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文学中的“色戒意识”与张爱玲的逆向书写

中国传统道德中的"禁欲主义"经由儒家文化与佛教文化的双重阐释积淀为一种"色戒意识"并渗透于传统文学叙事中。这种古老的"禁欲主义"的幽灵虽经"五四"现代启蒙思想的强光照射,却并未消失,而是依旧隐现于新文学的创作中。到了20世纪30年代左翼作家笔下,这种传统的"色与戒"的两难更变相为"情爱与革命"的冲突并一直影响到50—70年代的文学叙事。张爱玲的《色.戒》是一个异数,她是以一种"逆向书写"为以往父系意识形态下的"色戒"重新释义。这种"阴性叙事"解构了宏大的革命乌托邦和英雄话语,显示出了别样的审美意蕴。     

茅盾小说:政治叙事的两重视角与效应

茅盾小说所显露的政治化倾向,应给以科学、合理的分析与评价。茅盾小说的政治叙事大抵有两重视角,因此产生了不同的效应:一是"民族政治"阐释与现代民族国家想象的勾连,联系着国家前途、命运的探索;二是"阶级政治"阐释关于革命与阶级的言说,注重阶级关系复杂性的表现,从而形成小说特有的政治叙事张力。     

呈现历史：新疆兵团博物馆藏品的叙事机制与阐发路径

作为屯垦戍边历史记忆的“意义场域”和展呈空间,新疆兵团博物馆尝试探询一种兼顾“藏品”与“参观者”的叙事阐发路径：一是激活博物馆蕴含的丰富情感密码,以情感的动力机制为牵引,帮助参观者融入博物馆构建的“记忆之场”,充分发掘藏品的历史内涵与当下意义;二是通过形塑多维度的博物馆藏品“副文本”叙事符码,激发参观者的融入意识与情感认同,提升藏品文化再现的实际效果;三是尝试将个体叙事与公共叙事、个体经验与集体经验相结合,构建参观者与藏品之间的“情感共同体”。兵团博物馆的参观者以藏品为物质媒介,阐释读解藏品背后的故事,并且结合当下社会文化情景,传承弘扬屯垦戍边精神,使之成为构建新形势下兵团文化认同的重要资源。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三种范式

第一种是以“物质本体论”为前提的中国化范式.20世纪80年代以前,主要形成并占据主导地位的,是以“物质本体论”为前提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范式.这种范式得以形成和盛行的主要原因:一是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和共产党人,首先是从唯物辩证法层面来理解和把握历史唯物主义对中国革命建设问题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意义的;二是“第二国际”的理论家尤其是斯大林时期苏联“官方哲学”教科书所提出的,以“物质本体论”为前提的历史唯物主义重构思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世界各地的传播和阐释产生了决定性影响.该范式旨在突出历史唯物主义的唯物主义性质,突出对无产阶级和人类自由解放过程中的客观规律与趋势的阐释,从而从历史规律层面论证和阐明中国革命建设的必然性和合理性.     

从多元到单一:革命文学的叙事模式变迁

在早期革命文学中同时并存“解放”叙事与“革命加恋爱”式的情爱叙事两种模式,前者淡化现代革命的“自由”理念而专注于“解放”诉求,以“阶级性”为核心并彰显阶级对立与斗争,最终走向革命暴力展示;后者则试图在革命话语与人性话语、革命冲动与情爱追求的冲突与互动中去表现人,从而在主题上更加具有歧义性与复调性.“左联”成立之后,一方面通过“大批判”的方式清除了早期革命文学中“革命加恋爱”的情爱叙事模式,另一方面在文学批评领域内通过对符合左翼文坛要求的作品加以及时肯定、赞赏的方式逐步将文学引导到既定的规定上来,“解放”叙事逐渐取代了原先的情爱叙事.     

海登·怀特的新历史主义文学叙事阐释

有关后现代叙述话语对新历史主义文学提供了启发,成为其历史阐释的起点.历史叙事的建构能够用多种结构来阐释.各个结构实际运用中的呼应关系表现在具体的历史叙事中,各种历史叙事对历史的阐释都可以在写作层面和一定的历史阐释结构相对应,体现出一种结构的同质性.由不同历史阐释结构形成的历史叙事是不同文化精神在同一文化体系内冲突的显现,也正是这一内在冲突,使得历史叙事形成了个人风格.     

