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不同意识形态对译者主体性及翻译策略之操纵

意识形态对翻译活动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本文主要从译者主体性和翻译策略的选择这两个维度来辩证地阐释了在译者所处社会背景下,社会和个人两种意识形态是如何操纵译者主体性的发挥,如何将其操纵结果反映在译者翻译策略的选择上的。从两个层面的分析中得出,三者关系其实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     

从不同翻译策略看意识形态对《红楼梦》翻译的影响

翻译研究的文化学派代表人物勒菲弗尔(Lefevere)在《翻译、改写以及对文学名声的制控》一书中提出了制约翻译的三要素:意识形态、诗学、赞助人。其中意识形态是最主要的因素。其理论的提出标志着翻译中的文化转向,译者的文化取向不同必然影响其翻译的策略,这点我们可以从《红楼梦》的翻译中得到证实。     

意识形态对新闻翻译的影响

意识形态对翻译的影响无处不在,翻译活动在特定的社会政治和文化历史语境下进行并受制于意识形态因素。新闻文体（特别是政治新闻）包含极为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意识形态对其翻译的影响是不容置疑的。首先,意识形态影响译者选择什么新闻材料进行翻译;另外,意识形态对新闻翻译中具体翻译策略产生影响,主要体现在选词及对原文本的增补、改译或省略等方面。     

鲁迅翻译文本选择的意识形态操控

鲁迅先生是中国近代翻译史上杰出的翻译家,译作几乎占其文学作品的一半。鲁迅从未翻译过英美或其他强大国家的文学作品。在不同的翻译时期,鲁迅精心挑选翻译文本,译介弱小的和被占领国家的作品,其选择的翻译文本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操控痕迹,与特定社会意识形态及其本人的意识形态密不可分。     

鲁迅早期翻译的意识形态操控

鲁迅早期的翻译活动带有明显的意识形态的烙印。在鲁迅早期的翻译作品中,归化策略占据绝对主导地位。该文探讨了鲁迅早期的翻译作品及应用的翻译策略,说明鲁迅早期采用的归化翻译策略是受当时社会主流意识形态操控的。     

中国语境下意识形态对翻译活动的操纵

根据勒菲弗尔的操纵理论,结合我国的翻译实践,从意识形态的角度剖析了勒菲弗尔的操纵理论对我国翻译活动的影响和操纵,在分析了其优势后也指出意识形态对翻译的操纵有其相对性,翻译研究还要注意对翻译本体的把握。     

意识形态对翻译实践的影响

文章在解释意识形态和翻译实践的基础上,进一步从4个方面论述了意识形态对翻译实践的影响,并强调这些影响必将持续下去.     

论意识形态在鲁迅翻译活动中的主导作用

鲁迅先生有自己独特的翻译立场,那就是意识形态如同主导他的创作一样主导他的翻译行为。作为文学家的鲁迅与作为翻译家的鲁迅秉承同样的文学原则:教化国民,重构社会。     

政治文献文本翻译中意识形态的建构策略

我国政治文献文本蕴含着丰富的中国文化,体现着领导人的语言风格和价值观念,而意识形态在一定程度上总会影响着翻译过程的方方面面,左右着译者的翻译选择和翻译策略.因此,在政治文献文本的翻译过程中如何完整建构原文本的意识形态,如实地反映出原文的政治内涵和文化价值是译文不可忽视的重要环节.文章通过初步梳理意识形态和政治文献文本翻译间的相互关系,以《毛泽东选集》中的两篇摘文为例,探讨了我国政治文献文本翻译中建构意识形态的翻译策略.     

意识形态——操纵翻译的无形力量

传统的翻译研究注重原著与译作的对比,将翻译看作是文本之间的转换。然而翻译研究决不能忽视语言外的因素。本文对意识形态与翻译量、翻译选材以及翻译策略之间的紧密关系进行了描写与分析,以期说明意识形态以无形的力量对翻译所起的操控作用。正因为受到这种操控,译者才会选择有意误译、节译、改译等一些非常规的翻译策略。     

论新闻翻译中意识形态的操纵——从叙事话语的角度

意识形态不仅仅体现在译者翻译的目的之中,同时也深刻影响着新闻翻译叙事话语的事实建构。通过引入聚焦转移和语言变异的"重写策略",进一步再现了译者在意识形态操纵下对译文话语的意义掌控。     

文学翻译的操纵性与主体性

操纵学派翻译理论以其崭新的视角,指出翻译主体受到某种意识形态和诗学操纵,它克服了语言学派只注重文本而忽视超文本因素的偏颇。但是,这种操纵性不仅包涵被动操纵,而且包涵主动操纵,译者的主体性毋庸忽视。本文用对比和实证的研究方法,探讨近代文学翻译的操纵性和主体性的隐显问题,以揭示操纵学派翻译理论的价值和局限。     

韦努蒂阻抗式翻译策略的女性主义操纵

劳伦斯.韦努蒂的阻抗式翻译策略,要求译者审视其特定的目标语言文化,动态地选择相应的边缘性源语文本和翻译手法。其目的在于重建目标语言文化中的典律,改变目标语言文化中的文化价值等级体系。基于韦努蒂阻抗式翻译策略的评价,本文主要从意识形态干预的视角,探讨应用该策略操纵翻译过程,以服务于女性主义意识形态,抵制父权价值的现实可行性。     

论基于自译视角的翻译策略

由于翻译策略的变化反映着翻译理论研究范式的发展和变化,翻译策略研究成为翻译研究的核心问题。作为特殊翻译形态的自译本身具有生成性、过程性和内部回应性的特点,可以为翻译策略的研究提供一个内视角,增强了对翻译策略的解释力。     

文化·操纵·翻译的暴力

从文化的视角来研究翻译可以给我们更开阔的视野,使我们认识到翻译不仅仅是文本的转化,还体现着文化的操纵和翻译的暴力。从译者的文化身份、翻译对文化身份的塑造、翻译的流向,以及翻译的策略四个方面来探讨,发现翻译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存在着操纵和暴力,但文化交流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在文化交流中,最佳的状态是交流各方达到“共赢状态”,译者在这一过程中,不仅要转换语言,而且肩负着跨文化传通的任务。     

文化语境下的翻译策略

文学名著在我国被反复重译,每个时期的译本透露当时的语言、出版、文学风尚、读者要求和总的社会文化情况。同一作品的不同译本展示了不同译者的翻译策略。众所周知,译者并非处在一种理想化情形下,而是在不同的社会文化的背景中翻译。从文化差异的角度来说,翻译界一般存有两种对立的意见,即所谓＂异化＂（alienation）与＂归化＂（adaptation）。通过对比研究分别诞生于20世纪50年代和90年代的两部《傲慢与偏见》中译本,可以揭示译者在一定的文化语境下主要倾向于哪种翻译策略,＂归化＂还是＂异化＂;及随着两种文化接触的日益频繁,＂异化＂的翻译策略是否最终会占上风。     

论严复翻译诗学的本土化策略

严复的翻译是一种诗学创作,也是一种诗学意义上的忠实。为了贯彻翻译救国的政治理想,严复在翻译诗学方面采取了典型的本土化策略,通过模仿先秦文体,继承桐城派风格,创造了"达旨"翻译术,表明了他的诗学追求。     

翻译教学的新思维刍议

以高度信息化和科技化为特征的新世纪对传统翻译教学的模式提出了新的问题。探讨翻译学科的时代走向和特征,并着力探索应对这些变化的翻译教学的新思路和途径,对实现新世纪里翻译教学的培养目标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