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化发展的“中国道路”与国家治理现代化——基于公共供求的视角

基于场域的公共供求视角,中国城镇化的战略嬗变清晰地反映出了国家治理的新需求。超越于既往的"抑制—补偿"思路,新型城镇化正发展出人本化的价值预设与再平衡的功能预期。改造、置换经年的乡村性,新一轮的城镇化在动力找寻、题域整合、资源供给、机制再造、空间重构以及绩效审视等方面,其引导式的城市性逻辑渐趋明朗。作为一项综合性的战略议程,城镇化的本质在于实现从生存性需求向发展性需求转变、从历时性积累向共时性提升迈进。这一大规模、持续性的公共选择过程,将通过引致中国社会实践的结构性巨变而深刻塑造国家治理的结构与功能。新的型构思路、实践逻辑与塑铸作用构成了城镇化发展的"中国道路",它呼唤深度根植于中国政治社会生态的内生规定性展开均衡化的现代性国家建构。为此,回应性地选取国家治理的调适向度并拓展系统化的改革议程,至关重要。     

中国城镇化与现代国家认同的三维建构

现代国家认同是公民对人民主权实现的方法、过程与结果的认同,它既是公民身份与现代国家交互的塑造机制,又是对国家治理合法性与有效性的体认结构,这种认同在为公民提供本体性安全的同时提升了国家聚合力。在转型时期,中国城镇化正成为新时期国家认同的"解码器"与"凝合剂"。新型城镇化的历史语境、实践逻辑与全球视野为国家认同提供了新的基础。城镇化进程中的国家认同建构,应遵循"基础依据—范式转变—展开图式"的实践逻辑,实现以"价值—结构—秩序"为中轴的开放性国家认同,通过对认知思维、制度系统、政策模式、交互方式以及信任结构等支撑机制进行协同性调整,引导认同范式的社会化转向。     

农村土地综合整治的风险甄别、治理逻辑与政策建议

农村土地综合整治是现阶段加强我国农业基础地位与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的战略举措。但在政府主导型或行政嵌入式的农村土地综合整治进程中,各级地方政府因受以现代化和城镇化为特征的发展主义思维逻辑影响,对农村土地综合整治的目标定位存在认识偏差,导致在整治实践中存在政策扭曲、错配和异化行为,给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诸多潜在风险。文章尝试突破"经济—社会—生态"等正外部效应的分析进路,以风险视角切入,探讨风险的多重样态及其治理逻辑,并提出有效防范或治理农村土地综合整治风险的政策建议。     

新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与中国城镇化反思

自20世纪60年代西方学术界发生空间研究转向以来,新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已经经历了理论开拓、全面发展和多元发展的阶段,尤其是在城市社会来临的背景下,新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具有了新的理论意义。城市作为一种空间组织形式,是新马克主义空间理论产生和发展的"场域",其空间重组与再造是资本积累和空间权力共同作用的结果。事实上,空间生产作为中国城镇化的重要内容,同样也充斥着资本的逻辑和权力的力量,这种力量造成的直接后果就是城乡空间分异、乡村日常生活秩序解构和"城—乡"社区空间与身份认同的迷失。因此,如何重构渐渐趋式微的"熟人社会",以及如何实现从农民到市民的角色转变应是中国城镇化发展关照的核心问题。     

新型城镇化的政治过程:制度变迁的多重逻辑与中国实践

强调国家政治过程中新型城镇化的多重制度变迁逻辑及其相互作用,旨在解释中国社会正在发生的制度变迁现象,使其能够运用于中国政治改革或政治过程的经验性描述和理论探讨。在中国,基于政治过程框架下的新型城镇化常常涉及多重制度变迁逻辑和变迁过程,包括国家对资源的控制逻辑、市场逻辑和利益相关者的行动逻辑,体现了多重制度变迁逻辑之间的相互作用。将中国城镇化过程作为国家政治过程的重要内容,以制度变迁中的多重逻辑、过程、机制及其相互作用作为分析的出发点,提出建立指导中国新型城镇化制度改革经验性分析的中层理论的构想,探讨各种制度逻辑的实践过程和实践形式,思考国家治理框架下的新型城镇化中的国家、市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模式,国家、地方政府如何与社会发生联系,利益如何表达和最大化等,以及制度实践的形式、过程及其策略空间等,具有重要意义。     

