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颂和暴露问题浅论

今年七月以来,在全国许多报纸和文艺刊物上热烈地展开了关于歌颂和暴露问题的讨论。这是由李剑同志的《“歌德”与“缺德”》一文引起的。在讨论中,大家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把文艺的歌颂和暴露人为地分割开来,甚至对立起来,只许歌颂,不许暴露,是没有道理的。现实生活有光明面也有阴暗面,文艺既应该歌颂也应该暴露,李剑同志的论点是站     

关键是探讨“暴露”的“尺度”——《文艺的歌颂与暴露问题》读后

《社会科学》第3期刘景清同志的《文艺的歌颂与暴露问题》一文认为:“真实是文艺创作的生命。只有在真实的基础上,歌颂和暴露才有它的可靠的立足点”。“艺术上成功的革命现实主义作品,总是在一定的程度上把歌颂和暴露统一起来的”。“在     

歌颂社会主义 塑造英雄形象——当前戏剧创作中值得注意的问题

对于我们的革命文艺来说,是应该以歌颂为主,还是应该以暴露为主?塑造英雄形象、正面形象,是不是有强调的必要?这些问题应该说是早已解决了的。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的文艺是为工农兵的文艺,是以表现和歌颂工农兵群众的革命斗争为主的文艺,而不是以暴露为主的文艺,也不是“一半对一半”的文艺。毛泽东同志这一綱领性的文件,决定了我国革命文艺的基本面貌。我国的革命文     

文艺的歌颂与暴露问题——从一九七九年获奖短篇小说谈起

自有无产阶级文艺运动以来,文艺的歌颂与暴露问题,一直是争论不休的问题。如何理解文艺的歌颂与暴露,实际上就是如何理解革命现实主义的问题。一九七九年短篇小说的丰收,是革命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巨大胜利。对获奖的二十五篇短篇小说作一粗略的分析,是会有助于理解文艺的歌颂与暴露问题的。     

为陈毅同志一辩

《解放日报》十月二十二日刊载《评〈文艺的“无为而治”〉》一文,批评到陈毅同志。一是推理王若望同志“想告诉人们”“建国以来提倡文艺无为而治的始作俑者是陈毅同志”。二是用作者自己的     

论“歌颂与暴露”的侧重点——兼与沈敏特、夏阳二同志商榷

自四十年代始,歌颂与暴露,成了我国当代文学中一个长期争论不休的理论课题。我们曾经在较长时期内,把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有关歌颂与暴露的论述,仅仅理解为“写光明为主”。并且当作一个具有普遍性的原则,用以指导和要求每一篇作品。一九五七年后,由于左倾错误的影响,更发展到“写光明唯一”,只能歌颂,不能暴露。到了     

一个应该记取的教训——评李剑同志的创作倾向

一九七九年,当思想解放的春风刚刚吹拂神州大地,人们刚刚开始从“两个凡是”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开展关于真理标准讨论的时候,李剑同志发表了《歌德与缺德》一文,向文艺战线吹出了一股冷风。他站在“左”的立场上,对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创作原则的广大文艺工作者横加指责。他把歌颂与暴露放到事物的两极,不准人们批评“两个凡是”的错误倾向,不准人们揭露十年浩劫给我们国家造成的种种     

试论毛泽东美学思想的伟大意义——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50周年

《讲话》是一部紧密结合中国实际并独具体系的马克思主义美学论著,它根据解放了的新时代的人民大众对文艺的要求,提出了表现“新的人物,新的世界”的中心课题,并在此基础上归纳出“文艺为人民”这一“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围绕这一问题,《讲话》就普及与提高、文艺与生活、政治与艺术、歌颂与暴露、世界观与创作方法、批判与继承、艺术家与群众等一系列对立统一的矛盾范畴进行了辩证分析,从而极大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美学思想。因此,从理论上讲,《讲话》是对于马克思早期《手稿》中所包含的以唯物实践观为基础的美学思想的重大发展;而半个世纪的实践证明,《讲话》是无产阶级的思想武器和培养几代革命文艺工作者的马克思主义的教科书。     

“幻影”与现实——答刘波同志

<正> 本文只是对《一个心造的幻影》所提的批评作一点申辩,无非是想说明以“幻影”一词,轻轻盖过高于说的问题是不妥当的。刘波同志既断言于“心造”,本文不得不在《再谈》之外,再补充引证一些材料,这次具体材料仅限于刘波同志自己的两篇文章,除《幻影》外,还有他批评吕正操的文章:《如何正确认识文艺与生活的关系》(简称《关系》,载《山东大学文科论文集刊》一九七九年第二期)。这两篇文章是作者为同一问题进行争鸣的,其中《关系》一文是有一定代表性的材料,以此回答刘波同志固然相宜,而大家借此亦可略见一斑。为避免文字方面的纠缠,本文重点将放在社会意识与社会存在的关系     

影史启示录——“歌颂”与“暴露”溯源

“歌颂与暴露”是中国文艺史上的老大难问题。在这里,我只想查一查这两派的“谱系”,理一理两派的兴衰史。在健忘症流行、举世“向钱看”的时代,这种“向后看”的努力或许有助于我们真正的“与时俱进”。     