中国革命叙事的反思与重构

中国传统的革命叙事，在真实性问题、暴力问题、国共关系问题及先进性问题上，存在着明显的悖反现象，其根源在于：政治合法性要求对革命叙事的过度期望；阶级斗争思维模式对革命叙事的过度侵蚀；文化激进主义思潮对传统革命叙事的潜在影响。重构中国革命叙事，应当以和平统一为宗旨，重构国共关系革命叙事；应当坚持真实性原则与人性原则，摒弃任意改写历史、过度夸张等叙事手法；应当卸下革命叙事为政治合法性辩护的沉重负担，恢复其传承优秀传统、塑造现代文明、开创时代精神的叙事宗旨。     

论十七年革命历史小说的三个问题

重新审视十七年革命历史小说创作,阐释“革命历史小说”这个称谓具有题材的规定性和意识形态的规定性,深入研究其概念、叙事范式和创作主体对正确评价十七年革命历史小说创作有新的价值。     

从东方主义到后东方主义——以中国传奇的西方重构为例

全球化语境中如何实现理论创新与中国话语建构是学界难题,后东方主义为此提供了新的思路并作出阐释。萨义德的东方主义建构是一种叙事可能,然而,真理观与身份、视角之间的"悖论"以及从话语理论到话语霸权的"转变"使其陷入窘境。后东方主义力图从中拓立出另一种叙事可能;以代言政治衍化、共同体意识的形成、消费群体多元化的形成为主要特征的后东方主义叙事语境加深了好莱坞的叙事焦虑,为中国传奇重构提供了契机。中国人逐渐成为中国故事的主角,这一过程将伴随东方主义叙事的解构与后东方主义叙事模式的开启。     

论恩格斯理解哲学革命的出场学视域——120年后对《费尔巴哈论》叙事方式的新解读

120年后,重新解读恩格斯的《费尔巴哈论》,科学辨识恩格斯对哲学革命的理解和叙事中独有的视域和范式,对于分析马克思、恩格斯对哲学革命理解的一致性和差异性,以及准确理解马克思哲学世界观的实质,具有重大意义。本文认为:恩格斯以出场学视域为解读地平线,在对哲学革命理解的一系列问题上构成了独特的实践论阐释模式。     

策略性叙事空白研究

叙事空白是故事时间大于0、文本篇幅等于0的叙事现象。它既是一种普遍存在的叙事交流现象,也是一种重要的叙事交流策略:为了更好地实现自己的叙事交流意图,叙述者有意将故事世界中的某些事件加以隐藏和遮蔽。策略性叙事空白有三种类型:为顺应主题压力而创造的叙事空白;为遮蔽某些意义而创造的叙事空白;为突显某些意义而创造的叙事空白。通过具体的文本分析,笔者本文试图结合具体的文本分析与理论阐释,深入、全面探讨对这些策略性叙事空白在叙事交流中的功能和价值进行深入全面的探讨。     

十七年革命战争小说情爱叙事的文化政治学考察

在十七年革命战争小说中,国家民族解放的战争伦理叙事和个体人性解放的情爱伦理叙事有主有次地共同服务于中国现代民族国家的理性想象与新社会情爱想象的欲望阐释,蕴含着现代民族国家生成过程中个人主义思潮、民族主义思潮、马克思主义思潮及传统儒家文化思潮的抵牾与磨合,以特殊的方式参与书写了现代中国革命"新人"主体、现代民族国家意义共同体的历史生成和话语修辞,形成了革命伴侣式、男性战斗英雄与民间女子式与阶级/民族超越式、悖伦淫乱式等四种具有主导性的战争/情爱叙事模式。这几种主导型战争/情爱叙事模式表达了主流意识形态所认可的战争情境下个体所应有的情爱选择、进行方式、最终结局,以及这些因素会对战争局势产生的影响方式及程度。但它们不仅只是政党政治意识形态对社会体系的全面渗透与组织规训的话语证明,还涵盖着更为深刻的民族文化内核和复杂的话语生成机制。     

叙事判断与修辞性叙事理论——以伊恩·麦克尤万的《赎罪》为例

叙事判断对于修辞性地理解叙事至关重要,因为叙事判断既属于文本进程这一层次(作者创作的结果),又属于读者阅读这一层次。此外,叙事判断是通向三种相互影响的主要阐释层次的途径:形式层次、伦理层次和审美层次。本文区分了三种主要叙事判断:阐释判断、伦理判断和审美判断,提出了关于这三种判断之相互差异和相互作用的六个命题。本文采用这一理论框架对伊恩·麦克尤万的杰作《赎罪》进行了实证分析。     

我们因何对莫言获奖失语?