西部城镇化进程推进与质量提升问题研究

纵观西方国家三百多年的城市化历程中存在的种种问题和矛盾,中国近十多年高增长靠高消耗、高排放、高扩张支撑的粗放型城镇化道路,以及由此引发的种种城市病,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内,对提升城镇化质量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就成为城镇化发展的重中之重。因此,综述并借鉴国内外有关城镇化质量问题的研究成果,兼顾评价的全面性和数据的可得性,选取相应指标建立城镇化质量评价体系,选取西部地区经济和城镇化发展相对滞后的典型省份——甘肃,进行实证分析,并提出对策建议.希望甘肃等西部城镇化发展滞后省区在由乡村社会迈向城市社会时,汲取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经验教训,防患于未然,后发赶超,避免走他们走过的老路、弯路。尽早探索出一条能为所有欠发达地区提供经验借鉴的"低消耗、低排放、集约型"的高质量的城镇化道路。     

乡村振兴视角下乡村治理的内在逻辑分析

在乡村振兴视角下,乡村治理的合理性与有效性通过其"以人民为中心—善治—民生"的治理逻辑闭环结构呈现.乡村振兴中治理实践的政治伦理基础是以人民为中心;乡村振兴背景下乡村治理实践的价值追求是善治;乡村振兴与乡村治理有着民生的多重内涵并体现着当代民生特质,其治理逻辑从理论、目标、价值、实践等四维向度体现了始于以人民为中心,围绕善治,实现民生的新时代乡村治理逻辑,呈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乡村治理逻辑紧紧围绕民生问题、解决民生问题、实现民生发展的特点.     

教育科学理论的生成逻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教育研究方法论原则

归纳、演绎和心理的逻辑是科学方法论原则所表征的科学理论生成的基本逻辑,它们以经验为核心,归纳、演绎证实或证伪科学理论,基于科学史对科学发展状况作出判断的模式,表征着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法论原则。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教育研究方法论是具体科学方法论。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是教育科学理论形成过程的"经验—分析"和综合演绎内在逻辑,是保证教育科学研究过程的科学性、有效性和可靠性的基本要求。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是做好教育科学研究工作的总体要求,是教育科学工作者在教育科学研究过程的各环节中应该遵循的思考问题的规范。     

历史、理论与实践：解读交通强国战略的三重逻辑

中国共产党交通强国战略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之一,是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新时代提出的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重要战略举措。对这一战略的解读,可以基于历史、理论与实践的三重逻辑展开：从历史逻辑看,其发展贯穿于整个社会主义发展史、新中国史和改革开放史,是新中国现代化连续历史的题中应有之义。从理论逻辑看,其体现了为中国人民谋幸福和为世界人民谋福祉的使命担当,也反映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当代成果始终如一的人民中心立场。从实践逻辑看,应处理好交通强国战略的实践要求、实践核心和实践保障等问题,交通强国战略在民族复兴伟大事业中也将大有可为。     

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研究的新探索

面对当代中国改革与发展的全新局面,中国社会学界在四大方面作出了理论研究的新探索：其一,通过专家参与基层社区治理实践等,创新了中国特色的基层社会治理实验;其二,深化中国特色的民生研究,从社会政策视角调研基层社区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提出了一些具有中国特色的保障与改善民生的理论和措施;其三,从社会学角度探索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在中国多元的城镇化道路、人的城镇化、中国特色的产业化道路、中国特色的社会治理现代化理论以及研究“人的现代化”理论方面作出新探索;其四,中国社会学的理论创新是建立在社会学方法创新和基层一线实践创新基础之上的。     

中国特色城镇化:学术内涵、实践探索和理论认识

本文回顾了中国特色城镇化的学术起源,并给出了一般性的界定;结合城镇化的实践探索,诠释了中国特色城镇化的独特内涵,即中国特色城镇化是外生与内生的统一,具有渐进性、多样性、协调性和人本性.中国特色城镇化不同于其他国家的发展模式,促使我们反思如何正确认识和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府际关系、产城关系.     

