霜余已失长淮阔——浅析《再别康桥》的双重意蕴

《再别康桥》写于1928年,是徐志摩四首康桥“情歌”中最优秀的一首。徐志摩的《再别康桥》表面来看的确是抒写作者故地重游又将再度别离的不舍与依恋,诗人用明丽柔和与易生惆怅的夕照晚景做衬底,渲染了作者重回母校的喜悦与再别母校的伤感与无奈,但伤感与无奈仅限于这一层面,该诗就会停滞于肤浅,而以此为基础所做的剖析与认识也将误导读者而使其永远不识庐山真面目。因此,我们在欣赏诗歌时绝不应机械地从字面意义出发简单地对其进行认识与     

经典的穿越与对接——《再别康桥》与《关雎》之关系发微

作为中国古典诗歌与现代诗歌的经典名篇,《关雎》与《再别康桥》自问世之后,一直传唱不衰。从诗歌主题、意象选择、创作风格三个方面比照两首诗作可以发现:《再别康桥》对于《关雎》的承继绝不仅仅是在用典,这两首相距两千多年的诗歌创作在艺术精神上是如此默契,《关雎》的情意、《关雎》的美穿越了时空,在现代大诗人徐志摩的《再别康桥》中有了一次完美的对接。     

《再别康桥》艺术特色的层面分析

徐志摩的<再别康桥>是现代诗歌中的精品.其齐整的节奏、优美的旋律及独具匠心的押韵使<再别康桥>在音乐性上达到了极高的成就.同时,其语言优美华丽、内涵丰富,并且富有歧义,使这首诗在意义单元层面上极富表现力.诗中拥有大量神奇的想象、精美的比喻、动人的意象,这也就最终构成了诗的象征意义一种执着却又茫然的追求以及可望而不可及的伤感与惆怅.全诗在声音、意义与象征三个层面都具有感人的艺术魅力并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     

《长恨歌》文本结构与哲理意蕴新探

《长恨歌》的文本结构可以划分为表层、中层和深层三个层面。表层结构是文本的时空构成,中层结构是作者的情感脉络,深层结构是政治与爱情的矛盾冲突。爱情与政治的两难,既是《长恨歌》文本的深层结构,也是《长恨歌》深层哲理意蕴之所在。这一两难结构的实质是人类自身的情感与理智的冲突,这一冲突的结果则是真正悲剧的诞生。     

初恋失败的咏叹调──读徐志摩《再别康桥》

通常的说法是：《再别康桥》是徐志摩因物而发抒写了再别康桥时的依恋之情。事实上．这种说法见物不见人，于诗的理解有些隔膜，只有将诗与作者独特的生活道路联系在一起理解．才会把握住感情的脉络，彻底弄清诗的底蕴；《再别康桥》与诗作者同林徽因的交往有着密切的关系，是一首爱情诗而非咏物诗。     

《再别康桥》之及物性系统分析

徐志摩的代表作《再别康桥》的英译版本数量颇丰、质量各异。而对译文的评价亦是众说纷纭、缺乏客观性和权威性。本文独辟蹊径,以韩礼德的系统功能语言学为视角,对诗篇原文及英译文进行及物性对比分析,旨在一方面揭示诗歌主题,一方面审视译文质量,同时验证系统功能语言学对于诗歌解读和诗歌翻译评价的适用性和可操作性。     

无法潇洒的“再别”──《再别康桥》之我见

本文从徐志摩《再别康桥》的“再”字入手，通过作者前后两次去英国剑桥大学的不同经历，分析比较两次“来”，两次“在”，进而体味两次“别”的完全不同心态，力图穿透诗行表层的滞洒、飘逸，揭示全诗内涵的无措、无望、无奈情绪，进而以诗人郁闷，迷茫，孤寂的创作心理，从一视角展示本世纪20年代置身于东西方文化追求冲撞中的中国知识者的特殊心态。     

形式与意蕴的织染:重读洛夫《石室之死亡》

洛夫的《石室之死亡》为组诗/长诗,具有大致整齐的形式:64首,每首2段,每段5行,共640行。组成的每一首诗以标号为序次,从1、2、3……直至64,不另取诗题。《石室之死亡》以煞尾句营造崭截语势;以排比修辞形塑等待、栖止之感;以逗号作为所欲强调的分隔,或并两句为一句,处理本来可能增加的行数;在每小节五行的短秩之内表现唾手可得的警句;以"住于不住,不住于住"为内容与形式奇诡搭配的结果。因为固定的形式,飞奔辐射的各种想法不致于溃散无归;因为生灭变幻的生命情境,从一而终的结构不致于沉闷、僵固。这是一首攀缘于传统形式,在强烈的主体性与汪洋般的潜意识中释放紧张的诗。10行的最初设计经过丰约不一的剪裁,最后为了集结再统一为每首10行。就外部形式与思维意蕴检视,它不是以形式为先导再填入文字;更不是意念先行的创作,而是一个意念又一个意念,或一个意象接一个意象,因宜适变的结晶。     

