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苏轼的强兵思想(上)

苏轼的一生,首先是一个政治家。他从出仕伊始,终其整个政治生涯,一直关心着、细审着北宋王朝军政和防卫的问题与需要,形成了一整套合理、实用而又独具特性的强兵思想,包括强兵的宗旨、强兵的要术和制敌的方略。他积极争取强兵思想的实施,以之批评时政,更在有限的职权范围内努力实践:惩治腐败,整顿军纪,练习技艺,整军效果达“诸郡之冠”。     

曹操后勤思想浅析

曹操在其军事生涯中善于运用后勤战略取胜，对于古代后勤事业建树良多，功成当代，惠及后世。综观魏武之武功，实赖其“强兵足食”、“因实求备”的后勤保障思想。东汉末年，天下大乱，豪强割据称雄，军阀混战不休，民众走死逃亡，生产事业遭到严重破坏。史载：“自遭荒乱，率乏粮谷，诸军并起，无终岁之计，饥者寇略，饱则弃余，瓦解流离，无敌自玻者不可胜数。袁绍之在河北，军人仰食桑塔。袁术在江淮，取给蒲螺。民人相食，州里萧条。”①面对这种残破艰难的境况，曹操远见卓识，明确地提出：“夫定国之术，在于强兵足食。”②他清醒地认…     

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意旨新探

关于《念奴娇·赤壁怀古》的主旨 ,历来议论纷纭 ,甚至出现“悲观论”和“爱国颂歌论”的尖锐对立。细析之 ,皆有偏颇臆断而不察其创作思想、创作背景之失。词以战争和英雄业绩为主线 ,则其主旨发之于军事见地和意愿。分析苏轼的政治思想特别是强兵思想 ,正视当时的政治、军事背景和苏轼的处境、心态 ,才能真正明白该词的主旨     

范仲淹的强兵思想

范仲淹(989—1052)字希文,江苏吴县(苏州)人,出身中小官僚家庭,通过科举进入仕途,曾担任过知州、都转运使、经略安抚招讨使、副枢密使、参知政事等重要官职,是北宋时期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和文学家。他在任职期间,曾主持政治改革,推行“庆历新政”。同时,他对军事也十分重视,为提高北宋军队的战斗力,提出过许多很好的建议,在其担任军职期间,也曾进行过旨在强兵的实践活动,并取得了一定的效果。可是,在有关范仲淹的论著中对此还缺乏系统的论述,故本文拟就他的强兵思想,作一些探讨。北宋王朝是通过军事政变建立起来的,因此,在建国之初,对军队十分重视,但随着统治的稳定,便逐渐采取了重文轻武的政策,特别自宋太宗以后,更大力标榜文治,声称太平     

略论中国古代以农立国与富国强兵思想

中国古代为维系国家的政权稳定和统治地位,统治阶级从战争依赖于经济的基本思想出发,积极调整统治政策,注重发展农业经济,把发展农业视为安天下、稳民心的战略产业,把农业经济看成是国民经济的核心,把富国看作是强兵的基础,把强兵视为统治安定之本,形成了重农积粟、开疆拓土的安邦定国思想.     

劳伦斯和他的生态诗歌

劳伦斯是英国著名作家,他的作品中包含着丰富的生态思想,尤其是诗歌。本文以生态之子、生态之歌、生态之思、生态之怒四个部分介绍他的生态诗歌和生态思想。     

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意旨新探

关于<念奴娇*赤壁怀古>的主旨,历来议论纷纭,甚至出现"悲观论"和"爱国颂歌论"的尖锐对立.细析之,皆有偏颇臆断而不察其创作思想、创作背景之失.词以战争和英雄业绩为主线,则其主旨发之于军事见地和意愿.分析苏轼的政治思想特别是强兵思想,正视当时的政治、军事背景和苏轼的处境、心态,才能真正明白该词的主旨.     

