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树理运用熟语的特色

本文运用了统计和比较的方法，对赵树理小说的熟语运用情况进行了全方位、多角度的研究。通过精确的统计数据来进行定量的分析，得出较为科学可靠的结论，还与孙犁、老舍和茅盾小说中的熟语运用情况进行了横向比较，从而揭示了赵树理在熟语运用上的特色：一、适应农民读者的文化程度，注重通俗化、大众化；二、体现山西的地方特色，带有浓郁的乡土气息；三、继承传统的行文风格，写人状物言简意赅。     

从赵树理乡村小说的文化视角审视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现实主义乡村小说

赵树理乡村小说的文化视角,就是自觉地站在农民的立场、以农民代言人的姿态来看待与描写乡村.近年的部分现实主义乡村小说从多个方面体现了赵树理乡村小说这一文化视角,这些方面包括:作家作为"农民代言人"的身份立场、赵树理"问题小说"的创作传统以及鲜活的农民语言和喜剧的叙事风格.     

论“问题小说”与赵树理的创作

在中国现代作家中,赵树理以善于写问题小说著称于世。他不仅明确地把自己的小说称之为问题小说,还在长期的创作实践中努力遵循这一创作主张,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可以说,问题小说的概括,大致上能反映出赵树理创作的特色。但是,长期以来人们对赵树理问题小说的研究是很不够的,不仅对此缺乏系统的论述,有的甚至还把问题小说与“赶任务”、图解政策混同起来,贬低了赵树理小说的价值。这种现象是不公允的。我们认为,恰当地评价     

赵树理与汪曾祺小说创作比较论

在赵树理与汪曾祺的小说创作中,共同地反映出丰富、鲜活的民间生活。从创作主题、风俗民情、人物的生存境遇与精神状态等各方面来考察,赵树理与汪曾祺殊途同归的民间立场呈现出明显的差异,前者还难以摆脱政治意识的干预,对于解放区农民的生活和内在情感有比较深切的把握和文学观照,后者相对表现出传统伦理的民间形态,却更多地体现了人性自由和内在精神品性的发掘。     

赵树理小说的语言艺术

通俗简朴的说唱语言是赵树理小说成功的一大因素,他在地方性与普遍性之间找到了最佳的语言结合点。从语言的基本特性即审美性、情感性和文化性三个方面对赵树理小说进行探究,以便于更进一步深入理解赵树理小说的艺术价值。     

鲁迅、赵树理农村题材小说之反向互补特性

运用对比方法,探讨鲁迅、赵树理农村题材小说之反向互补特性,认为创作立场、创作目的、时代环境、个性才情等因素之差异,鲁迅、赵树理笔下的农村题材小说呈现出鲜明的反向互补特性:前者旨在救赎灵魂,后者重在观照问题;前者力求洋为中用,后者刻意古为今用;前者为形而上的描神,后者是形而下的画形;前者弥漫着挥之不去的悲剧色彩,后者洋溢出扑面而来的喜剧情调.鲁迅、赵树理所创作的农村题材小说可谓是物之两面,反向互补,异曲同工.     

赵树理与葛水平小说创作比较论纲

接受相同地域文化滋养的赵树理和葛水平两位乡土小说作家,在价值诉求、主题呈现和创作方式上既体现出继承性,又呈现出代际性的差异。从中可以看出山西现代乡土小说一些重要命题和艺术水平的发展变化。     

在默契与游离之间——论赵树理小说创作与赵树理方向

赵树理的创作与＂赵树理方向＂并非同一的,二者之间存在微妙差异。前者是作家生命经验和内在文化认同的体现,是由内而外勃发的自觉追求;后者则是意识形态话语阐释的结果,是外在的文化解读,源于一种求证的话语需求。因此,赵树理的创作与《讲话》之间是一种契合关系,而非简单的询唤与被询唤关系。艺术功利主义的创作主张与形式上的创新追求,使赵树理的小说恰好适应了意识形态话语的需求,因而被推崇为一种＂方向＂。现实主义的艺术追求使赵树理的艺术创作表现出＂不合时宜＂的游离,因而遭遇无所适从的尴尬。     

赵树理小说里的方言词汇

赵树理是用加工提炼了的晋东南方言进行文学创作的[1]。赵树理小说里的词汇,与普通话词汇相比较,基本上都属于“同词同义”的类型;由于汉字的超方言特点,赵树理小说中的词汇,大体上也都是“普通话”的了。赵树理的小说,具有浓郁的乡土风味和鲜明的地方色彩,除了其它原因外,这跟小说中吸收(也可说是保留)了一定数量的、明显地带有地方色彩的方言词汇是分不开的。     

赵树理小说的母题探析

赵树理的小说有很强的时代特征,时至今日仍拥有自己的读者,究其原因,是因为赵树理小说主题包含有诸多母题,如家庭母题、婚姻母题、斗争母题和成功母题,这些母题是人类在长期生活中形成的审美形式,赵树理对之进行了独特的艺术表现,所以他的小说至今仍可在读者中引起共鸣.     

