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的人性观与教师管理

人性问题，一直是历史上人们争论不休的问题。仅中国古代就有孟子的所谓“性善说”、苟于的“性恶说”、告于的“性无善无恶说”、扬雄的“性有善有恶（善恶混）说”及董仲舒提倡的“性三品说’等。在西方，对人性问题的争论，也有久远的历史渊源。西方近代管理科学发展过程中，曾经先后提出过所谓“经济人”、“社会人”、“自动人（自我实现人）”、“复杂人”的假说，历史上对人性问题的不同理解、把握及运用，给管理实践造成的影响是极为深刻的。本文就科学的人性观与教师管理问题进行一些探讨。科学的人性观是指马克思主义人性观。在此…     

从管制型政府到服务型政府--中国行政改革的新取向

20世纪60、70年代以来,随着世界政治、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建立在官僚制基础之上的传统管 制型政府遇到了来自理论和实践中的种种危机与挑战.为应对这种危机,西方世界兴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政府改革运动,摒弃了传统的管制型政府模式,取而代之的是建立服务型政府.     

制度与人性——关于制度的哲学分析

无论是中国的人性善与人治,还是西方的人性恶与法治,从逻辑和实证上分析,都是不能成立的。人性的本质是它的社会性,包括制度在内的社会环境决定人性的善与恶。邓小平说:“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走向反面。”这一论断揭示了制度与人性的本质关系,是关于制度与人性的最经典的概括。     

揭开二千年之学术谜案——《荀子》“性恶”校正议

今本《荀子》既说“性恶”也说“性朴”,且“性恶”说仅出自《性恶》篇.该“性恶”说与同篇及他篇的“性朴”说相冲突,与同篇中反对抽象化、价值化、无符验化地论人本性的立场相矛盾,且“性恶”结论前的论证文字实不能有效证明“性恶”而只能证明“性不善”以辩驳性地反对孟子“性善”说.荀子是“性补”论者,他在驳斥孟子性善说时所建构的是“材—性—伪”及伪性有别、伪材有关、化性起伪、积伪成圣的学说,并强调治世必须依人性、人情而教化与管治并行.《性恶》篇的“性恶”系“性不善”之讹,始讹时间约在西汉末年汉成帝时;以“性不善”校勘之,可厘正荀子文本、廓清荀子思想、恢复荀子声誉而揭开此二千年的学术谜案.     

民法本位的人性基础论析

法是人的创造物,法与人性之间必然地具有这样或那样的联系。在阿奎拉看来,法的目的是共同善。格老秀斯认为,有人性然后有自然法,有自然法然后有民法。祁克指出,个人法是从主体的自由出发,规范个人相互平等对立的关系的法律;社会法是从对主体的拘束出发,规范有组织的全体成员的法律。庞德指出,对人的内在本性进行法律的社会控制之必要性,在于人的本性所包含着的扩张性、欲望与社会本性的矛盾。严复说,“治国之法”一定要合于“天理人情。”“天理”就是“自然之律”,“人情”就是“天赋之人性”。我认为,人性始终是难以实证的假定,性善、性恶、性善恶兼有、性个人性或社会性等都是基于不完全归纳的例证的抽象甚至纯属主观唯心的假设,反映了思想者对人之本体的追问和对人性或善或恶或杂或无或个别或整体性等的描画。性善论者珍视人的美好品质,性恶论者强调对人后天的教化和规范。个体性论者看重人的个体权利,社会性论者侧重社会、国家控制的必要。无论性善或性恶论者还是个人或社会性论者大多不反对法律的规范。法律当要合人性,尊重人之为人的自由和权利,而不可成了悖人性、灭人性的恶法。民法作为平等主体的市民或私人权利保护的最基本的法律当坚持合人性的市民之权利本位。     

论荀子为性趋恶论者，而非性恶论者——兼论人性发展三境界

荀子性恶与孟子性善的分野在于苟子以生言性,他的性是人生而具有的自然情性,其伦理境界表现为质朴的德性发展的本质和潜能,这是对告子老庄思想的批判、继承;在道德生活中,“悖于性而反于情”的伪使之复归于善。对苟子的人性不能以非善即恶的绝对的、既定的价值角度来考察,而需以动态的、层次的、发展的视域来观察人性的总体趋向。苟子性朴-趋恶-善伪的知性发展理路与黑格尔伦理——教化——道德的致思路径是相契的,反映了中西方性恶伦理思想在精神上的契合。     