一代通儒李觏论

李觏与宋初的胡瑗、欧阳修、范仲淹、王安石等人同为具有博学通识的一代通儒。通儒的前提条件是对儒学思想的深透把握而又能通经致用,通儒的最高境界是极高明而道中庸,尽精微而致广大。作为一代通儒,李觏对现实问题有特殊的敏感,他的《富国策》、《强兵策》、《安民策》等种种策论,体现了变革社会现实的先进思想。《易论》作为其思想基础,同时又有强烈的目的论倾向,“常”与“变”在李觏那里达成了一种辩证和谐;然他更重视“通变疏达”,反对“一本于常”。《礼论》为其思想核心,论述了一个完善社会的制度与秩序之观念;他的“礼”兼具本体论的价值范畴与协调论的功能范畴,因而有双重意义。     

马一浮诗学思想的哲学基础

作为现代新儒家早期思想的代表人物,马一浮提出了以儒家“六艺之学”统摄天下诸学的主张。这是马先生的一个创举,体现着他对传统儒学有意识地改造和发扬。而作为其“六艺之学”的一个分支,他的诗学研究无论是在思想根源方面,还是在内在逻辑方面,都极富于哲理的意趣,处处体现着他对儒家义理之学的探究和体认。     

韩非的人性思想和治国之策——兼谈韩非不是性恶论者

韩非是先秦法家之集大成者,同时,他也是先秦人性思想之集大成者。他集先秦诸子人性思想之精华于一身,并以此为基础建构了他的治国之策。韩非的人性思想及其在人性思想基础上建构的治国之策,是值得我们进行探讨的。 一、好利之性无善恶 韩非是专从君主或国家的观点,论述治国之策的“法术之士”。他不像孟子、荀子那样曾辟专章论述人性问题,而他完全是在论述其治国方略时才涉及或讨论人性问题的。他的人性思想直接或间接地体现在他的治国方略之中。在他诸多的涉及人性的论述中,贯穿着的一条主线即:人的本性是自利的,并且人的自利本性是无善恶之分的。人的自利本性无善恶之分的思想,这既是他对先秦诸子人性思想的批判继承,又是他对他周围世界经验观察的结果。     

从“乐”的人生观念看苏轼的社会和谐思想

今天提出的和谐社会建设问题,在悠久的中国文明传统中一直是志士仁人思考和谈论的热门话题。苏轼处于北宋中期士大夫积极提出政治变革主张的特殊时代,因此,通过政治改革实现社会和谐,是他关注思考的重要问题。本文从苏轼以人的快乐与满足为人生目标与价值追求的观念,观照其社会和谐思想,发现其中的某些观点与今天所致力的和谐社会建设是相通的,具有一定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从苏轼作品欣赏其丰富而独立的人格魅力

苏轼作为文学斗士的性格具有多面性,其丰富而独立的文化人格不仅在宋代民众中具有巨大的影响力与感召力,对后世文化人格也具有很大的影响作用。在儒家伦理社会结构中寻求社会人生价值意义的同时,遨游山水、沉醉诗酒,从而在兴趣、态度、气质、个性、行为等精神与实践层面上整合政治人格与自由人格,把传统社会普遍存在的进取与退隐的矛盾双重心理发展到一个新的质变点,以其丰富、独立的文化人格散发出独特的魅力。     

何承天军事思想论析——以《安边论》为中心

南北朝争斗初期,何承天立足于刘宋政权的军政现实,汲取前代及当代与北方军事斗争的经验教训,撰著《安边论》一文,着重提出和全面阐述了"安边制敌"的战略思想。这一思想,不仅对刘宋及整个南朝的军政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而且在中国古代军事思想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     

