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晚清新政治机构的创设

鸦片战争后到甲午战前，清政府新政治机构的设置，标志着清朝封建政治体制的完整性已被打破：戊戌变法时期增设的新政机构，在一定程度上触动了君主专制的官僚制度及法规，对封建传统势力起了一定的冲击作用；清末官制改革中设置的新机构，使清王朝的国体与政体都有了不同程度的改变，可以看作中国国家体制近代化的开端。     

清朝末年的变革与中国现代化之思考

清朝末年的变革与中国现代化之思考田晓红自１９世纪后期以来，近代中国经历了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和清末新政三次政府主导型的现代化变革运动。本文试图就清末新政在中国现代史上的地位，它在政治发展和社会发展过程中面临的种种挑战和它对中国现代化改革可能提供的启示，...     

辛亥革命与中国教育的近代化

中国教育近代化始于1862年的京师同文馆的设立,经过了近五十年的岁月,特别是经历了清末“新政”中的教育改革,至辛亥革命胜利前夕,应该说其教育近代化的形式已基本确立。然而,终有清一代,统治者在发展近代实业与施行近代资产阶级民主政治上,始终是南辕而北辙的。因此,其教育以“中体西用”为指导,其价值取向仍是封建主义的道德观,故清末的教育近代化,不过徒有形式而已,离真正的中国教育的近代化,即面向现实的社会生活,特别是经济生活,与代表中国近代社会发展趋势的中国资本主义息息相关的教育,尚有相当的距离。     

清末新政与士阶层的互动——以军事变革为例

清末新政是 1 9世纪末 2 0世纪初中国社会的一件大事 ,近代社会的士绅以其独特的见识和目力在近代化的道路上推动新政前进 ,使新政全面打开中国的现代化闸门 ;另一方面新政的各项措施尤其是军事变革以其历史的前卫性对士阶层的命运起了主宰作用 ,士阶层的消亡成为不可避免的历史命运。清末新政与士阶层的互动体现了历史进步的必然趋势。     

试析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若干认识误区

作者认为中国自１９８０年邓小平同志提出“改革并完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任务”以来，就拉开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序幕，政治体制改革一直是中国正在进行的改革开放、向现代化过渡的社会转型进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作者对人们理解政治体制改革容易陷入的认识误区进行了分析指正。指出“民主政治先导论”是一种激进的政治浪漫主义观点，离开现阶段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程度和发展需要谈民主政治的改革是脱离实际的；“政体改革决定论”将激进的政治体制改革视为解决中国面临的一切重大问题的前提条件因而陷入误区；“民主模式单一论”是一种简单、片面的民主观，认为西方发达国家民主政体是现代民主政体唯一的、必然的绝对模式，这就忽视了各国民主政体的不同制度特色和发展的不同道路；“政经绝对区分论”把政治经济简单割裂开来，认为中国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忽视了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早已悄悄地伴随着经济体制改革逐步展开了这一事实；“政治改革缓行论”认为政治体制改革太难，风险大，应当缓行，忽视了经济体制改革的顺利进行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相配合是不会取得成功的。     

论清末立宪思潮

清末立宪思潮是２０ 世纪初在中国大地兴起的一股强劲的思想潮流。关于立宪，清末思想界作了多方探讨， 其中包括宪政与中国政治发展的关系、宪政诸要素的基本内涵、实行宪政的程序步骤等等。清末立宪思潮是对中国封建专制制度的否定与批判； 是近代中国在学习西方道路上的一次跨越；它极大地推动了近代中国政治体制变革的进程     

晚清至民国时期的乡村联盟与地方政治——以南昌地区为中心

晚清至民国时期,地方军事化、清末新政以及议会选举等一系列政治变革,不仅导致中国社会传统政治体制发生结构性的变化,且引发了地方社会权力体系的不断重组,先后出现了团练局、同姓联宗、“同盟会”等乡村联盟.这些不同形式的乡村联盟,在士绅、知识分子、商人、律师、家族等各种社会力量的运作下,逐渐成为地方社会中新的权力中心,对地方社会的政治格局及其演变趋势产生了深刻影响.     

论清末新疆“新政”──新疆向近代化迈进的重要开端

本文对清末新疆“新政”，从历史发展的角度重新进行了比较全面的审视和评价，认为实际上是新疆向近代化迈进的开端，对新疆近代化有重要意义，在当前新的历史条件下，更应该给予充分的肯定。     

论清末新政的败因

清末新政是中国近代化过程中的一次重要的改革。然而 ,清末新政却失败了 ,清王朝也在改革中寿终正寝。本文从腐败的角度出发 ,从三个方面论述了腐败是如何导致新政失败的。一、清廷一味坚持君主专制和皇族集权延误了新政破旧布新的时机 ;二、统治阶级内部的争权夺利削弱了中央政权的领导力 ;三、新政推行以来的贪污腐败制约了改革方案的顺利实施。     

清末“新政”：一场真正的法律革命

从庚子事变到辛亥革命以前,清王朝在其最后11年中发起了一场大规模的社会改革运动,史称“清末新政”。虽然“新政”改革最终由于辛亥革命而中断,但从法律发展史角度来看却引发了中国传统法制的深刻变革,“在思想和体制方面,把长期形成的典范(范式)变为不同质的外来典范”。清末新政     