城镇化的理论经验与中国实践

中央提出走新型城镇化之路,是对以往发展模式的纠偏与重塑。我国的城镇化有别于西方意义上的城市化。一方面,中国二元社会造成的城乡隔离,不是仅仅依靠城市就能解决的;另一方面,西方城市化仅仅观察城市运动过程,对于城乡一体化发展,尤其是对中国乡村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关注不够。因此,谈新型城镇化,必然要求一方面汲取西方城市化理论和实践中的有益成果;另一方面,立足中国实际,走中国特色的新型城镇化之路。一般来讲,现代意义上的城市化是西方经济社会发展的产物,用西方城市化理论来指导中国实践,必然存在适应性问题。西方城市化理论存在内部缺陷,我们提出走新型城镇化之路,就是在对传统城镇化有深入分析的基础之上,避免西方城市化在实践与理论上的缺陷,构建一条具有本土特色、符合中国实际的城镇化道路。     

以高质量发展推动中国式经济现代化的系统逻辑

进入新时代新征程,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的形成,进一步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需要从经济维度系统研究以高质量发展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价值逻辑、制度逻辑和政策逻辑。在历史逻辑方面,逻辑起点是推动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型,逻辑脉络是经济现代化下生产力由数量向质量的更高维度演进来推动经济、社会和治理现代化的三维协同,在传统与现代的冲突中以整体发展观和人本逻辑遵循重构现代化的新格局。在理论逻辑方面,逻辑框架涵盖“客观必然性—目标导向—发展型式”三个基础维度,即转向高质量发展的客观必然性、中国式经济现代化的目标导向、以创新驱动高质量生产力的形成、以工业化为主线的四化协同推进以及市场经济与政府治理的制度均衡。在实践逻辑方面,要以整体发展观开拓发展思想的新境界、以社会主义现代性替代现代化传统型,同时构建数字经济赋能生产力质量提升机制、经济结构升级赋能新发展格局机制以及国家治理现代化能力有效提升机制。在价值逻辑方面,要以“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为立足点,坚持社会主义价值原则,将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作为价值判断,同时推动以共同体价值为基本遵循的共同现代化。在制度逻辑方面,推...     

以共同富裕为目标推进城乡融合发展的逻辑与路径

共同富裕是推进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目标。马克思城乡发展思想和共同富裕思想是我国城乡发展实践的理论来源。中国城乡发展进入城乡融合发展阶段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中国共产党理论创新的结果。从共同富裕角度分析城乡融合发展的逻辑与路径,为观察和理解中国的共同富裕问题和城乡发展问题提供了一种思路,有助于推进城乡融合发展实践和理论创新。新时代以共同富裕为目标推进城乡融合发展,一要坚持"目标—动力—机制"一体两翼的发展逻辑,即坚持目标与过程相统一,不断增强改革和创新发展动力,坚持完善机制;二要走"核心力量领导—满足需求—创造供给—共享机会成果"四位一体的发展路径。     

实践理论与实践社会学方法探析

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社会理论陷人了方法论的二元纷争之中,迫使当代西方理论家重构一个新的社会理论分析框架,从而出现了一股新的综合复兴努力的迹象.布迪厄试图用"场域"、"惯习"、"实践"化解结构与行动的矛盾,既体现结构性、又体现建构性.吉登斯确立了从人类实践活动看待社会的理论向度,把结构与行动视为人类实践活动的两个侧面.他们的努力标志着当代西方社会理论的"实践论"转向,并产生了深远影响.而以孙立平为代表的中国学者立足本土经验展开了富有启发性的探索,倡导一种面向实践的社会学,使我们可以更深入地理解中国的社会生活实践.     

