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晚清绅商与商会的关系

近年来中国近代商会的研究渐成一门不大不小的“显学”,其中最具争议的是晚清商会的性质与特点,即作为西方商会组织的东方“复制品”（ｃｏｐｙ）,受近代中国社会环境的制约,晚清商会究竟有哪些“变异”（相对西方母本而言）？何以会造成这些“变异”？在我看来,要透析晚清商会的性质与特点,把握其在中国“语境”（即国情）下的“变异”,对商会与绅商阶层互动关系的研究是一个关键点。一、绅商与商会的创办所谓绅商,系指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一批亦绅亦商的特殊商人,诸如著名的“状元资本家”张謇等人。他们在时代潮流的荡激下,…     

近十年来绅商阶层研究综述

“绅商”作为近代社会中产生的一个新的社会阶层,是社会转型时期的产物。近年来学界对绅商的研究成果可谓是汗牛充栋,但研究综述却无一篇。学界对于绅商词义、绅商性质、绅商作用、绅商产生途径均有不同的认识,通过对比、梳理各种观点能够对绅商阶层有一全面准确的认识,同时也能促进学界对绅商阶层的进一步研究。     

晚清咸同时期士绅政治文化考察——以“团练”议论为中心

晚清地方军事化是中国近代社会的一个异象,这一现象不仅深刻地影响了地方社会的政治生态,也影响到国家权力与地方社会的关系格局,团练则是彼时地方军事化的主要表现形式。咸同军兴背景之下,很多士绅对于＂团练＂话题的热议,既是士绅阶层对王朝危机的＂救道＂责任感使然,亦是士绅阶层对地方政治参与意愿的体现。＂团练＂话题之兴构成了咸同时期士绅阶层政治文化独特面相。     

近代士绅对基督教的认识与态度

近代士绅对基督教的认识与态度丁浩（南开大学史学史专业研究生天津３０００７１）近代士绅是指以科举功名之士为主体,具有封建身份的特定社会集团。随着中国近代化发展和近代中国社会生活重心、价值定向的转移,士绅集团的社会角色和价值观念也发生了空前的变化,进而导...     

近代绅商与经济伦理观念的变迁——以绅商社会流转观念的变迁为例

近代中国社会是一个由静态乡村型社会逐步转为开放的动态城市社会的过渡时代,其在社会学上的重要特征是人口身份变动的突现性。其中,绅商对流以至于绅商合流的社会现象乃是近代人口变迁中较为显著的景观。一方面,理性化取向的近代经济伦理观念渐次取代传统的“政治—伦理”型观念,另方面,泛道德主义这一人文因素又极大地支配着近代转型社会中的绅商互渗这一社会现象;而绅与商作为两种异质的伦理主体,在经济伦理的转承调适中显然成为主导性的推动力。     

权势转移——从慈善视角看近代士与商阶层变动

近代中国是社会发生巨大变革的时代,社会阶层的变化在慈善方面主要体现在:明清时期绅士是慈善主角,近代开始后绅商合流,绅商逐渐代替绅士在慈善事业中发挥骨干和领导作用,到民国以后新兴工商业者代替绅商,成为慈善事业主导力量。士商阶层变化的原因在于科举制度废除、重商思潮兴起和现代城市崛起及工商业发展。相对于传统绅士来说,工商阶层对于慈善事业的影响主要是慈善思想、理念、方法、目标等具有现代性,从而将中国慈善事业推进到新阶段。     

上海租界与文化融合

在近代中国先后存在的二十多个外国租界中 ,上海租界设立最早 ,面积最大 ,历时最久。租界的存在 ,为西方文化比较系统地、迅速地、少受约束地输入上海提供了便利条件。近代上海因中国文化传统的边缘性特点和近代性因素 ,弱化了对西方文化的排拒力。同时上海社会移民人口特点 ,传统士绅角色缺位 ,使得近代上海文化呈无霸权状态 ,有利于异质文化的交流与融合。近代上海不中不西、亦中亦西 ,是中西不同文化共存、交流、融合的状态 ,是上海被称为文化熔炉的原因所在。     

