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刑事辩护制度理论基础的再认识

作为现代刑事诉讼中的一项基本法律制度 ,刑事辩护制度的生成有其深刻的理论基础。本文反思了传统法学理论在刑事辩护制度的理论基础方面的狭隘认识论观点 ,在吸收当今理论界的一些开拓性观点的同时 ,提出作者对刑事辩护制度理论基础的再认识。本文认为 ,程序主体性理论从平等理性的角度奠定了刑事辩护制度的伦理学基础 ,民主原则则从合法性角度为刑事辩护制度奠定了政治学基础 ,而对立统一规律构成了刑事辩护制度的认识论基础。     

西方专家治国论合法性的历史演变及其困境

专家治国论是西方一种重要的社会思潮,它主张技术专家全面管理社会。它的合法性的历史演变经历了三个阶段。培根把科学家视为上帝在人间的代表;圣西门认为科学家代表实业社会的理性原则;现代工业社会论认为技术专家的权力源于生产领域技术的要求。当代技术统治论已经陷入难以解决的困境之中。     

哲学无政府主义及其当代论争

作为当代西方政治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哲学无政府主义否定性地回答了国家合法性的问题,并以此为前提阐明了自己的政治哲学主张。但当代哲学无政府主义认为应该具体分析国家的不合法性,从而确定反抗国家的行为之层次,而且不认为取缔或毁灭国家是无政府主义的唯一目的。哲学无政府主义与当代西方政治哲学的其他派别进行了广泛而深刻的理论论争,拓展了自身的政治哲学内涵。     

如何评价培根的方法论?

弗兰西斯·培根作为欧洲近代一位伟大的唯物主义哲学家,十分重视认识方法问题。他在哲学方面,给自己提出的根本任务,就是要为他的同时代人和后代“提供更可靠和更稳当”的认识方法上的“指导”。《新工具》的写作就是培根在方法论上做出杰出贡献的光辉纪录。然而,对于培根的方法论却存在一个如何评价的问题。这里所说的“评价”,是指从总体上看培根的方法论究竟有些什么缺陷或不足之处。我国过去出版的有关欧洲哲学史的论著对此大体有两种见解:一是在不否认培根对演绎法的认识作用的前提下,认为培根“强调了归纳法而忽视了演绎法的作用”;二是认为培根完全否认演绎法的认识作用,说培根“片面抬高归纳法,贬低演绎法,认为归纳法是求得知识的唯一方法”,或认为培根把归纳法看作“唯一的科学方法”。对于这两种看法,我以为前一种较可取,但需要加以具体说明和补充。至于第二种看法,则是同事实相违的。下面我想先就第二种提出商榷意见,然后再谈一下自己的看法。     

论弗兰西斯·培根科学主义认识论的作用和意义(上)

通过对培根的《新工具》一书的研究 ,本文认为 ,培根所提出的认识论应该是科学主义认识论。因为他关注的主要问题是知识的复兴而不仅仅是一般的哲学认识论研究。因此 ,培根的认识论主要是为科学的发展提供哲学基础 ,解决的是人同自然的关系。培根所提出的这种认识论将当时哲学的思维方向转到了认识问题的研究上来 ,开创出了后来西方近代哲学发展的方向。     

从哲学诠释学到本体诠释学——加达默尔与成中英对本体论的探讨

加达默尔和成中英均对本体论问题作了哲学探讨。加达默尔的哲学诠释学由此在追问存在,在解释学经验的不断发展中彰显存在的本真含义,是海德格尔本体论的现象学方法与黑格尔辩证法方法的有机结合,体现出由诠释本体转向本体诠释的趋向。成中英的本体诠释学则兼采中西诠释传统之所长,而以中国哲学为本位,主张本体与方法的互动,力图形成一个一体多元的开放系统——本体诠释圆环。对二者的思考向度进行比较分析,可以展示中国哲学思维方式对于本体论问题独特的思考进路,并在某种程度上体现出中国哲学现代重建的根据与合理性。     

论弗兰西斯·培根科学主义认识论的作用和意义

通过对培根的《新工具》一书的研究，本文认为，培根所提出的认识论应该是科学主义认识论。因为他关注的主要问题是知识的复兴而不仅仅是一般的哲学认识论研究。因此，培根的认识论主要是为科学的发展提供哲学基础，解决的是人同自然的关系。培根所提出的这种认识论将当时哲学的思维方向转到了认识问题的研究上来，开创出了后来西方近代哲学发展的方向。     

