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志愿精神与道德的内在关联

志愿精神作为人类精神发展进程的重要标志或特殊形式,被前提性地预设为是道德的。通常认为,志愿精神与道德一样,属于人类生命世界的一种高级精神存在,融合着德性、实践性、价值性的基本内容,又体现出德性、实践性、价值性的显著特征。但要真正挖掘志愿精神背后包孕的道德基因,又往往缺乏前提性基础。因此,笔者试图以道德与实践为明线,以生命实践的价值理念为副线,尝试着分析道德何以先在地作为志愿精神的前提与可能,并进一步探讨志愿精神的道德合法性的三大来源,初步判断得出合道德的合法性是可能的,人们应当在实现"道德的实践"上做出自身努力,特别是要为道德的合法性与实践有效性之间的矛盾的解决寻求基本路径。     

论志愿精神的“无私”与“有私”

志愿精神始终与无私奉献联系在一起,高尚的道德情操表象让世人无暇怀疑其得以维系的个中缘由,笔者从真实还原的角度对志愿精神进行了剖析,认为志愿精神是“无私”与“有私”并存的载体。     

志愿服务:培育公民精神的新典范

志愿服务是志愿者基于自由意志,秉持无偿、利他的精神,以组织形态提供的社会公益服务.在本质内涵上,志愿服务精神与公民精神具有高度的契合性.实践中,志愿服务在培育公民精神方面具有独特的价值,它增进了志愿者的主体意识、权利意识和参与意识,提升了志愿者的共同体意识和公共责任意识,培养了志愿者的博爱、友谊、宽容等公民德性.     

试论大学生志愿者精神的持续性

“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精神,是一种博爱精神,是一种利他行为,但同时它也必须是一种理性行为和常规行为,要保证志愿活动和志愿精神的可持续性。但目前志愿者内容俗化,志愿组织稚化,志愿组织社会化程度低,无法满足社会需求,也无法满足志愿者的需求,因此政府、高校、社会组织及大学生志愿者都必须从自身努力,促使志愿者精神的可持续性发展。     

柏拉图《法义》论立法者的德性教育

在古希腊城邦中,教育是城邦的头等大事,传统的公民教育指的是个体精神从幼稚走向成熟,“德性”“律法”“教育”三者密不可分。在民主城邦中,立法者的德性教育造就了城邦共同体成员的政治品格,决定了城邦政体的优劣。立法者要订立城邦大法,一方面要接受整全的德性教育,另一方面要在政治教育中培养政治德性。此外还要与诗人、自然哲人等争夺城邦话语权,从而对城邦公民进行成文法和未成文法双重教化,通过立法重塑城邦礼法秩序。     

历史文化意识观照下的德性主体——钱穆人生价值论

本文从一、德行在人生中的意义和价值;二、“德性我”的分析;三、艺术化的人生等三个方面,对现代新儒家钱穆的人生价值论进行了归纳和介绍。在钱穆看来,人生的意义在于人的道德实践即德行,德与行合一是中国文化的一大优点;“立德”的途径应是提升人的生活境界,“德性我”的人生是充实并焕发出“光辉”;理想的生活就是“安乐”,是德性与自然的融合。作者认为,钱穆在历史文化意识观照下发煌的“德性主体”,实际上是一种精神主体,它显示出了钱穆与其他新儒家的重要区别     

社区社会组织让志愿精神和行动“软着陆”

现如今，“小悦悦事件”“碰瓷事件”“跌倒老人无入搀扶”等社会现象突破了道德底线，社会陷入了以邻为壑的冷漠。好人‘吃亏”成为一种大众心态。转型时期的中国，公民责任和志愿精神成了最稀缺的社会资源。我们面临的现实是不缺乏志愿行动但缺少公民责任和志愿精神，因而志愿行动不可持续。     

德性如何“成于乐”——基于先秦乐教演变史的考察

自西周礼乐之治开始,即出现了旨在培养个体德性（政治德行）的乐教。“乐”与“礼”之规范性相辅相成,具有使不同身份的个体行为符合规范的教化功能,谓“礼、乐,德之则也”。随着诸子学说在春秋末年的兴起,德性的内涵从政治德行范畴深化为内在的道德品格,但乐教形式的自觉性价值亟待建构。孔子于礼乐制度规范失效的情况下挖掘了“乐”的自觉性价值：将由“乐”引起的情感视为个体作出道德行为的主要动力,以西周传统乐教的形式内容作为道德教育与道德实践的对象,并设置了理想人格作为德性实现的现实形态,建立了一条凸显个体内心自觉的德性修养路径,谓之“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至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即是这一德性修养路径的方法论提纲。孔子“乐”论被孔门后学与荀子所继承,德性修养变为以人性、人情为基础的讨论。而荀子在性恶论基础上强调“乐”的规范性价值,与孔子强调“乐”的自觉性价值互为补充,使“乐”的德性精神留存于儒家教化思想中,最终成为中华文化的精神气质之一。     

