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九成《无垢尚书详说》解经特点琐议

张九成《无垢尚书详说》今可辑佚18万余字,据此可探其解《书》体例、方法及思想。张氏相信《书序》为孔子所作,并据此以探究《尚书》之微言大义。其《文集》之《书传统论》综论各篇之主旨,《尚书详说》多据《统论》展开论述,二者相互映照,成为一体。张氏解经常据一字推衍义理,又好以后世史实解经,乃宋学解经之典型。在训释上虽同义词亦强生分别,多承王安石解经余习。解经中杂佛老思想、天人感应之说及对现实政治的激烈批判。     

袁燮《絜斋家塾书钞》学术价值探析

袁燮《絜斋家塾书钞》是其家塾讲学之作,是陆九渊心学一派《书》学代表作。袁氏解《书》反对改经,常据关键词推衍义理。又借解《书》阐发心学基本观念,带有鲜明的学派特色。同时又渗透了程朱一派思想,显示出兼容性。梳理《絜斋家塾书钞》的训诂及义理新解,可以发掘时代思潮的斗争融合。     

小学札记(续前)

释篆《说文》竹部篆,引书也,从竹彖.案引书之引与欠部歂,口气引也之引同意(篆歂古本一语,义虽各有所属,而其原相通.口气引者,谓人得小憩之时,其气引纵解悟也,犹言松一口气尔,歂与口部疾息之喘音义相承),引书者,引纵解脱之书也.葢造文之始,画成其物,视而可识,其从以不律箸之竹帛,事与造文既殊,遂引纵成体,笔意渐以弛解,其方圆长短错画又复求整齐划一,势不能如初形之谨严逼肖,是谓之篆,是谓之引书.篆以引纵解脱得名,故从彖??,彖者,《说文》豕走也,《广雅》脱也,《玉篇》豕走脱也,曰走、曰脱者,谓其非若豖、馽之绊其足,而有解脱纵逸之义也(《说文》豖,豕绊足,行豖豖,从豕系二足;馽,绊马也,从马,围其足.彖与脱声对转,又与遯逃之遯一语之变).夫引     

《淮南子》书名演变考论

《淮南子》一书的名称历经千年演变,共出现了十多个不同的称呼。在成书之初,淮南王刘安将其定名为《鸿烈》,意欲向世人昭示他的成就。不久,刘向就代表官方将谋逆的淮南王书改称为《淮南》,并分内、中、外篇。内篇即是指代《鸿烈》,故《汉书》又称其为《内书》、《淮南内》。东汉中后期起,该书被尊称为《淮南子》,列入子书。当时的文人著述有时也以《淮南书》、《淮南记》、《刘安子》来指称。魏晋以来,《鸿烈》、《淮南》二名合成《淮南鸿烈》一名,有人又误把高诱的《鸿烈解》归之刘安名下。宋明学者亦不辨原文和注文,又以《淮南鸿烈解》之名代称《淮南子》。     

“以杀青书”补议

“以杀青书”补议张子开刘向作书录所习用的“以杀青书可缮写”一语，历来有在“书”后逗和在“青”后逗两种读法。近来又陆续有文论之，如《漫说“以杀青书”》（《书品》１９８８年第１期，以下简称《漫说》）、《也说“以杀青书”》（《文史》第３６辑，以下简称《也说...     

周敦颐年谱

少时得明道、伊川之书，读之始知谁尊先生。而先生在（“在”字衍，据文渊阁《四库全书》校正，以下同）“仕吾乡时，已以文学行于当世。遂搜求其当世（“世”字是“时”字之误）遗文、石刻，不可得。又欲于架阁库讨其书判行事，而郡当两江之会，屡遭大水，无复存者。始仕遂宁，闻其乡前辈故朝议大夫知汉州傅耆曾从先生游，先生尝以《说》及《同人说》寄之。遂访求之，仅得其目录及《长庆集》，载先生遗事颇详。久之，又得其手书手谒二帖。其后过归，得《归集》；之成都，得李才元《书台集》；至嘉定，得吕和叔《净德集》；来怀安，又得蒲传…     

