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特殊教育的困境与突破： 基于制度伦理的考察

作为跨学科领域的特殊教育在目前的教育制度体系中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在特殊教育的制度建设上,存在着制度体系整合乏力、效率优先的残疾人教育导向、专业化支持缺失、制度运行的非操作性等方面的伦理困境。突破这些困境需要在制度建设上凸显以公平正义为核心的伦理价值导向,强化人的全面发展的制度价值,相关制度的系统整合,以特殊需要教育超越残疾人教育,将专业化和支持力量作用制度化,并通过强化监督与约束机制保证其可操作性。     

走向制度化的伦理学——对中国现代化进程中道德建设的反思

制度伦理是道德适应现代化条件下的社会生活的必然表现。制度伦理化是社会成员对于国家或政府的道德要求,伦理的制度化是国家对于社会成员个人的普遍要求,二者具有一致性。制度伦理的提出使道德对社会生活的干预具有了可操作性和直接性、可预期性和确定性,丰富了伦理学研究的内容,推动了伦理学理论的发展。制度伦理不关心人生的社会价值和意义,容易将道德工具化;制度伦理容易弱化人们的道德主体意识,使道德面临着失去存在的合理性的危险;制度伦理排除了传统道德的影响,使道德失去了历史的根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德,需要利用传统的道德资源以保持自己的民族特色,需要坚持社会主义的道德原则和规范给人们以价值的引导,需要注重人的美德的培养以使社会的道德获得坚实的基础。因此,道德建设不应仅仅局限于制度伦理的层面,而应该是上述各个方面的有机构成。     

试论政治伦理化的底线、限度及其超越——市民社会的制度生态诉求

政治与伦理之间的内在价值冲突决定了政治伦理化实现的底线与限度;个体生存、群体生存以及类生存的基本需求,决定了政治伦理化的实现必须以实现个人美德、社会正义以及环境正义之间的价值共契为限度;而这一"价值共契"的实现则要求我们必须建立和健全市民社会的制度生态。     

制度伦理的研究视阈

制度是一种定型化了的规范 ,强制性、规范性和客观性是制度的主要特征。制度对社会成员的行为具有强有力的激励功能、调节功能和规范功能。个人的道德理想和价值观念必须以现实社会中制度对各种利益关系的公正合理解决作为前提 ,必须得到现实社会生活的支持。制度伦理的首要意义应是社会制度体系建构的伦理合理性研究 ,为制度的制定、安排、实施提供必要的价值要求、道德依据和伦理资源 ,使社会制度获得坚实的伦理基础。     

社会伦理的生态性及其优化路径

现有的社会伦理存在权利义务失衡的矛盾,诱发了社会伦理的主体性性追求不足、契约精神匮乏与正义精神销蚀不足和契约精神匮乏与正义精神销蚀等问题。但社会伦理的本质中存在着固有的生态价值,是活的意义的善。它以生生不息的样态构建和更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需要的道德体系。完善伦理精神的不足之处,需要发挥其生态特质,选择正确的优化路径。伦理精神的优化是一个持续的过程,除制度强制力量以外,其优化路径的实现亟需构建可自我更新的底线性的社会伦理,可自我完善的公意精神以及可自我调适的互利性的正义。通过以上三个方面,实现以生态智慧考量社会伦理,打造兼备合理性与正当性的社会伦理。     

干部制度的伦理价值取向及其构建

干部制度的伦理价值取向研究是新形势下建设高素质执政骨干队伍的重要课题。干部制度伦理价值取向有着丰富的时代内涵。实现党的十八大提出的建设高素质执政骨干队伍的目标要求,建设符合"德才兼备,以德为先"要求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关于"人的本质和人性"思想为指导,确立干部制度伦理价值取向的总体原则;以"制度伦理价值的引领和教化作用"为逻辑,建立和完善干部思想道德素质提升的支撑体系;以"制度伦理价值的约束与惩戒作用"为核心,建立防止"好人变成坏人"的监督与惩治体系。     