《雅歌》与《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的音乐性

《雅歌》和《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是两部在主旨、文体、色彩、人物形象、最初出现的时间、空间等方面迥异的作品,但两部作品具有一个共性,即音乐性。两者都撷取音乐形象和风格特征,使之与作品特定的情景、氛围形成共鸣,利用音乐听觉感受来增强作品的叙事效果。从七个层面来分析两部作品的音乐性,可以从中解读两部作品创作手法、思想内容的迥异,同时,也期望引起人们对两部看似无关的作品的内在关联的思考。     

《再别康桥》英译之“三美”重现——基于主位理论的《康桥》两个译本比较

通过比较分析《再别康桥》的两个译本,认为在诗歌翻译中应当将原诗的主位推进模式作为重要的参照因素。译文应尽可能贴近原诗的主位推进模式,并在必要的时候做出相应的调整。     

关于新诗形式问题的讨论(笔谈)

学术的生命在于百家争鸣。要解决新诗形式的理论问题,只有一个办法:展开讨论。吕进先生说:“有如散文的基础是内容,诗的基础是形式。”[1]没有诗的形式,也就没有了诗人与读者沟通的桥梁。新诗多数不受欢迎,主要是因为它们还不成形。因此,如何认识新诗的形式问题便成了发展新诗的矛盾焦点。丁鲁认为,片面发展自由诗的中国新诗,正处于迷茫的困境之中。其根源主要在于“内容决定形式”的机械论没有得到应有的批判。因此,当前新诗一切问题的突破口,就在于加强格律诗的理论研究与实践,除此以外别无其他出路。黄淮、周仲器认为,格律诗中的“自律体”与“共律体”具有不同的艺术特征,前者是“一诗一律”,后者是“千篇一律”。“自律体”与“共律体”的矛盾运动是中国格律诗发展的内在动力。当下新格律诗的“自律体”与“共律体”的继续创新并互动演变,必将迎来中国诗歌形式的第三次伟大变革,实现中国诗歌的真正复兴。万龙生认为,戴望舒对于诗中的音乐性曾经有过偏颇、极端的认识,而且在自己的创作中予以贯彻;但是,他后来对那种意见作了修正,并且在创作中实现了向音韵的回归。这一过程,证明了音韵的魅力以及音韵对于诗的重要意义。     

论《再别康桥》的自然与节制之美——兼谈文学审美的传承与接受因素

徐志摩《再别康桥》的审美旨趣独特又富有深意。它既贴近生活、自然亲切,又对情感表现予以节制和含蓄,受到非常广泛的欢迎。这当中体现了中国古代文学的审美思想,也蕴含着作者对读者的尊重和内心的交流。正是这两方面,使作品既能够感染和打动读者,又能超越具体情境,实现了更普泛的审美影响力。这关联到文学审美的两个重要问题：一是文学审美对民族审美传统的继承与发展;二是文学审美与读者大众接受之间的关系。     

环城游憩--新的休闲产业发展形式

环城游憩作为一种新的休闲发展形式在中国还是一个新生事物。环城游憩具有良好的发展前景,将被越来越多的人接纳为一种新的休闲方式和生活方式。     

《中国文学史新著》与《剑桥中国文学史》比较研究

早在19世纪末,西方学者便开始了对中国文学史的书写。20世纪初,林传甲和黄人分别编写《中国文学史》,拉开了中国学者撰写本国文学史的序幕。迄今为止,学界已有数百本中国文学史著述问世。中国学者所著文学史,在文学理念、编写模式和文体分类等方面一直深受西方汉学界的影响,但随着近年来研究思路的改变和学术水平的提升,已经呈现出由整体“趋同”向“趋异”转变的走势。《中国文学史新著》与《剑桥中国文学史》这两部文学史著作,便充分体现了当代中国文学史的书写在中西方的差异。     

新时代文化虚无主义的形态、危害及其治理

作为一种社会文化思潮,文化虚无主义滥觞于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当时只有传统文化虚无主义这一种形态。而新时代的文化虚无主义,又发展出了革命文化虚无主义与社会主义文化虚无主义两种新形态。新时代背景下,文化虚无主义给中国社会带来了一系列严重危害,如消解中国价值、腐蚀中国精神、削弱中国力量等。因此,必须统筹谋划、整体推进新时代文化虚无主义的治理。     

艾青与新诗诗体建设--艾青中后期诗歌的格律化倾向(之二)

百年新诗诗体建设滞后,诗体危机是目前新诗自身的首要危机。艾青早期诗歌追求散文美,反对音乐性;其中后期诗歌出现格律化倾向,追求音乐性。新诗应当加强音乐性,适当规范自由诗,克服其自由化和散文化之弊;大力发展现代格律诗,创建诗坛合理生态。这是艾青的诗歌探索历程给新诗诗体建设课题的启示。     

动补结构"隔开式"的历时遗存

以各时代有代表性的作品为样本,考察上古至当代动补结构"隔开式"的历时遗存情况,得出的结论是:"隔开式"是与动补结构"粘合式"相并行的形式,它们之间并不存在谁起源于谁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