苏轼《论语说》钩沉

苏轼有三部学术专著,即《易传》、《书传》和《论语说》,《易传》、《书传》流传至今,《论语说》却亡佚了。 《论语说》作于谪居黄州之时。苏轼《黄州上文潞公书》云:“到黄州,无所用心,辄复覃思於《易》、《论语》,端居深念,若有所得,遂因先子之学,作《易传》九卷。又自以意作《论语说》五卷。……《易传》文多,未有力装写,独致《论语说》五卷。公退闲暇,一为读之,就使无取,亦足见其穷不忘道,老而能学也。”(《东坡集》卷二十九)书作于元丰五年     

《太极图说解》的理学思想述略——兼论朱熹与周敦颐的思想渊源

朱熹推尊周敦颐《太极图说》,以理学立场对《太极图说》进行了诠释与发挥,并作有《太极图说解》一书。朱熹《太极图说解》明确把《太极图说》纳入理学思想体系,宗奉二程,以＂理＂、＂气＂释太极,辟佛、道归儒,勾勒出天道性命贯通为一的学说,由此推阐出理学体系的基本框架。     

张纲《书》学资料辑佚及价值研究

张纲《尚书讲义》早已亡佚,辑录诸家所引可得5万余字。张刚训诂好析字拆词,以会意说形声,强拆同义词为说。训诂重字词之义理阐发,主以阴阳思想、道家之说、刑名之学解经。在方法和思想上直承王安石。考索张纲《书》学,可以研究其思想及渊源,探究王安石《书》学之影响以及当时之社会思潮。     

《说文解字》解说汉字的方式

探究汉字形音义当推《说文》 ,而《说文》之体例就足令初学者却步。本文从《说文》体例入手集纳出其说解汉字的一些基本方式 ,以供初涉文字学者借鉴。     

论欧阳修《诗本义》解《诗》本义之不足

欧阳修主张探求《诗》本义,但《诗本义》并非全是《诗》本义。《诗本义》的许多解说很精彩,但也有不少解说值得商榷。学者过多关注《诗本义》疑古惑传的开创性、人情解《诗》的独特性、求《诗》本义的合理性,而较少关注它解说《诗》本义的错误。《诗本义》错解《诗》本义,表现在三方面：一是《诗经》传注本不误,欧阳修反对其不当批驳;二是欧阳修以人情解《诗》,“人情”却并非总是合理;三是欧阳修过分探求圣人之志,妨碍了他对文本的正确解读。宋代林光朝称《诗本义》“于义未稳”,却被视作讲学者的一面之词,致使《诗本义》解《诗》本义之不足被忽视。     

王充耘的尚书研究

元代是中国尚书学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在元代士人撰写的有关科举的著作中,王充耘《书义矜式》是价值较高的一种。该书系以《尚书》中的文句为题目而编纂的一部八股文范文集。该书所选范文具有五方面的具体特色,即论题范围广阔,题目筛选严格,文气与时俱进,运思推理严密,以及突出时代主旋律。该书所选范文还有一个共同的特色,即不少句段实际上是对《尚书》文句的复述乃至串讲。王充耘对《尚书·说命》的研究尤为深入。这反映了元代士人对天命观的兴趣,以及他们对天命的依存心态。     

《汉书》文学研究的回顾与思考

<汉书>文学研究从古至今走过了一个漫长的历程,古代<汉书>研究历史,多为零星的评述与感悟,以简要概括与评点的方式为主,而缺乏系统研究,但总体评价较高.现代以来,特别在当代,较之<史记>文学研究的全面繁荣,<汉书>文学研究不但相对冷落得多,而且更缺乏一种整体性的宏观架构和综合研究,对<汉书>的文学评价至今仍基本在低调徘徊.扭转<汉书>文学研究状况的根本前提,是必须承认<汉书>在文学史上也应有其独立的地位.     