人际语法隐喻与语篇的建构

人际语法隐喻是功能语言学中语法隐喻的三个组成部分之一,它包括语气隐喻和情态隐喻。在语篇的建构中,人际语法隐喻可以合理配置语法资源,有助于语篇准确地反映语言交流的意图。     

隐喻理论综观

修辞隐喻、认知隐喻和语法隐喻的说法,反映了对隐喻研究视角上的相异。修辞隐喻、认知隐喻和语法隐喻对隐喻性质、工作机制和功能的看法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本文对此进行了尝试性的探讨,指出隐喻的性质在于其动态性,隐喻工作机制的核心是转义,修辞隐喻是词汇层面的;认知隐喻是句子层面,强调隐喻对认知发展的作用;语法隐喻则侧重语篇的构建功能。     

肺病隐喻与性别身份建构——中国现代文学中的“肺病”意象分析

肺病是中国现代文学中最常见的疾病意象之一，社会性别作为社会象征系统中重要的文化符码，它与肺病隐喻这一叙事／知识话语系统密切相关。肺病隐喻具有性别化的倾向，这种倾向直接影响了男女两性不同的性别文化身份建构模式。肺病隐喻的男性叙事主要关注肺病的道德内涵和社会化倾向，通过肺病隐喻完成男权社会的主体文化身份的建构，进而由肺病隐喻的审美化、意象化取向实现对女性身体的想象和规训；肺病隐喻的女性叙事割断了肺病与女性身体之间的审美想象，企图摆脱男性叙事的扭曲和遮蔽，实现现代女性自我身份的认同。     

叙事隐喻思维中的二元对立

叙事文本中隐喻地表达和理解都依赖于隐喻思维,叙事隐喻思维在认知过程中体现了从特殊到特殊、从一到多、此岸到彼岸的哲学二元对立关系。叙事隐喻不仅仅是艺术问题,还具有哲学意味,最终实现了人类“诗意地栖居”,完成了对真与美的传达。隐喻叙事构成了叙事隐喻文本艺术哲学层面上的真实,叙事隐喻思维是一种富有创造性的艺术哲学思维。     

汉赋“惊听回视”说——从文化隐喻到语法隐喻

刘勰论比兴时言赋有"惊听回视"之效,即比兴为之因。古人对"喻""隐喻"早有论述,随着今天语言学理论的充实发展,运用当今认知隐喻学的理论,结合具体的历史语境,可以很好地解释汉赋"惊听回视"之说。汉赋与汉礼之间构成了文化隐喻,"赋"名、名词铺排与篇章则构成了语法隐喻。文化隐喻与语法隐喻在语篇中又影响了汉赋"讽谏"风格的形成,并且构成了汉赋的"结构美"与"空间想象",实现了虚与实的完美结合。     

英语隐喻汉译的再认识

通过对英语隐喻认识的今昔对比,阐释,举例说明了隐喻认识的一些新特点、新观点.根据隐喻认识的新理论,参照神似、形似翻译标准,提出了英语隐喻汉译的几种方法.     

复合词构词隐喻的隐喻结构类型

隐喻在复合词中的投射有不同层面。投射到词义层面。引起词义演变，可称为词义隐喻。投射到语素层面，产生喻体语素。喻体语素以其隐喻意义参与构词，可称为构词隐喻。真正能够产生新词的是构词隐喻。复合词构词隐喻的隐喻结构类型可分为喻体语素在前的借喻造词和喻体语素在后的暗喻造词。     

语言哲学视野中的隐喻

20世纪国外语言学界对隐喻研究的一个显著特点是从语义学向语言哲学的转向。在这一过程中 ,语言哲学家对隐喻的研究作出了各自的贡献 ,例如 ,Black提出隐喻意义从“互动”而来 ,White认为隐喻有复杂的语言学结构 ,Searle强调隐喻意义总是指说话者的意义 ,Davidson主张隐喻不可能有字面的解释 ,L akoff和 Johnson认为人类的思维过程大部分是隐喻的 ,Indurkhya则试图说明隐喻本质上是个投射过程。诸种探讨 ,把隐喻研究向前大大推进了一步。     

论认知隐喻观的理论阐释力

人类对隐喻的研究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阶段,隐喻理论的解释范围不断扩大。从古希腊的修辞观到对语言本体进行解释的语法隐喻以及语法化研究,从语言和思维相结合的概念隐喻到完全彻底的认知隐喻观,所有这些都对隐喻的研究做出了重大贡献。但一直以来在这些研究的背后,缺乏一种具有统一解释力的理论,即共性。从认知的角度出发我们可以发现,认知域之间的叠加和互动是各类隐喻最基本的工作原理,是隐喻的基本思维方式,是隐喻的共性;另一方面,隐喻的内容又是因民族和文化的不同而有所差异,这是隐喻的个性。     

隐喻加工脑区的关联因素

在隐喻理解的神经成像研究中,以往研究者没有足够重视这一认知过程中隐喻本身和大脑工作机制的复杂性,并且在研究方法上也存在不足,由此导致了隐喻理解的左脑、右脑及全脑优势之争。需要注意的是,隐喻理解是非常复杂的认知过程,涉及众多环节,必然会受到隐喻本身特性、个体认知差异以及大脑信息整合方式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包括隐喻的新颖程度、隐喻的形象化程度、隐喻表达的多模态性、个体的智能程度、个体对于隐喻的熟悉程度、不同模态和不同语义范畴的隐喻信息整合方式等。同时,隐喻理解的上述复杂性决定了这一理解过程不可能由单一脑区独立完成,它既涉及相应功能区的加工,也涉及相关脑区的整合。只有分工合作,进行全脑总动员,才能保证隐喻信息得到正确而又迅速的加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