中期论词绝句词学批评特征平议

清代中期是论词绝句这种词学批评类型发展的重要历史时期。大量以论词评词等直接标题的论词绝句的出现,表明此期论词绝句应用于词学批评之中自觉意识的觉醒;受浙西词派和乾嘉学风的影响,此期的论词绝句又呈现出推尊姜张、重视词体探源和词籍史料辨析等新的特征。这表明词学批评中论词绝句的正式定型,在清代词学史上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批评价值。     

道的拓展与文的突破——乾隆帝《开惑论》分析

乾隆帝统一新疆后,撰写了《开惑论》.依据史料,《开惑论》中所谓“浮议”有确切史实,乾隆帝此文不仅是对用兵新疆否决意见的一次总反驳,还体现了对治道的拓展.乾隆帝站在正义的高度,表明自己能够建立超迈祖上功绩的原因在于“天眷”.乾隆帝《开惑论》不仅掌握了话语权,而且颠覆了历史上士人对开疆拓土的批评.乾隆帝一方面重视史实的叙述,一方面强调思想的阐述,这样就突破了赋的外在形式特点,造成《开惑论》有别于传统的赋体.乾隆帝通过《开惑论》,重新建构并维系了中国疆域观与多民族国家观.从这个意义上讲,《开惑论》确实起到了祛疑与开惑的作用.     

清代词学与选词学

＂选本学＂是中国古代＂书写文学史＂和文学理论特有的一种建构方式。作为选本批评的一种,所谓＂选词＂,是指根据一定的需要和意图,有意识地选取词家、词作汇集成书。清代选词学的成就较为突出,对清词流派的形成、清代词学的建构具有重要的价值。探讨清代选词学应关注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清代选词学的选源和选则;二是清代选词学与清代词史建构的关系;三是清代选词学与清代词学理论建构的关系。总之,通过对清代选词学的系统研究,可以深入地认识清代词学的建构及中国古代选学批评。同时,20世纪以来人们接受的＂词史＂,最初在相当程度上是清代的＂选词学＂提供的。因此,以清代＂选词学＂研究为基础和起点,进而回溯唐五代至清以前的选词学,不失为一条扎实的学术路径,有利于梳理古代＂选词学＂从早期的音乐文学立场逐渐向文本文学立场的转移,有助于更切实地阐释音乐文学向文本文学蜕变的历史走向,也有助于对古代＂文学史＂的建构方式予以更深入的理解。     

西方先天范式的演进:从康德、舍勒到杜夫海纳

先天概念是西方哲学的重要概念,其内涵代表了哲学思想的基本特征.从近代哲学到现代哲学,先天概念的内涵经历了从康德的先验主义、舍勒的直观经验主义,到杜夫海纳先验的经验主义的转变,代表着从主体性哲学走向主体间性哲学,从认识论向本体论的转变.     

《肇论》佛教哲理研究

佛教般若学与魏晋玄学具有许多相通之处,初入中土的佛教以此为契机而得以迅速传播。富于思辨的般若学在与玄学的不断交融中逐渐异化为玄学化的般若学。享有“解空第一”之美誉的僧肇大师致力于将般若学从玄学中解救出来的同时,从本体论、认识论、解脱论等哲学高度,为中国佛教建构了一套独具特色的圆融体系。这一理论体系的形成,标志着外来佛学从傍依玄学而一跃成为发展玄学、甚至终结了玄学;佛教也因此走上了真正中国化的独立发展道路,并开始反哺中国文化,推动了整个中国哲学向更加纵深的方向发展。     

马克思历史观的生成论本质

马克思历史现既不是决定论的,也不是选择论的,就其本质而言是生成论的.马克思历史观的生成论本质体现在他对人与历史的统一性、人的活动的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统一之中.     

《词学季刊》与新旧词学的转型

《词学季刊》是20世纪30年代影响最大的词学研究专刊,体现出明显的新旧词学研究转型时期的时代特征.“遗著”、“词话”、“词林文苑”等栏目所刊发的词话、词集序跋等属于传统词学批评的范畴；“论述”、“专著”所专载之词学研究的新著论文与专著等,则体现了新词学研究的开拓.在作者队伍的构成上,以夏孙桐、张尔田等人为代表的旧式学人与以龙沐勋、夏承焘和唐圭璋等人为代表的新词学领军,也明显体现出新老并重的转型期特征.     

长安学溯源

长安学是近几年才提出来的一个新的学科概念,人们对此还有许多看法,多数学者尚不能接受,他们认为长安学还比较模糊。要使长安学变得清晰起来,就要找到它的理论基础。产生于长安大地的这门学问是有着深厚文化底蕴的,二千多年前的西周礼乐文化,就是长安学提出的理论基础。     

何以为学？何以为教？--墨家教育本体论探究

教育本体论是针对教育存在的根据而不断地发问。“何以为学”和“何以为教”是关涉教育本体的基本问题，墨家就这两个问题进行了富有个性的诠释。基于对“何以为”问题家族的解答范式展开理论探索，通过回答“何以为学”和“何以为教”，墨家实现了对教育本体问题的解答。对墨家教育本体论展开研究，有助于准确、深入地理解墨家哲学。     

现代诗学传统视阈下的1940年代中国现代诗学建构

1940年代中国现代诗学已经形成传统,无论从诗学的历史承继,还是从诗学本身来看,都鲜明地体现了这一特点.这种传统的定型,主要取决于两种因素:一是反思精神品格的确立,即延安的现实主义、"七月"的浪漫主义和"九叶"的现代主义诗学传统的形成,主要是在反思中得以完成的;二是在于现代诗学话语的成熟,1940年代是一个理论自觉的年代,也是一个诗学高度融合的年代,在这种背景下,三大诗学都各自形成了自足的话语表述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