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诚所至 金石为开——从心灵写真的魅力看《沉沦》和《莎菲女士的日记》

提及郁达夫和丁玲的成名之作《沉沦》、《莎菲女士的日记》(以下简称《日记》),人们就会想到这两篇小说轰动性的社会效应和经久不衰的艺术魅力。有人说《沉沦》的问世“象缺堤的洪水,滔滔之势泛滥全国”,说《日记》的发表犹如向文坛“抛下一颗炸弹,引起震惊”。“不真不诚,不能动人”。《沉沦》和《日记》之所以能产生“维特热”式的时效和持久的感染力,主要是因为作者用心灵写真的手法坦诚直露地揭示人物的心灵奥秘,这种毫不讳饰的心灵写真甚至使得镇定自持的读者也难免为之欣然动容,由衷共鸣,真是所谓“精诚所至,金石为开”。两篇小说面世已半个多世纪了,两位作者也先后作古,     

浓缩每天的精华——写日记的体会

近一二年来,我先后在《初中生优秀作文》、《全国中学优秀作文选》、《新民晚报》等报刊发表作文数十篇,同学们既羡慕,又感到奇怪,便问我:“你何时写了这么多的作文?”我说:“我没写,也没时间写这么多的作文,这都是我的日记呀!”我们这里的学校,自小学四年级便开始要求记日记,并作为一门作业来检查。上初中后,     

病入膏盲者留下的病历——《〈改革历程〉补遗》读后

我曾经写过一篇《改旗易帜的路线图——（改革历程）读后》（载《中华魂》2009年第10期）,对于据称系赵紫阳生前30个小时的录音谈话整理而成的《改革历程》一书（香港新世纪出版社2009年5月出版）谈了自己的看法。前些日子,又读到一本《赵紫阳还说过些什么？——杜导正日记》,系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10年1月出版,据称是“《改革历程》补遗,秘密录音幕后”,“是杜导正私人记录的赵紫阳忧心国是的心路历程”。既然如此,理当认真加以研读,“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嘛!     

跋新发现的王国维遗文《先太学君行状》——兼谈王氏诗学的家学渊源问题

《先太学君行状》是王国维为纪念其父乃誉(1847—1906)去世而写的一篇家传,作于1906年。今年四月,我有机会获读王乃誉《日记》及杂著手稿,发现这篇遗文被夹在《甲午日记》(“午月初三日起”,封面无题)这本手稿中,纸米白色,长方形,铅字印。乃誉病没,此文系以“行状”形式,致讣于王氏亲族友好。我深觉,在弄清王氏家世,特别是他的家学渊源问题上,此文颇关重要,不仅具有一般的史料价值而已。下面拟联系乃誉《日记》杂著,就此文     

从《铁流》图到《引玉集》

《铁流》图的来历和传播《鲁迅日记》一九三○年九月十日载:“下午收靖华所寄《十月》一本,《木板雕刻集》(二至四)共三本,其第二本附页烈宁像不见,包上有‘淞沪警备司令部邮政检查委员会验讫’印记,盖彼辈所为。”最初阅读至此,心想鲁迅在日记中很少有这样的涉及时政的记载,而今如此特书反动派的“德政”,显然是对“彼辈”非常憎恶,已是怒不可遏了……后来我又发现,这则日记     

《莎菲女士的日记》与《我在霞村的时候》

一九四七年上海开明书店出版冯雪峰编的《丁玲文集》(短篇小说集)里,收入了丁玲七篇作品,其中有《莎菲女士的日记》和《我在霞村的时候》。这两篇作品是丁玲的代表作。以《我在霞村的时候》命名的短篇集,一种是胡风编的,一九四四年三月远方书店出版,另一种是丁玲自编,一九五○年八月三联书店发行,还有《丁玲选集》,一九五一年七月开明书店出版,收入《莎菲女士的日记》及《我在霞村的时候》两篇作品。一     