中国传统经济思想中政府与市场关系的探讨与启示

中国传统经济思想中有关政府与市场关系的探讨集中在“轻重论”与“善因论”的论争中,并根植于中国传统的“大一统”体制。“轻重论”与“善因论”的长期互动、融合体现了中华传统文化“天人合一”综合辩证思维模式的特点,强调经济政策调控的同时还要注意相关的政治、伦理等问题,推动政府与市场互为支撑、相互协调,有力巩固了“大一统”的国家体制。中国传统经济思想中有关政府与市场关系的探讨和思维模式的特点,不仅有助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对西方经济学的理论超越,也对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孟荀人性论比较分析

从人性出发讨论人的道德问题是中国传统伦理的主要特征,孟荀“性善”“性恶”的思想正是其重要表现。通过对孟荀“性善”“性恶”思想的差异进行梳理和分析,可知其结论之不同乃在于他们分别继承了孔子的“仁”和“礼”思想。前者是通过扩充人性中“几希”的内在之善,以达到对天命之性的认识,从而实现居仁由义的道德人格;后者则是从人的自然之性（性恶）出发,更强调外在的礼仪规范,由人性有“知”以达到有“义”。     

合约制政府的理论与实践

合约制政府是一种新的政府治理模式,是西方合约主义理论在新公共管理运动中的实践产物。它建立了一种以委托代理关系为基本框架,以合约制为治理机制,以提高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效率为主要目标的分析范式,在理论上超越了传统的政治控制理论,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政府的主要协调机制从公法向私法转变。笔者从西方新公共管理运动对合约制的实践成效入手,试图构建作为现代政府治理新模式的合约制政府的概念框架,对它的理论基础、运行机制和实践成效进行分析。作者认为,在以现代治理为取向的我国行政改革中,认真对待和系统研究西方政府的最新治理模式——合约制的理论与实践,有利于在我国政府改革过程中推广和应用合约制的合理因素,促进我国政府走向廉洁、高效,这将为我国建构现代的政府治理模式提供一个新的思考方向。     

哲学视阈中的有限政府——兼论有限政府理念对当代中国政治发展之意义

在哲学的视阈中,可从自然权利论、人性论和有限理性论三个维度探究有限政府理念建构的学理基础。自然权利具有至上性,是国家权力的本源和基础。要防止政府作恶就必须以权力制约权力和以权利制约权力。人兼有善恶两重性,国家权力最主要的任务就是防恶,防恶是扬善的前提和基础。人类理性具有自身的限度,不存在永恒的绝对真理,不存在全知全能的政府。建构有限政府是突破中国政治现代化困境的出路所在。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人性分析

计划经济以性善的“道德人”为前提 ,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以性恶的“经济人”为基础。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是现实的人。我们认为 :这种“现实的人”生活的最佳环境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为人性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和有效的途径。     

孔子人性观新论

人性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是人的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的统一,是不可以提纯抽象为空洞的"善"与"恶"的情感本体。这一情感本体即是血缘亲情,它构成了孔子思想学说的理论基石,又是"性相近也"的确切内涵。因此,不同于孟、荀的"性善"与"性恶"论,孔子的人性观是以血缘亲情为内涵的"亲情之爱"。     

人性善恶与民主、专制关系的再认识

2015年5月初,《文史哲》编辑部举办了"‘性本善’还是‘性本恶’:儒学与自由主义的对话"人文高端论坛,这组笔谈就是在当时发言基础上撰写的。萧功秦批评儒家过于乐观的人性论预设强化了道德建构主义思维,而当代中国自由主义与新左派学人仍在继承这种"道德理想国"的乌托邦传统。方朝晖则指出,以性善论为儒家人性论的主流,并不符合历史事实;此外,西方历史上主张君主专制的学者多主张人性恶,而主张自由民主制度的学者则倾向于人性善。高全喜认为,就政治事务(即如何构建一个正义的社会制度)而言,性恶预设要比性善预设更有助于限制公权力私用;儒家有必要从人性论(特别是性善论)的一竿子到底的逻辑定式中走出来,自由主义则应当更加包容中国传统。这是儒学现代转型与自由主义进一步扎根当代中国的必由之路。谢文郁则提出权利政治(西方宪政)与责任政治(儒家仁政)的区分,指出:前者诉诸宪法和法律规定并保护公民基本权利,其瓶颈在于难以驾驭不计社会后果的权利意识;后者强调社会成员责任意识的培养,但不明文规定哪怕已经得到公认的基本权利,权利难免以责任的名义遭到践踏。未来中国政治必须拥有充分而平衡的责任意识和权利意识。     