“助人为乐”的德性论阐释：以雷锋精神为例

助人为乐是雷锋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德性论的阐释视域中,雷锋助人为乐的精神展现出深刻的价值内涵和时代意义：它崇尚助人之“乐”,在德性完善中实现精神愉悦;在“乐”于助人的行为实践中,彰显自觉自主的道德精神境界;在助人“乐”己的人生信条中,绽放“人我舍一”的“他者”情怀。     

德性的张力:在个人性与公共性之间 ——以《尼各马可伦理学》为文本

亚里士多德的德性理论不仅表现在他根据灵魂中“自身是理性的”和“自身是非理性的但能够接受理性指导”的差异将德性区分为理智德性与伦理德性,而且表现在他根据实践与生活的不同将德性区分为个人性的和公共性的。前一种区分实际上是在知识形态层面讨论什么是德性以及德性的类目,后一种区分已不再是知识上的德性分类,而是直接强化了德性的实践与行动的含义。从伦理学本来就是实践哲学的意义上说,后一种区分对于理解亚里士多德德性理论的进路来说更根本、更关键。从“什么是德性”推进到“如何做一个有德性的人”进而过上好生活,这是一种从理论向实践的深入与深化。在亚里士多德那里,人的生活实践有两种:一种是个人的,一种是公共的。因此,亚里士多德的德性概念一方面用于描述个人生活的特征,这是道德哲学所要考察的;另一方面用于描述政治生活的特征,这是政治哲学所要考察的。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既是作为“为己之学”的道德哲学,又是作为“待人之学”的政治哲学。而“为己待人”两个维面上的卓越就是亚里士多德德性理论在个人性与公共性之间凸显出来的张力。     

以知导行知行合一——对"以德治国"的新思考

“以德治国”是江泽民同志提出的一项重要的治国方略。在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道德体系、贯彻“以德治国”方略的过程中 ,必须经过准确界定社会主义道德内涵、认清社会主义道德体系本质特征及其构建原则即“德知”和养成良好道德行为即“德行”两个阶段 ,才能最终实现“德治”。在实施“德治”过程中 ,要抓好“以德治民”、“以德治党”和“以德治政”三个环节     

朱熹德性之学的“和谐”指向

伦理思想研究中常从"品质"维度来诠释德性的价值,朱熹德性之学超越传统德性"品质"论,把德性价值指向为"和谐".在德性生发上,朱熹认为"德性者,吾所受于天之正理",德性表征为预定的"和谐"性;在德性内容上,朱熹以"生意"释"仁"德,德性内容具有和谐本质;在德性成就上,朱熹认为通过"理一分殊"和"格物穷理"可以达致"私欲净尽,天理流行"的和谐境界;在德性的践行上,朱熹以"明德者,……以具众理而应万事者也"和"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说,指出"仁"德施及万物才能"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和谐秩序才能建立,凸显了德性实践品性的和谐指向.     

休谟伦理学是美德伦理学吗？——兼谈休谟伦理学的当代价值

要回答休谟伦理学是否是美德伦理学这一问题,我们需对美德伦理学的定义、休谟伦理学与这些定义之间的吻合度以及休谟伦理学的总体特征进行考察。基于“以美德为中心的”美德伦理观,休谟伦理学并不主张有德之人是美德知识的来源;基于正当与美德关系的美德伦理观,休谟伦理学是美德伦理与规则伦理并存的伦理系统。把休谟伦理学视为美德伦理学或者其他单一类型的规范伦理学都不恰当。休谟伦理学的价值主要在于其道德心理学和基于实践的自然主义、现实主义的伦理学方法。     

杨简释《论语》抉微——以《论语》中部分文本为案例

文章以杨简解释《论语》中的部分文本为案例,对杨简解释《论语》的特点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分析,认为杨简解释的生命基础是“道心的滋润”,解释的精神方向是“德性的伸扬”,解释的方法技巧是“以行明义”,解释的成果面相是“知识的驱逐”。就是说,在杨简解释实践中,至善圆融、无体无形、生机活泼的“道心”是贯注其解释实践的生命,由于“道心”本是万德之源,因而按照“道心”展开的杨简解释方向自然是德性的伸扬,而儒家语境中的道德从来就是以“实行”为特质,因而杨简解释道德范畴或命题时便习惯性地用实际的行为展示其意义,不过,由于杨简的整个解释实践为德性所占据,科学知识自然没有任何伸展的空间。     