我国残疾人劳动就业法律制度的缺陷及完善

劳动就业权是一项基本人权,与健全人一样,具有劳动能力的残疾人,应当享有平等的劳动就业权。由于受社会歧视、残疾人自身缺乏强烈就业愿望、残疾人自身残疾障碍、受教育水平等主客观原因及法律制度不完善的制度原因影响,残疾人在劳动就业过程中存在诸多问题。促进残疾人就业,加强法律制度保障是关键。但我国残疾人劳动就业法律制度还存在不少缺陷,因此,需要进一步完善相关的法律制度,以提升残疾人的就业能力为出发点,促进残疾人就业,使其获得自我认同和社会认同。     

儒家伦理视阈中的特殊教育人文关怀

特殊教育发展至今既需要支持其进步的工具理性研究,更需要支撑其发展的价值理性反思,从儒家伦理视角反思特殊教育中的人文关怀即是基于中国本土特殊教育的价值理性反思。儒家伦理以"仁爱"阐明特殊教育之需要,以"性才"证明特殊教育之可能,以"有教无类"及"因材施教"说明特殊教育之权利,从而倡导一种在仁爱情感之下的彰显平等且极具包容又合乎残疾人真实人性充实与发展的特殊教育理念。这一理念透射出深厚的人文关怀,并因此指引中国特殊教育走上由福利教育→国民教育→隔离教育→融合教育的发展道路。儒家伦理对特殊教育的人文关怀重情而轻理,因而当前特殊教育中的技术支持与制度管理有待加强,西方伦理对特殊教育的人文关怀重理而轻情,所以可为当前特殊教育提供技术、制度及管理上的引导借鉴,毕竟合情又合理的特殊教育模式才是尊重、实现、彰显残疾人价值的有益模式。     

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道德原则探寻

高等教育大众化有其自身的价值预设,这种价值预设需要道德原则的引导。伦理作为一种软约束力量,对个人与群体的作用效果显然是不够的,它缺乏强制性。把相对抽象的伦理要求、道德命令具体化为群体成员所必须遵循的一系列可操作的道德规范和道德原则,形成一种伦理制度,它就具有群体性、他律性与强制性的特点。因此,从道德这一维度入手,我们需要重新构建高等教育大众化的伦理基础,这种伦理基础就是以教育公平、教育正义原则为圭臬,以人道主义与共享原则为内容,以个性发展原则为最终目标,这些原则的和谐统一就是高等教育大众化的伦理品质。     

从伦理政治架构看公共生活伦理形态变迁

从伦理政治架构这个视点可以看出,传统社会、近代社会、当代社会具有不同的公共生活伦理形态.传统社会,伦理政治架构同一,国家伦理支配和覆盖社会伦理,公共生活的组织与安排建立在信念伦理基础上.近代社会,伦理政治架构分化,国家伦理用宪法价值来建立,公共生活的组织和安排建立在规则伦理基础上.当代社会,伦理政治架构形成双向互动结构,国家伦理与社会伦理的相关联方式变化,不是政治对伦理自上而下的道德控制模式,而是伦理对政治自下而上的道德渗透模式.公共生活伦理的良序实现不能寄希望于国家意志和政治权力,需要重建公民精神和公共价值伦理的道德基础,而公共价值的确立需要以政府和个人共同承诺的公共责任为保障.     

浅议公共管理之行政伦理的社会基础和价值观

市民社会及其理论的兴起促进了行政伦理的价值转向,主要体现为由传统的单纯追求行政人员的个体官德向现代行政伦理的两维转向.树立正确的行政伦理价值观是促进行政伦理符合转型社会的客观要求,规范行政管理实践,实现行政管理制度合理性的前提.可以这么说,行政伦理的价值观是行政伦理建设的道德标准,而行政伦理的社会基础则是行政伦理价值取向的社会要求.如何准确把握行政伦理的价值观,如何正确认识行政伦理的社会基础,不仅关系到行政管理理念的创新,更影响到行政秩序的维系和完善.     