以民为本与建立服务型政府

“以民为本”作为我国政府在新的历史时期的一种新的执政理念和管理理念,与“以管为本”的执政理念和中国古代“民本”思想有着本质的区别。“以民为本”的执政理念要求相应的政府模式也应确立为服务型政府模式。同时,建立服务型政府也是顺应世界潮流所做出的必然选择,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必然要求。贯彻“以民为本”的执政理念,建设服务型政府,就要积极促成政府与公民传统价值理念的根本性转变;要实行民主行政,实现政府与公民间的良性互动;要正确处理公平与效率的关系;要搞好权能划分,建立政府、市场、社会三位一体的公共服务机制。     

当代政府治理视阈下“有能力”与“有限”间的平衡逻辑——兼论有能力的有限政府之构建路径

治理能力以具备权力为基础,而控制政府权力是“有限政府”的追求目标。在西方传统语境中,政府“有能力”与“有限政府”两个目标间难以平衡;即使有治理主体多元化的提倡,政府也不占据优势位阶。伴随当代治理问题面临多重危机,过度强调限制而忽略政府能力建设的观念已不再适用。经考察,政府“有能力”与“有限”的对立根源于西方社会的有限政府理论传统,具体指公民社会理念、社会中心主义制度变迁史与自由主义思想谱系。与之相比,结合了特色政党制度和治理经验的、具有统合与平衡气质的中国之治更为契合“有能力的有限政府”内涵与基本原则,即政府主导的治理主体多元化、多元主体赋能化和治理理论的“去普适性”。     

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模式与政府职能的宏观分析

本文从动态与静态两个视角,考察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政府职能定位与政府模式选取问题。动态分析主要考察西方国家政府与市场的互动关系,简要归纳政府职能在市场与政府之间的不同定位,从中揭示政府与市场之间的选择是一种寻求恰当结合的战略选择,同时表明政府职能演变的哲学逻辑,即自由主义的否定之否定。静态分析主要从政府优势和政府缺陷两个方面,揭示政府应该做什么和能够做什么,主张建构一种超越传统“小政府”和“大政府”的高效率的“有限政府”模式。     

中国地方政府债务融资行为研究

文章基于行为金融研究,在传统的政府“经济人”的假设基础上,提出政府“复杂人”的假设,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了政府的“需要-行为”模型,由此为研究政府债务融资提供一个可能的框架.研究发现,除了财政分权因素和官员政治及经济激励因素,政府债务融资更是为了满足政府自身的需要.地方政府的生存需要、相互关系需要和发展需要是地方政府债务融资行为不能忽视的重要动机.     

儒家性情学说历程及其终结──戴震人性学说在终结中的作用

纵观整个古代儒家人性学说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出，孟子的“性善说”和葡子的“性恶说”是两条贯串着儒家人性学说发展的线索。虽然后继者大部分都继承“性善”思想，但在论述“情”的方面发展了“性恶”的思想。中国哲学史上人性善恶争论的过程，实质上是“性”与“情”这对范畴发展和演变的过程。孟子虽然没有提出“情”的概念，但在论述性时透露出关于“情”的思想。他从人性善出发，认为人皆有“恻隐之心”、“辞让之心”、“羞恶之心”和“是非之心”，这“四端”就是仁义礼智，侧隐、羞恶，是非与辞让就是“情”。既然人性是善的，那么…     

推进中国政治文化现代化之基本路径论析

推进中国政治文化现代化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必然要求。推进中国政治文化现代化,需要在六个方面做出努力:一是根除人治意识,弘扬法治意识;二是破除权力本位意识,树立权利本位意识;三是根除臣民意识,培育公民意识;四是摈弃官本位意识,树立民本位意识;五是转变全能政府意识,树立有限政府意识;六是转变扬善为主意识,树立制恶扬善并重意识。     

中国古代人性论发展略论

中国古代人性论从先秦的产生到宋代的成熟,经历了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性无差别说中国古代人性论形成于战国。孟子道性善,荀子言性恶,告子持性无善无恶,世硕、漆雕开诸人讲性有善有恶。众说纷云,言各一端,相互诘难,势如水火。但恰如班固所说,殊途同归,百虑一致,这些人性论都可归于性无差别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