冯应榴《苏诗合注》的文献考证

乾嘉学者冯应榴撰有《苏文忠公诗合注》,该书针对从宋代到清代的苏诗旧注进行了全面的文献考订。首先是删除了冗注、合理地移动了部分注文的顺序、补充了旧注的阙文,并核对原书,订正了引文的错误。其次,冯应榴在查慎行《苏诗补注》的的基础上,依靠宋代至明清的各类文献,进行了辑佚和辨伪工作。此外,冯应榴还对前代的苏轼年谱作了考证,纠正了其中关于苏轼的事迹、苏诗的编年、宋代的时事的错误。因而,《苏诗合注》具有很高的文献价值。      

论苏轼书论的美学思想

作为北宋文坛的领军人物,苏轼不仅精通诗词、文赋,而且擅长书法、绘画。他重视书法创作理论,其书论集中在他的书画品评题跋文中。这类文章大都篇制短小,率性而发,兴会所至,不经意而为之,蕴藏着丰富的美学思想。苏轼崇尚“自然天成”,认为书家应注重作书的心态,而不能刻意去追求字的“形”;他重视“师法”前人,认为书法创作的出新必须以“宗法”为基础,讲求“韵外之致,味外之旨”,并融入书者的人格品性,力求达到“书如其人”的境界;与之相应,书法鉴赏者也须具备卓越的见识、高深的造诣以及求实的精神,并坚持“书以人重”的原则。     

"苏子归黄泉,笔法遂中绝"--论欧阳修的推介对苏舜钦在北宋书坛地位确立的意义

欧阳修对苏舜钦的书法艺术评价极高,对苏的书学思想也非常推崇.他经常与苏舜钦就笔法以及其他相关问题展开讨论,涉及的范围很广,由于苏舜钦没有留下系统的书论著作,所以他论书的只言片语大都借以欧阳修的著作保留下来,他们以诗文唱和,以翰墨传情,共同营造了北宋良好的书坛氛围.因此,苏舜钦在北宋书坛地位的确立与欧阳修的褒奖和推介是分不开的.     

“吟风弄月”还是“得君行道”——周敦颐礼学思想新论

周敦颐被奉为道学宗主,他的礼学思想学术界关注不多。周敦颐的思想既继承了传统儒家积极用世的一面,同时也与北宋中期儒家推明治道的政治主张完全一致。他完整地继承了儒家内圣外王的思想,这也是他对宋代道学发展的贡献。他提出的“礼,理也”虽然还不具备理学天理论意义上的“理”,但他通过对大《易》的思考,将人的存在、人类社会的人伦秩序与宇宙万物的演化看作是一体的,在宋代儒学的发展过程中开启了礼的形上化思考,指点了后来理学家的运思方向,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周敦颐也是宋代礼学思想的开山。     

苏舜钦山阳守制行年考

苏舜钦是北宋著名诗人,但其生平事迹后人却知之不详,关于其山阳守制的具体时间,权威专著《苏舜钦集编年校注》所附年谱定在庆历二年春至庆历三年冬,但据苏氏兄弟庆历二年春天所作的《淮上喜雨联句》诗可知,是时他们还在自吴越奔丧还京的淮水之上;另据苏舜钦的《东京宝相禅院记》和欧阳修的《释秘演诗集序》,可证庆历二年四月和是年年底,苏舜钦都在京城;又据欧阳修庆历三年作的《答苏子美离京见寄》和苏到山阳后作的《涟水军新闸记》以及北宋汴河通航制度,可知苏舜钦南下山阳在庆历三年春。其终丧还京的时间,可据汴渠十月闭口的制度和苏的《九日汴中》诗等,可确定在庆历三年秋九月。     

范祖禹交游考述

北宋著名史学家范祖禹早年失去双亲,在叔祖范镇及季父范百禄的教养下长大成人。岳父吕公著的品性对范祖禹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苏轼与范祖禹情属乡谊,相互赏识。范祖禹与黄庭坚、秦观之间的感情也非常深厚。居洛修书期间是范祖禹与司马光一生中相处时间最长、接触最密集的时期。此外,富弼、邵雍、程颐、程颢等人也在范祖禹的人生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