预设哲学之可能性

对哲学概念进行理解,目的在于期望对哲学是什么这一形而上学问题做出解释。强调应该更深入认识哲学是什么的问题形式的前提条件即哲学会是什么,从而为哲学是什么的回答提供可能性。这种提法正是处于对哲学本身的思考,同时也是对哲学本身存在的合法性进行辩护。     

孟子的政权合法性思想新解读——兼对有关孟子政权合法性思想两种理解的评析

长久以来,学界都存在着有关孟子是否主张民主的争论。支持者认为孟子主张“主权在民”,反对者则大多认为孟子主张“君权神授”,与周公相同。实际上,“主权在民”与“君权神授”都是有关政权合法性(legitimacy)的理论,都以“政权应该由谁掌握”的价值判断为其核心。争论双方所提供的论据并未包含这样一个判断,而俱由实然判断构成。故其并不能反映孟子的政权合法性思想,双方对各自观点的证明并不成立,其对关键文献如“天与人与”等节的解读存在错误。孟子实际主张政权合法性的依据在于统治者道德上的成就,并以超越的“价值之天”(而非人格神)为其终极基础,民意并不能直接作为合法性的依据。孟子的这一观点,对于我们今天建设人民民主、打破西方国家对民主价值的垄断,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论培根“新工具”的局限性

培根的“新工具”以“假象学说”为前提，主张一种循序渐进的研究过程，对大量的事实进行合理的归纳，以此作为科学研究的方法。但是，培根在科学领域的失败说明他的自然哲学原则及他制定的科学发现的方法有欠缺之处，主要是由于对经验的过分执着导致对知识的客观性有一种近乎苛刻的追求，从而忽视了对人的认识结构的研究。     

论前见

传统解释学主张克服前见以达到对文本的绝对把握,哲学解释学把前见看作理解的本体论处境,是理解得以可能的本体论条件,前见是无法超越的。这两种观点都有片面性。人首先属于历史,同时历史又是属于人的历史。在本体论意义上,一切理解都是从前见出发的理解,是无法超越的;在方法论意义上,一切理解又都是不断超越前见的理解,前见又都是可以并且应该被超越的。对前见本身应当保持自觉的解释学意识,我们应该认识到理解的相对性与绝对性、多样性与统一性,以及理解的可能性、局限性、派生性等等。前见决定了理解的相对性,同时又决定了理解的绝对性,理解是相对性与绝对性的辩证统一。     

弗·培根的“假象论”对后世哲学的影响

培根的“假象论”不但揭示了人的认识产生谬误的种神根源，更向我们展示了人类理智可能具有的局限，引发了后来的一些哲学家对“假象”及其相关问题的思考和解决。本文即从培根对“四假象”的分析和批判入手。重点探讨了后世哲学家（波普尔、伽达默尔）对这一学说的解读、批判及其解决，以及这一学说与康德的先验幻相和当代语言分析哲学流派的相关性，以此彰显培根的“假象论”对后世哲学的影响及其意义。     

论历史记忆对民族偏见形成的影响

民族偏见的形成与历史记忆的转述密切相关。一方面,历史记忆的植入与“强权”使得民族偏见的产生与传播成为可能,另一方面,与经济、政治、阶层等社会因素相比,根植于历史事件与历史文化土壤中的民族偏见更容易“合法化”为一种与他族的交往经验,以致造成民族隔阂。积极倡导民族宽容,增加不同民族间的接触与交往,客观、辩证地看待个别历史事件是消除民族偏见、维护民族关系和谐发展的重要前提。     

波普尔的"偏见"学说探析

自古以来,"偏见"一词不仅被赋予明显的贬义,而且在认识论中一直被视为阻碍主体意识接近并把握真理的元凶。到了现代,批判理性主义者波普尔才真正打破审视批判传统的偏见、伸张理性的权威这一西方哲学的传统,进而公开为偏见的合理性辩护。波普尔的偏见学说展现给人们的不只是他非凡的理论勇气,更重要的是他对西方哲学、尤其是近代以来西方哲学致知取向的深刻反省。     