中国城市政府支出政治分析

以人为本为导向的城镇化,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城市政府支出的偏好选择。城市政府支出政治要回答的是谁在城市化过程中获益的问题。中国城市政府支出偏差仍然是一个严峻的问题,同时还呈现出空间偏差。但这种偏差在民生标识下不断被修正正成为新的趋势。中国城市政府支出政治的复杂性是城市政府复杂性的呈现。作为一个复合体,城市政府具有"地方国家"、"地方政府"、"科层组织"等三个维度,其在不同维度中扮演不同制度角色并承担不同的功能,实现不同的目标;在这一多元目标体系中,城市政府的支出偏好被"为晋升"所支配,并引发一系列城市社会问题和矛盾。城市在本质上是通过空间集聚由政府提供集体消费品(城市公共服务)的集合体。为了规避未来中国城镇化风险,城市政府支出必须转变为"为市民而支出",并在治理模式上逐步完成"以官治官"到"以民治官"的制度转型。     

政社协同供给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行动逻辑——基于辽宁省实践的扎根理论分析

实现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有效供给,是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的题中应有之义,关键在于通过政府与养老服务机构的互动、合作与协同,构建科学合理的服务供给体系。科学运用质性研究与扎根理论分析方法,总结政社主体在协同供给服务过程中的角色、行为与互动模式,凝练出政社供给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行动逻辑与解释框架,对于进一步优化我国养老服务体系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政府与养老服务机构围绕养老服务的协同供给,形成了“促成—运行—产出”三个阶段：促成阶段依赖共同目标建立、党政统筹推动这两项动力要素;运行阶段体现为供给共同体的场域化构建、协同治理工具的多元化运用两项机制要素;产出阶段则形成了可持续发展动力并呈现一定的现实约束力。未来需要加强政府部门资源支持和养老服务机构现实需求的动态匹配程度,同时细化政社协同下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供给的流程设计,从而提升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供给效率。     

马克思主义统战理论中国化的历史经验与当代价值

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进程,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统战理论中国化的历史进程.马克思主义统战理论中国化的历史与逻辑内在表现为:马克思主义统战理论是中国化统战理论成果的思想渊源;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以及改革开放三大历史时期,党对马克思主义统战理论的创造性运用和实践,促进了党的统战事业的蓬勃发展,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统战理论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国化语境下马克思主义统战理论发展的历史经验主要是:以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统战理论,坚持马克思主义统战理论与中国统战实践相统一,在继承的基础上不断发展马克思主义统战理论,正确把握统一战线的时代主题;新时期新阶段推进马克思主义统战理论中国化,前提条件是科学认知统战新情况,基本理念是秉持“问题意识”,重要原则是根植优秀传统文化,多维视角是树立宽广的国际眼界.     

县城:新时代中国城镇化转型升级的关键空间布局

改革开放40余年来,前20年县城在中国城镇化战略中的作用突出,但进入21世纪以后,城镇化进程中的特大城市偏好日益明显。随着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对县城城镇化的再度强调,这种中国特色的城镇化模式引起各方的再度重视与审视。中国城镇化战略"从偏县城到偏城市再到突出县城"的演变过程,具有内在的演化逻辑与必然性。新时代中国的国际国内发展环境均已发生巨变,县城将成为中国城镇化发展模式转型升级的关键空间布局,县城城镇化模式至少需要包含功能协调、区划设置、交通网络、公共设施、权利保障和治理能力六大支柱。     

环境危机治理与绿色城镇化发展

城镇化进程中的环境问题突出表现为雾霾问题和水污染问题。环境危机爆发的原因在于各行动主体的行为失当,突出表现为:政府"失灵"、企业"失责"、环保NGO"失效"和个体"失声",并呈现出环境管理失效、内部成本外部化、环保实践能力孱弱和环保行动冷漠化的状况。为此,应摒弃"先发展、后治理"的传统工业化模式,从科学规划、资金投入、问题治理和公众参与等不同层面进行政策设计,构建科学的推进绿色城镇化的体制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