杨慎的编辑思想及其在中国古籍编撰史上的地位

杨慎乃蜀中奇才,其学问之博,著作之富,在明代堪称第一。他是一位博学多才的图书编撰家,在中国古籍编撰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他编撰了大量图书,充分反映了他的编辑思想。他倡导并践行实事求是,重文献、重证据之学风,对明代理学的空疏提出严厉批评;他编选图书,有明确的选录标准和品评标准;在图书的编撰结构上,既重视理论探讨,又重视考订辨析;在图书的编撰体制上,既重继承,又有自己的鲜明特征。     

《荀子》引《书》辨析

近现代以来的《尚书》研究者在分析《荀子》引《书》时存在不同的看法.荀子引《书》共22次,引用方式主要有两种：一是直接引用《书》中文句,共17次,其中重复引用者两次;二是化用《书》中文句,共5次.《荀子》引《书》涉及《书》篇范围广,集中引用《周书》内容,引议结合,往往断章取义.辨析荀子引《书》问题有助于我们探究《书》学在先秦的流传、荀子与《书》学的传授关系以及先秦引用学等一系列问题.     

《周易本义》与宋代理学的《易经》阐释

《易经》为宋代理学的建立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北宋理学家便充分利用这一资源,辟佛破老,创为新说。从北宋中期理学初创到南宋的一百多年里,理学家在运用《易经》的过程中,对它的认识和理解渐趋深刻,《周易本义》是这一认识变化过程的反映。在这部著作中,朱熹恢复了《易经》的本来面貌,提出了更为科学的思想方法,体现了一个伟大教育家、...     

从《说文》所收《诗经》用字谈许慎《诗》学——以“从女”字为例

汉代《诗》学的今古问题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概念,这是由《诗》文本传承的历史状态决定的。检诸古文字材料,《毛诗》文本中亦有不少从女字,很可能是汉代以后才出现的。许慎《诗》学既宗《毛诗》,亦取三家诗之说,这不仅源自于许慎的学术渊源,还与许慎强烈的文字本借意识和模糊的文字今古认识有关,也与《诗》学和小学的复杂关系有关。     

剑溪堂刻本《书经》考述

剑溪堂刻本《书经》为近年在徽州地区发现的一种《尚书》新版本。根据其书口、版式、字体、用纸、内封面以及避讳等情况综合判断,该书刊行于明神宗万历年间,与北图藏元明间宗文书堂刻本《书集传音释六卷》同出一个版本系统。它的出现对于认识《书经》乃至整个《尚书》的流变史有其重要意义。在蔡沈集传《书经》普遍流行六册、七册线装本的情况下,三册毛装本无疑还具有较强的版本认识价值。     

萧洪恩和他的土家族哲学研究

萧洪恩教授是1986年投身土家族哲学研究的。20多年来,他历尽艰辛在土家族哲学的研究领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特别是2009年,他在人民出版社出版的80万字的《土家族哲学通史》一书,使土家族哲学研究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甚至完全可以说,萧洪恩已经成为土家族哲学研究的第一人。在今天,土家族研究面临着提升学理水平、推动土家族区域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协作攻关等艰巨任务,萧洪恩正在努力着。     

孔子“兴”式教育法与《诗》《易》的义理化

孔子是伟大的教育家，《诗经》和《周易》是他教授弟子们的重要内容，但他并不是仅仅要求弟子们记住《诗》《易》的辞句，而是要他们从中体会出“忠恕”之道来。孔子所使用的方法就是当时十分盛行的“兴”式方法，即仅据《诗》《易》中的某一辞句断章取义地引申发挥。孔子的伟大之处就在于要求弟子们要紧紧围绕着“忠恕”之道去“兴”。孔子就是用这种方法把《诗》《易》改造成儒家经典的。孟子、荀子以及西汉中期以前的儒生很好地继承了孔子的这一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