补自传——《钦文自传》等的补充及其他

《绍兴师专学报》编辑要我写篇自传。我已在四十八年前写过《钦文自传》,由上海图书公司出版。最近,我又草就了篇约九千字的《卖文六十年志感》,实际上也是一种自传,至少是自传的一个部分。一九七九年我出版了《<鲁迅日记>中的我》,和好些篇纪念鲁迅先生的回忆录,多少也都含有自传性质的。在《中国现代作家传略》上,也早有了我的“自传”。所以,照例说是不必另写的了。那么,为什么还要再写呢?事实上的确由于编辑同志拉稿甚急,说了许多理由,例     

《破釜沉舟集》拾零及其他——鲁迅收到的一本新诗集

一九二七年二月九日,鲁迅在《日记》中写道:“收陈梦韶所寄诗稿一本。”这本诗稿,即陈梦韶的《破釜沉舟集》。这是一本新诗集,油印稿本,用彩色丝带装钉,颇为美观。由于种种原因。世人不知道这本诗稿的内容;新版《鲁迅全集》亦无注释。一九七五年酷暑天,梦韶先生在逆境中“为纪念往事”,将“旧作拾零”(即《破釜沉舟集》原本诗稿)十二篇,加上选译《诗经》、《楚辞》、《古诗》、《乐府》、《唐诗》,总共是八十七篇白话诗,复写三份,装成卷帙。其中一册赠我。卷面仍题为《破釜沉舟集》,     

地球管理学研究的情况及若干问题

《科技进步与对策》杂志１９９５年第４期首次发表了《建立地球管理学的思考》一文；同时又以《论共创人类地球管理学》为题，在上海举行的“’９７世界管理大会”、“２１世纪管理学科发展趋势”的分组学术交流会上就此问题作了交流；《长江日报》１９９５年８月６日以《...     

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读书”

阅读这一行为，在我看来，本身就具备某种特殊的韵味，值得再三玩赏。在这个意义上，阅读既是手段，也是目的。只是这种兼具手段与目的的阅读，并非随时随地都能获得。在《大英博物馆日记》的后记中，我引了刘义庆《世说新语》“任诞篇”里的王子猷夜访戴安道的故事。真希望“读书”也能到达这个境界：“吾本乘兴而行，     

世纪小女子，谈笑有鸿儒

1919年，中国文坛上突然冒出了一位“冰心女士”。这年9月18日至22日的《晨报》以连载的形式，发表了署名为冰心的一篇“问题小说”——《两个家庭》，“冰心”这个名字最先出现在中国文坛上。接着，短短四年间，冰心创作了短篇小说30多篇，散文近50篇，诗380余首，还出版了诗集《繁星》与《春水》。     

读张謇资料偶感

读张謇资料偶感杨小川笔者为撰写关于张謇地方自治思想和及其实践方面的文章，而通读《柳西草堂日记》①（简称《日记》）、《啬翁自订年谱》②（简称《自订年谱》）和《张季子九录·自治篇》③（简称《九录自治篇》）等基本资料。笔者用《日记》对读了《自订年谱》与《九...     

鲁迅在复旦演讲的题目辨正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二日,鲁迅先生曾来复旦发表演讲。这在他当天的日记中有所记载:“午蔡毓骢、马凡鸟来,邀往复旦大学演讲,午后去讲一小时。”翻八一年新版本《鲁迅全集》十四卷《日记》注释,见:“往复旦大学演讲,讲关于革命文学问题,讲稿佚。”(P.681)在第四卷《三闲集·序言》里又有一条有关此事的注释。鲁迅先生“十一月二日在复旦大学作题为《革命文学》的讲演,有萧立记录稿,发表于一九二八年五月九日上海《新闻报·学海》。”(P.6)马蹄疾先生在他的《鲁迅演讲考》一书中还更进一步地说:“萧立在《鲁迅之所谓‘革命文学’》     

“四十年磨一剑”──读唐湜《新意度集》

“四十年磨一剑”──读唐湜《新意度集》潘颂德四十年代中后期，东南抗战文艺运动的重要参与者、“九叶”派诗人唐是在辛勤从事新诗创作的同时，写下了一篇篇立论精湛而又风格独特的诗论与诗评论，和袁可嘉一起，成为体现“九叶”诗派诗歌美学主张的诗论家。１９４８年１...     