近代城市民变的传统品格——以1908年汉口摊户风潮为中心

近代城市民变在社会转型时期,时常呈现出浓厚的传统品格,下层平民的集体抗争甚为典型。理性审视1908年汉口摊户风潮,其行为逻辑延续着传统斗争范式;群体心理依然保守,权威信仰与"清官"情结坚定而浓厚,恐惧、疑虑、易于从众等传统心理特质及正统主义观念根深蒂固;人们所广泛坚守的社会关系网络持续运作——官与民之间保持着非平等、非保护与被保护的对立关系,而新兴绅商阶层维持着旧式士绅的传统权力,倒向了官府权威,官府与商会的互动与传统基层社会官绅同盟共治格局并无异趣。     

辛亥上海商会绅商体制的瓦解及其影响

不少商会史研究者认为上海工商界绅商领导体制瓦解于五四运动之后 ,其理由是上海总商会改选会董 ,晚清绅商大多落选。《上海总商会史》评论道 :“它意味着这个上海工商界的重要社会政治活动舞台上绅商时代的结束和企业家时代的开始。”《近代上海城市研究》一书称 :“192 0年 8月间 ,上海总商会进行了一次新旧更替的历史性改组。这次改组的结果 ,一批具有强烈创新意识的新一代民族资本家被选进商会的领导层 ,由企业家组成的阵容取代了原有的绅商领导体制。”我认为 ,上海商会的绅商体制瓦解于辛亥革命期间。此后 ,上海总商会增强了独立性 ,…     

近代士绅阶层的分化与基层政权的蜕化

随着近代社会结构的转型和文化变迁,传统的士绅阶层发生了剧烈的分化,并由此形成士绅阶层社会角色和社会地位的历史性变动。士绅阶层的分化动摇了清王朝统治的社会根基,并且在社会转型过程中起了“中介作用”。由于中国社会近代化进程的低度发展和城乡社会发展的严重不平衡性,作为传统农村社会“精英”阶层的士绅们大批流向了城市,从而使农村基层政权落入“劣绅”之手,造成清末民初乡村政权的严重蜕化。农村社会矛盾的日趋尖锐和激化,造成了基层社会的无序和骚乱,并由此形成中国革命的一个突破口     

无锡商会与近代工商企业家的成长

国内外很多研究者把近代商会活动的中坚力量,概括为从绅士到绅商再到新式社会精英的演变发展过程。而事实上,所谓社会精英的主体和基础,乃是近代工商企业家。从无锡商会的发展历史,可以相当清晰地看到近代工商企业家成长及其对商会变革、发展的积极作用。本文试对此作...     

近代中国城市社区福利事业论析

近代中国城市社区存在的庞大的贫民阶层迫使国家和社会开展救助活动。商人、士绅举办的救助活动成为民间福利事业的主体 ,基督教会举办的慈善救助和下层民众组织的互助亦是民间福利事业的重要形式 ,这些救助和互助活动致使在城市社区出现了一个公共领域。国家举办的救助活动反而居于次要地位。随着以公民权利和社会互助为组织基础和运作原则的现代型救助组织日益增加 ,互助型福利成为近代中国城市社区福利事业的本质特征。     

现代化进程中乡村士绅阶层的衰亡与复兴

近代以来,伴随着国家政权的激烈动荡,传统士绅阶层已经难以适应时代发展需求,最终成为历史。科举制度的废除,使士绅阶层失去了制度支撑;社会结构的变动,使士绅阶层失去了底层根基;现代国家建设,使士绅阶层失去存在的屏障。时代发展呼唤新型乡村领导层,他们身上既要有新时代开拓创新的精神,又带有古代乡绅的“士”的精神,服从国家政权但是不依赖国家政权,能够代表基层民众立场,协调国家与乡村之间的关系,使二者和谐共容。     

二十世纪前期中国基层政权代理人的“差役化”——兼与清代华北乡村社会比较

从清朝初期到末期,拥有一定"地方自治品格"的保甲长、里甲长、乡约等乡村控制组织人员逐渐成为完全受官役使的"官之差役",这成为困扰清王朝基层政权良性运转的痼疾。清末"新政"以来,华北村庄权力结构发生了亘古未有的变动,在具有近代意义的地方自治背景下,国家以从未有过的姿态,将士绅精英、村庄领袖纳入体制内权力体系,使其成为地方自治的主导力量。国家欲借助士绅精英层进行前所未有的乡村政权重构与乡村治理。如同清代的乡村控制组织人员一样,新的地方自治领袖亦成为"官之差役",历史的轨迹固执地沿着自有的方向向传统回归。     