论现代管理伦理的公正理念

在管理伦理思想史上,公正一直就被思想家们指称为管理活动的伦理价值目标,一定社会的良好秩序的形成,都是靠公正这种道德信念进行整合才得以可能的。公正的实现依托于管理,公正可分为个体公正和社会公正,个体公正的实现有赖于个体对自身行为的道德管理,社会公正的实现依赖于人们对社会的管理。作为管理伦理的理念,公正的原则包括自由和平等原则,其有效实现有待于人们作出各种管理措施,包括制订统一的管理标准,提供均等的发展机会,实行民主的管理决策,按照贡献进行分配,建立保障机制等。     

保护私有财产权的伦理分析

完善保护私人财产权利的制度安排,需要更新人们传统的财产价值观,充分认识到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私有产权的伦理价值和保护私有财产的道德合理性;同时,保护私人财产权利的制度安排必须坚持正确的价值原则,促进私有经济的健康发展和私人财产社会价值的最优实现。     

论西方公益伦理思想的两大历史传统

社会公益事业是一项需要道德支撑的普遍的社会事业。每一种伦理价值观或社会道德的追求,都决定着社会公益事业的不同的价值取向,决定着该社会公益制度的性质及其实现方式。西方文化是由两大历史传统即古希腊罗马传统和基督教传统融合而成,自然而然,通过考察西方公益伦理思想的主体精神,我们也可以发现其自然浮现的所谓“古希腊罗马传统”和“基督教传统”两大公益伦理传统渊源。     

公务员职业道德及其内容标准的分析

我国公务员的品德,包括政治品德、职业道德、社会公德、家庭美德和个人品德。其中政治品德是方向,职业道德是核心,社会公德、家庭美德与个人品德是基础。在政治体制确定之后,公务员的职业道德对党和国家事业的兴衰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研究国内有关公务员职业道德内容的现状,通过整理公务员职业道德的内涵和内容,认为为民爱民、爱岗敬业、清正廉洁、公平公正、求真务实与公共利益至上等要素是公务员职业道德内容要求的重要方面。     

教育政策伦理的内涵、本质与意义

教育政策伦理是教育政策主体调节教育利益所遵循的价值和规范,包括教育政策伦理价值和教育政策伦理规范两个层次。在本质上,教育政策伦理是规范教育政策客观存在的道德关系的准则体系,是调整各种教育利益关系的有效手段,是社会主流价值对教育政策的道德诉求。当前,加强教育政策伦理的研究,对于规范和指导教育政策主体的政策行为,保证教育政策的公正与公平,提高教育政策的效率,确保教育政策公共利益的实现,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社会救助制度政府责任的正当性及其限度——基于伦理学视域的分析

社会救助制度关系社会财富的再分配,也就必然涉及到国家和政府的责任问题。国家和政府在社会救助制度中承担何种责任是一个复杂的现代性政治伦理问题。社会救助制度责任主体的历史变迁整体上经历了三个基本阶段,即个人责任阶段、过渡阶段和政府责任阶段。社会救助制度政府责任的正当性首先源于国家的公共性本质,其次源于现代社会分配正义的价值诉求。市民社会与国家的伦理张力,社会救助制度责任主体的多元性,以及社会救助制度的道德风险决定了社会救助制度政府责任的限度。     

对当前会计人员职业道德缺失的思考

会计是社会性极强的行业，会计人员职业道德水平的高低直接影响会计工作质量和形象。从会计职业道德的含义和内容入手，指出当前会计领域仍存在着会计人员职业道德观念淡薄、责任心差、谋求私利、监守自盗、违背审计原则等现象。通过对会计人员职业道德缺失的成因进行深入分析，相应地从制度规范、教育体系、监督评价体制、宣传教育等六个方面提出了提高会计人员职业道德的对策。     

以“商谈伦理”建构“公平正义”的社会秩序——以哈贝马斯和罗尔斯为研究对象

当代哲学大师哈贝马斯提出以“商谈伦理”实现现代社会的政治认同,罗尔斯则认为公平正义才是现代社会的基本价值。倘若抛却两位大师的理论纷争,以一种融合的视阈来重新审视商谈伦理和公平的正义,重构多元社会的政治认同——商谈伦理为公平的正义奠定并给与了持续的合法性,而公平正义的制度设计则为商谈伦理设置了效力边界,注入实质的价值内核,为防止多数的暴政限定高压线,二者便形成了一种理论的耦合,为实现公平正义的社会秩序提供了规范的依据,并能有效地回应中国当下社会发展中的理论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