成见与良知

作为无限者的道,通过一个有限化以达确定化的过程完成其自我实现,这同时造成了作为"观念结果"的物,与作为"观物要求"的成心两种结果。成心观物,固不免有种种不牢靠的是非之论发生出来,但并不能根绝真实之是非的可能。即便全然为"假是非",其中亦必有是非的必然之理的真实表现;更何况,对于是非、善恶,良知可以获得一种确知,而是非的必然之理与良知之良,都被道的至善性所保证,这就使得要把一切是非之论一概无谓化的论说难有成立的余地。     

略论伽达默尔哲学解释学的突破

伽达默尔哲学解释学的理论创新在于,他通过开放“理解和解释”的内涵,扩张“文本或本文”的外延,实现了其后现代解释学在理论上对传统解释学的积极突破。尤其将语言引入哲学和解释学,赋予语言和理解、解释以本体论的意义,强调历史传统在现实人们的处境及视域中融合创新,敢于肯定历史偏见的历史地位与价值,这是很富于时代人文积极创意的。但是,伽达默尔哲学解释学无视理解、解释的客观实在性基础,淡化理解、解释的实践性矛盾斗争,漠视理解、解释的正当性与非正当性的原则区分及主导性与非主导性的原则差异,这是必须清醒加以批评鉴别的。     

从伽达默尔的合法偏见论看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

西方哲学诠释学的主要代表人物伽达默尔提出了以合法偏见论为基础的哲学诠释学体系。他认为,是“合法的偏见”构成了理解的历史性因素,而理解的历史性和文本意义的开放性会不可避免地导致创造性翻译。埃斯卡皮更是明确提出,翻译就是一种创造性叛逆。好的文学翻译确实也应该是一种创造性叛逆。在翻译过程中,创造性叛逆表现为翻译主体在某种明确的再创作动机的偏见驱使下的创造性行为,表现在对原作的能动的转述和转换。当然,由于受源语和目的语中语言文化规范的双重制约,翻译的创造性叛逆并非是没有限度和范围的,而应是通过译者与文本之间的不断对话,使个人视界与历史视界达到最大程度的融合。     

刑法解释限度:约制与理性化——基于内在视角和外在视角的思考

前理解影响着刑法解释,进而影响着刑法解释限度。有效制约前理解对刑法解释限度探询的消极影响,发挥前理解对刑法解释限度探询的积极作用,需要我们将前理解理性化。社会公众愿望对刑法解释限度的探究发挥着重要作用,但作为说明性理由,不具备正当化能力;考量公众愿望必须在法律标准的范围内,对公众愿望进行理性、合法的吸纳。国家的公共政策和刑事政策对刑法解释限度产生着根本性、实质性的影响,欲控制国家的公共、刑事政策对刑法解释过度的扩张,有必要将公共政策和刑事政策纳入法治的轨道:首先要将公共政策和刑事政策纳入传统刑法法治———权利话语体系之内,以恒久性的权利话语限制随机性的权力关系;其次要结合行为社会危害性的本质,在深思动用刑罚的必要性、可能性和效益性基础上来考虑是否介入政策实质性的影响。     

语用学视角下《傲慢与偏见》的文辞艺术

语言是一门艺术。语言的运用,不单单是哲学范畴下的符号表征,发展到今天,已经成为了一种特殊的语言美学效果。尝试运用语用学的理论,从语用学视角切入,分析《傲慢与偏见》一书中的文辞艺术以及人物对话风格,品味了简.奥斯丁作品中的妙趣横生,从而展现了关于人性、生活带给人们的哲理和反思,从而也体现了语用学强大的深层内涵和表现张力。     

简论英美语言中的民族偏见

语言是社会历史发展的镜子。在世界各民族文化的相互交融中,由于不同民族的政治、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平衡,产生了民族歧视现象,进而反映到了各民族的语言中。在英美语言中,就有许多词汇与民族有关,其中又有部分词汇含有对其他民族诋毁和侮辱的意味。这里通过对英美语言中民族偏见问题的举例,剖析了英美国家在历史发展中所表露的大国沙文主义的思维定势和价值取向。而随着现代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的不断加快,民族歧视现象将逐渐消除,对其它民族含有歧视性的语言也必将消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