情感关照与德性回归——亚当·斯密德性伦理思想管窥

情感是亚当·斯密解决道德问题的万能钥匙及其伦理学出发点，德性则是其伦理思想的归宿。斯密晚年集中研究德性，同时辅以早期的同情共感、合宜性等原理，构建了以情感自制为主的完美德性论。他的德性论是一个与时俱进的动态形成过程，有着鲜明的特点，在内容、作用、评价标准以及与财富、幸福等关系上都展现出了不同于前人的独特见解。     

法治与德治－现代社会文明秩序的支柱

高度发展的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是现代社会文明秩序的基石,法德并举则是维系这个文明秩序的支柱.现代法治渊源于西方法律文化,主体是全体公民,客体是国家事务和各种社会行为,内涵是依法办事,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以"民本”为核心的传统德治思想渊源于儒学,它强调道德教化、重视社会道德水准提高的人文精神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但作为软控制约束必须把握德治的力度、刚度和密度的适度性.法治与德治因其共同的基础和目的而具有内在的统一性,"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并重构成了现代国家最完整、最科学的治国方略.     

略论民初孙中山的党德重构思想

孙中山从民初巩固党基与民主共和等方面阐述了党德重构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修明党德”需要党员“明白党义” ,“遵守党德”、“服从命令”与“国家” ,立志“做大事” ,努力“替众人来服务”、“为中华民国求幸福”。而政党严格纪律 ,党员加强道德修养提高辨别是非能力是达此目的的必要途径。这一党德重构成为孙中山道德思想的核心 ,决定其道德思想高于近代大众道德的精英化倾向 ,是中国近代政党建设的宝贵精神财富 ,至今仍值得珍视     

纵深：从文化公德自律理论阈阐释艺术管理及其孵化教育

文化公德自律是艺术管理纵深的文化自律概念,选择托克维尔文化公德自律主题来阐释艺术管理及教育谋划,可助推文化公德自律介入艺术管理的运营和高等孵化教育的实际应用。托克维尔文化公德自律理论的平等不是经济意义上的均平,而是指身份的平等、权利的平等、机会的平等,是艺术运营触及艺术价值核心的重要环节;文化公德自律通过对自利的规范和引导,保存了艺术群体对自由主义的热爱;通过对艺术运营环节的规范和约束,使其价值链条更为宽广,既可以承载本位的利益,又可以容纳彼此的利益;既可以承载艺术经纪利益,又可以容纳公共利益。文化公德自律理论阈相关概念的辨析对于＂艺术经济建设＂及学科内的高等孵化教育具有现实指导意义。     

明智——一个道德的人必备的理智德性

在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中,明智作为实践的理性不同于知识等理论理性,它指导伦理德性的形成,是理性在道德活动中实践的能力。同前辈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相比,亚里士多德的美德伦理思想不仅强调理性认知,而且强调了理性在道德实践过程中的重要作用。明智作为关键性的理智德性,充分体现了亚里士多德的这种既强调理性又注重实践的伦理思想的特质。     

美德的转向及其再转向

美德伦理学与美德认识论两者在整个"现代哲学"时期一起衰败,但最近已经复兴。共同的复兴,加之大多数非西方文化属于美德伦理学的某种形式这一事实,某种程度上支持了现代哲学构成一种中世纪时期就不可避免的认识论和伦理学美德方法最终会繁荣的观点。现代西方出现的新个人主义导致主观笛卡尔主义者转向,并且强调与人道主义相对立的权利,但是这些现代性"震荡"也许正在消失而朝向善,当今美德理论的强大可能是历史发展的一种见证。但是中国从来没有经历现代西方所出现的广义个人主义类型,这就是为什么儒家美德传统从未像亚里士多德主义在西方衰退那样而在中国衰退。并且,当代情感主义美德伦理学在其强调道德谦卑方面类似于儒学而不同于亚里士多德主义,这一事实在某种程度上表明亚里士多德主义并不是美德伦理学不可避免的道路。而且,因为谦卑也是一种认识美德,美德认识论比起其先前所认识到的,或许也必须更多地向强调与他人同感的情感主义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