清末商事法规颁行的背景、影响及评价

清末一系列商事法规是在绅商阶层的形成、重商风气的兴起以及全国上下认识到制定商事法规的必要性和迫切性的背景下颁行的。近代商事法规奠定了中国商事法制建设的基础,提高了商人的法律地位,促进了近代民族资产阶级的形成,但由于执法和司法环境的局限,使得清末商人的营商环境仍然十分艰难,商事法规所发挥的作用和影响有限。     

乡村士绅在“近代”边缘的生活世界——嘉道咸同时期管庭芬日记解读

在鸦片战争前后中国社会从传统向近代转型的过程中,出现了林则徐、魏源等一批“开眼看世界”的经世派人物,他们在向国人介绍西方知识的同时也开始迈入近代的门槛,但更多的传统士人究竟是否走向了近代则是一个值得探究的问题。进而言之,那些没有走入“近代”或仍在“近代”边缘徘徊的士人,是如何因应世变以及其实际生活世界是怎样一番情景呢？这是更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浙江海宁乡村士绅管庭芬,为此提供了一个典型的个案。作为一个普通的乡村士绅,管庭芬在“近代”边缘的生活世界具有相当普遍的代表性。或许正是因为有千千万万像管庭芬这样拒绝转型的普通士人与民众,故而使转型的道路显得颇为艰难曲折,甚至因为不得不被迫转型而变得扭曲畸形。至于这究竟是中国传统社会的阻力还是生命力,却非常值得引人深思。职是之故,所谓“近代”与“近代”化的意义或许当予以重估。     

论嘉庆朝白莲教起事中的湖北基层社会士绅角色

嘉庆朝白莲教起事期间,湖北基层社会士绅率众登陴,积极堵剿白莲教军,担负起了地方社会的守望相助之责,有效维护了基层社会的安定团结。在保卫乡里的过程中,士绅参与下的湖北基层社会地方防御系统初步完成,在这些过程中,士绅控制基层社会的权利进一步加大,对基层社会的控制进一步加强,在身份上亦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呈现出向地方精英转化的趋势。     

传统士绅与知识阶层的近代转型

梳理相关文献,笔者发现既往研究过于偏重士绅政治角色,轻忽了其知识阶层的本质.因此,将传统士绅与现代知识分子联系起来考察,动态的分析知识阶层在近代的这一转型过程,或可成为一个新的学术增长点.值得研究的问题大致如下知识阶层是如何超越、游离传统"士绅"的乡土性,走向现代意义的都市知识分子的;以及此一过程中,知识阶层生产机制的转换、知识体系的刷新与转化、其所处社会结构位置的变迁、新知识共同体的形成、新身份与集体意识的孕育等.     

“经世”传统视野下晚清湖南士绅威权的建立与转化

湖南士人"理学经世"的传统,不仅使得晚清的湖南士绅群体富有"内圣外王"的士君子人格理想以及"心忧天下"的政治关怀,他们还在"实学致用"实践中,实现、扩张了地方范围内政治诉求、实现了由知识通往权力的转化过程。湖南本地书院的兴盛培养了一大批"经世"人才,湘军由此崛起,又反哺了湖南士绅群体,并进一步加强了其权力地位。随着戊戌维新时地方治理之实践在湖南发生,湖南士绅威权及政治需求在此时达到一个时期的顶点,清代乃至近代湖南士绅威权的产生、发展及转化过程中,湖湘学派、学风之中的"理学经世"传统的作用贯穿始终。     

城市生活的空间结构与城市认同——以明代南京士绅社会为中心

在中国城市发展史中,城市认同、城市性问题值得关注.本文通过明代中后期南京士绅与城市空间之关系,对于传统的分析模式,尤其是"城乡连续统一体"概念,提出一些新的思考.城市的行政区划,市民的日常生活、社交网络,以及时人对城市的意象都有其各自的空间维度;它们通常超越城墙的围界,但这并不必然导致"城市性"的缺失.在不同的时空背景下,城市士绅与腹地农村之间的关系亦不尽相同,其具体特征受到城市发展模式、士绅家庭背景、国家政策、区域经济等因素影响.明代南京的发展不同于"中心地"模式,其士绅社会显现出较强的城市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