莫言创作呈现的价值观在中国古代文人价值观之外,也在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启蒙”和“革命”两大价值体系之外.莫言发展了一种用乡土演绎乡土的叙事技术,一种展示“地方知识”、“地方思想”、“地方感觉”,一种真正不依赖外部“理论”和“世界观”来解释地方性生活和现象的小说叙事技术.莫言的获奖,无论如何,都是中国当代文学的一项重大成就.尽管他代表的不是中国古代叙事传统的胜利,也不是启蒙与革命叙事传统的胜利,是汉语叙事作为一种地方性知识的胜利,而不是一种普遍知识的胜利.     

小说的动态叙事与静态叙事

小说是叙事门类文学作品的重要体裁之一。可以说，叙事是小说的最基本的特征。因此，从叙事学的角度分析和研究小说作品，不仅为小说的批评和研究拓展了新的视野，而且为探寻小说的艺术构成提供了一种新的比较能说明问题的重要阐释途径。本文试图从小说叙事的角度，研究小说两种不同的叙事效果，即动态叙事与静态叙事，以说明造成小说艺术形象生动与否的一个重要原因。一、动态叙事和静态叙事的概念在小说的审美过程中，我们常常感到有些作品非常生动，它们所叙述的故事很容易把我们引入那个虚构的形象世界中，有的作品则非常乏味，絮絮叨叨…     

叙事伦理文本批评的方法与途径

现代性兴起引发伦理概念的延异,为叙事走向伦理奠定了知识的合法性。叙事伦理是回应文学艺术伦理的叙事表达,将叙事分析与价值判断结合,而生成的一种阐释文本的批评方法。自20世纪80年代叙事伦理概念在汉语批评界出现以来,历经文学批评的实践,这一概念已具备一定的方法论意义,形成了外部伦理介入与内部伦理的发掘两种批评的途径,从方法论的角度可以大致梳理出这一概念的现代性知识内涵。     

美国后现代反叙事小说的政治寓意

反叙事作为一种特殊的叙事策略,对历史的真实性以及官方史学的因果阐释关系提出质疑,颠覆与破坏某段历史范畴之内的传统叙事模式.以托马斯·伯杰、E·L·多克特罗和唐·德里罗等为代表的美国后现代主义作家对这种叙述策略青睐有加,他们在小说中将真实历史与虚构事件相融合,赋予那些沉默的大多数以言说的权利,重塑了边缘人物的刻板形象,激活了已被遗忘的历史事件,展现美国真实的社会现实,表达作家对历史题材寄予的反叙事的政治寓意.     

赵树理小说中的农村社会隐喻系统

以完整自足的乡村社会隐喻系统为参照,对赵树理四十年代的小说创作进行细致的叙事学分析,可以发现赵树理将"农民生存"与"农村革命"两种话语形式糅合在一起互动互融的内在理路.此举并不仅仅是以社会变迁直接验证文学流变,而是力图从小说艺术发展中透视某些社会变迁在文学领域的再现或表现,以及某些文化因子的变化,使小说内部与外部的阐释得以契合相通,进而探寻赵树理笔下"农民中国"图景的特殊内涵.     

网络小说的空间、地图与叙事

在当前的网络小说叙事中,传统线性叙事的时空关系被打破,时间被淡化、模糊、背景化,而地点、位置、场面、空间等的叙事效能正获得凸显。众多空间的排列、组合形成空间序列,促使网络小说地图的应运而生和旅行书写的展开。从某种程度上看,网络小说的叙事是一种旅行叙事,以空间来结构情节,以旅行来串联情节。空间叙事的意义在于,以空间对接当下的碎片化生活,呈现生活的偶然性,它消解了日常生活的稳定性结构,揭橥了媒介革命时代生活的快节奏与偶然性,并通过一种YY性融入与快感体验,实现着对当下社会的回应。     

复合视角·女性镜像·道德偏向——论抗美援朝文学中的"朝鲜叙事"

在抗美援朝文学中,朝鲜叙事常常作为一种"次叙事"的形式充当志愿军英雄主义叙事与国际主义叙事的阐释客体,但同样具有相对独立的意义.这种叙事具体体现为复合性的叙事视角,以女性为主体的叙事镜像,以及叙事伦理上的道德偏向主义倾向等。其中,"朝鲜"这个语词在政治、文化、地理、审美等意义方面的多重性决定了叙事视角的复合性特征;朝鲜"老妇、青妇、女孩"的女性形象系列分明对应着志愿军心中"母亲、妻子(或姊妹)、女儿"的生活记忆与亲缘期待;道德偏向的精神实质是道德秩序的等级性、主体道德实施的优越性与道德确立标准的私人性。对抗美援朝文学中"朝鲜叙事"的重新清理,不仅具有"回归历史现场"的意义,而且具有文学史建设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