从一个不确切的命题看文艺的歌颂与暴露

本文作者对文艺的歌颂与暴露问题提出两个主要论点:一、歌颂与暴露都必须实事求是。二、不同的历史时期歌颂与暴露的意义和作用不同。欢迎大家讨论这篇文章的论点。     

再说关于“超越”论之我见

我曾在1990年《求是》第6期上发表《关于“超越”论之我见》一文,对近些年来出现的“超越”论思潮提出批评。《人文杂志》同年第6期上,发表翁寒松同志的《关于实践唯物主义的“超越性”问题》一文,对我和其他同志对“超越”论提出的批评进行批评。翁文对我的批评主要集中于两点:第一,我误解了高清海同志的“超越”说,不能在“超越”说的本来意义上去批评“超越”说,因而显得我是在跟风车进行战斗了;第二,我的整个批评,表明我仍然     

延安美术意识形态批评模式的形成

延安时期文艺意识形态批评模式在中国共产党对文艺知识分子进行管理、对文艺思想进行建构的背景下形成。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要求文艺批评“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确定了意识形态批评模式在文艺批评中的独尊地位。对于延安美术界,意识形态批评模式的形成经历了文艺“民族形式”的讨论、“马蒂斯之争”、对暴露黑暗思潮的批判、知识分子的自我改造、整风后的美术意识形态批评五个重要过程。延安美术的意识形态批评依然可视为文艺批评,却蕴涵了政治批判。     

旧的消灭 新的才能产生——学习鲁迅论歌颂与暴露问题札记

歌颂与暴露的问题,是文艺创作领域的重要课题之一。我国文化革命主将鲁迅在这方面有一系列重要论述,值得我们认真学习。文艺催促旧的消灭,也是革命歌颂新生事物,歌颂光明的现实,同暴露旧事物的黑暗,暴露阻碍新生事物发展的黑暗面,本来并非截然矛盾的两码事。歌颂光明与暴露黑暗从来就是     

《文汇报》“笔会”副刊的“杂文复兴”论争

杂文是1949年后“新的人民的文艺”内部身份暧昧的文体,它的合法性论证以及现实发展牵涉到当时文艺界不同文学力量之间的竞争与博弈.发生于1957年《文汇报》“笔会”副刊上的“杂文复兴”的论争,吸引了延安文人、前左翼作家、前自由主义文人等不同群体的卷入,并以对“冷嘲”与“热骂”、“歌颂”与“暴露”的冲突性解释,折射了当代文学内在的差异与矛盾.     

漫谈文艺的工农兵方向

毛泽东同志一九四二年五月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简称为《讲话》),是一篇光辉的马列主义文献。四十年来的实践证明,《讲话》为文艺制定的工农兵方向,是我党发展和繁荣无产阶级文艺的指南 《讲话》指出:“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因此,无可争辨:文艺是为地主阶级的,这是封建阶级的文艺;文艺是为资产阶级的,这是资产阶级的文艺。那么,无产阶级的文艺是为什么人的呢?《讲话》首先解决了这个     

“清明前后”无“芳草天涯”——1945年重庆左翼文学界的内部整肃

1945年抗战胜利后,延安文艺权威加强了对国统区抗战文艺的清理,以《清明前后》与《芳草天涯》两个话剧的座谈会为因由,批评了国统区抗战文艺的“非政治的倾向”和“右倾”问题以及胡风等人的“主观论”,开启了战后至建国前夕左翼文学界以强力重组、命名并因之建构一种文学新秩序的进程。     

也谈《辨骚》篇的归属问题

牟世金同志的《(文心雕龙)的总论及其理论体系》一文发表后,笔者和其他同志曾著文发表了一些不同看法。最近牟世金同志又发表了《关于(辨骚)篇的归属问题》一文,认为对他这篇文章的批评,“主要是对拙文中的‘总论’问题提出不同意见,特别是集中在《辨骚》篇的归属上。”这样说是不符合事实的。其实,有关批评文章,涉及到了牟世金同志那篇文章的全部主要论点。就本人那篇文章来说,虽只批评了他的关于“总论”的观点,但不只是讲《辨骚》篇的归属问题,更重要的是批评了他对“原道”、“宗经”及其相互关系的看     

闻一多“效率”与“价值”相统一的文艺批评观的演变和形成

闻一多在一九四三年发表了《诗与批评》一文,明确地提出“效率”与“价值”相统一的文艺批评观。所谓“效率”,即艺术效果,着重文艺的美感享受、语言魅力等;所谓“价值”,即指文艺的认识、教育功能,宣传作用等。闻一多一方面批评苏联的某些作品“只是宣传品而不是诗”;另一方面又批评中国当时的文艺现状“一般都只讲求效率,而忽视了价值”。他大声疾呼,“诗是社会的产物,若不是于社会有用的工具,社会是不要他的。”认为单独的价值论或是     

文艺工作的指针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已经整整五十年了。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毛泽东同志捍卫了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结合中国的革命实际,特别是五四以来革命文艺的实际,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半个世纪以来,《讲话》一直是我国文艺工作的指针。 《讲话》提出问题的中心是文艺“为群众”和“如何为群众”的问题,毛泽东同志指出:“什么是我们的问题的中心呢?我以为,我们的问题基本上是一个为群众的问题和一个如何为群众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