溪州铜柱不是“盘瓠图腾柱”

溪州铜柱不是“盘瓠图腾柱”彭勃《中央民族学院学报》１９９１年第４期发表了一篇题为《湘西铜柱与盘瓠文化》的文章（以下简称盘文）①，作者声称溪州铜柱是在浓厚的盘瓠文化影响下建立的，银柱成了盘瓠族类的图腾柱。笔者不敢苟同，试就盘文阐述的主要内容，谈些自己的...     

鲁迅郭沫若历史小说比较论

文学史上有些现象乍看十分偶然,仔细考察却又包含了充分的必然。鲁迅在创作了不少出色的以现实生活为题材的小说后,突然开始写作以神话传说和历史故事为题材的小说。这是一九二二年发生的事,他写的作品是《补天》(原名《不周山》);接着在一九二六年经历了“女师大学潮”和“三·一八惨案”之后,在离开北京到厦门时,又创作了《奔月》和《铸剑》(原名《眉间尺》)。然后一停八、九个年头,又重新提笔,在一年多的时间里,集中写了《非攻》、《理水》、《采薇》、《山关》、《起死》等五篇,和原先写就的三篇共八篇合成一集,于一九三六年一月以《故事新编》为集名出版。     

论莎菲女士的悲剧

在《莎菲女士的日记》中,丁玲同志深刻地描写了莎菲女士的悲剧。本文试从莎菲生活的时代、环境入手,探讨莎菲悲剧的根源及其性格上的矛盾。 关于莎菲生活的时代,一般论者都笼统地说是五四以后,也有的同志说得具体一些,是五四退潮时期或二十年代中期,另有一种意见则认为是大革命失败之后。我认为,这些说法都不准确。《莎菲女士的日记》写于一九二七年,发表于一九二八年二月《小说月报》十九卷二号上,“日记”的最后一则标明时间是“三月二十八日”。显然,小说所反映的只可能是一九二七年三月二十八日以前的生活。另外,从一九二八年开始,北京改称“北平”,莎菲在“日记”中仍用“北京”名称,也说明莎菲的“日记”写于一九二八年之前。再看第一则日记即“十二月二十四日”所记,当天来的报纸中有所谓     

“三分蠢气”─—评《曾国藩诗文系年》

“三分蠢气”─—评《曾国藩诗文系年》邱瑞中几年前，我读《郭嵩焘日记》，见其中有一段议论，印象很深。大意是：人问近日楚才之盛，天下无能及者，其因何在？答曰：楚人只带三分蠢气，盖孔子所谓愚不可及。彼人又曰：自古成名者，多由笨干，是以有“字癫”、“画迂”、...     

《徐霞客游记·浙游日记》一处勘误

1980年上海古籍出版让出版的《徐霞客游记》卷二《浙游日记》:“初九日,早起,天色如洗,与王敬川同入兰溪西门,即过县前。”依上下文,此处之“县”即为金华县城无疑。然则何以称金华城西门为“兰溪西门”?《游记》校勘者在此篇《校勘记》中云:“与王敬川同入兰溪西门,‘兰溪’应为‘金华’之误。”     

文化象征的拓展 ———评萨林斯《与修昔底德辩难》

萨林斯在晚年出版的《与修昔底德辩难》（以下简称《辩难》），或许是他最后一部重要的著作。2000年，他出版一部文选《实践中的文化》（Culturein Practice），书中选入自1963年后，他围绕两个核心问题而思考和写作的多篇论文，分别列入“文化篇”、“实践篇”和“实践中的文化篇”三个部分，从时间来算的最后一篇文章是1999年的“何谓人类学启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