试论清末监狱近代化的法制前提

清末“新政”，也给刑罚的执行场所之一——监狱以改良的契机。在沈家本的主持下，监狱近代化的法制前提逐渐完备即自由刑的产生；犯罪人的析出；近代西方教育刑论代替封建的惩罚报应观念。而且，沈家本开近代狱政学研究之先风，会通中西，全面舍取，终成首部监狱法典。     

论戊戌变法和清末新政中的慈禧

慈禧并非一开始就反对戊戌变法,而是采取了默认的态度,这是因为维新派前期进行的技术性改革与洋务派的主张并无多大的差别。但是,维新派的最终目标是要实行君主立宪,这就必然要触及到政治体制的变革,妨碍慈禧的专制统治。结果,慈禧不能容忍,镇压了维新派,致使变法夭折。至于清末新政时期,尽管慈禧迫于内外压力同意进行某些改革,但这些措施并没有触犯封建专制的最高权力。因此,有关慈禧对维新变法是赞同或是反对的笼统说法,以及慈禧推行“新政”可以促进中国现代化的观点,都是不正确的。     

中国管理思想的近代嬗变论析——一种关于西方公共管理本土化问题的历史性考察

中国近代管理思想与实践大抵滥觞于洋务时期、开始于清末民初之际而成型于民国时期。从器物之变、制度之变直到观念之变,这种过程源于对“西学”认识的不断深化。管理思想近代化的嬗变是持续“回应”西方的结果。因此,有必要从洋务时期、清末新政时期和民国初创时期三个阶段入手,对中国近代管理模式的变革、管理主体结构与功能的转型以及管理主体理念的进化做一种历史性的考察,以回溯并反思西方公共管理理论与实践对中国早期管理思想的影响及其本土化走向。     

邓小平政治思想研究综述

一、政治体制改革思想 1、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性。(1)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的需要。我国原有政治体制是权力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有许多弊端。“如果不坚决改革现行制度中的弊端,过去出现过的一些严重问题今后就有可能重新出现。”(2)适应经济体制改革发展的客观要求。“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     

贯彻“三个代表”思想 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深入领会江泽民同志“七一”讲话有关政治体制改革的论述

江泽民同志的“七一”讲话，从“三个代表”的高度对进一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作出了新的更加深入的论述。政治体制改革是落实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的重大任务和根本举措，是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必然要求，也是代表最广大人民利益的应有之义；“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为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袁世凯幕府与清末立宪

在清末立宪活动中,幕府人员帮助袁世凯完成了对立宪从漠不关心到积极参与的转变。同时,幕府人员积极参加清末的宪政改革,在中央编制了新官制方案、在东三省进行了政治体制的改革、在天津试行了地方自治、在直隶进行了司法改革,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他们的所作所为有利于中国政治的近代化,同时也有利于袁世凯北洋集团势力的扩张。     

政治体制改革:世纪之交的回顾与思考

在当代中国波澜壮阔的改革历程中,政治体制改革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具有关乎全局的功能。当新千年的钟声已经敲响的时候,站在世纪之交的历史方位上,深入总结我国新时期政治体制改革的历史经验,深入探索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规律,对于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政治体制改革是社会主义全面改革系统中的重要环节,没有渐进有序、逐步推进的政治体制改革,社会主义改革很难全面深化并取得完全胜利;政治体制改革必须以经济体制改革作为坚实的基础,在经济体制改革基础上不失时机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这是我国新时期全面改革的最重要经验;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在依据是经济市场化的历史进程,继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建设高度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从根本意义上说是经济市场化历史变革的必然延伸和必然结果;政治体制改革的根本目标是实现政治民主化,社会主义国家在基本确立了人民民主的政治制度和政治体制后,必须以足够的注意力解决政治如何实际运行的问题,这是一个长期的政治变革过程。     

清末新政与中国早期现代化的进程

本文旨从“现代性”的主体向度评价“清末新政”在军事、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诸方面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客观作用,同时扼要分析传统政治统治不能利用合法性权威引导中国社会转型的主客观原因     

中国政治体制的缺陷和“大跃进”运动的发起与持续

本文从三个方面探讨了“大跃进”运动发起、持续和当时中国政治体制的缺陷之间的关系，说明了继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迫切性。     

清末宪政运动及其意义

清末立宪尝试是中国宪政法制现代化的历史起点。预备立宪是清末统治者在内外的形势逼迫下作出的选择。一方面,预备立宪具有某种权变之策的意图,是清末统治集团为了挽救自身统治地位而进行的一场法制改良运动,具有明显的政治功利性和保守性。另一方面,它表明清末统治者已经意识到不能按照原来的君主专制方式维护自己的统治,从而具有一定的法制改革意识。清政府在实行“预备立宪”过程中,相应地对旧有政治体制进行改革,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皇帝的权力,提升了国会地位和权力,提高了人民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直接冲击了两千多年的专制政体,不自觉地向政治宪政化迈进。因之,我们必须肯定这场法律变革运动在中国宪政法制现代化进程中的进步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