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唐代官学制度

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官学制度日臻完善和空前发展的重要时期.在文教政策上,尊崇儒术,兼重佛老;在学校制度上,经学学校、专科性学校、职业性教育,各领风骚;在课程设置上,学科细化,必修与选修并进.另外,唐代官学,无论在学校体制、管理结构,还是入学条件、修业年限,以及教学内容和考试制度等方面,都集中体现和反映了中国封建社会官学制度发展的基本趋势和性质特点,并对以后中国古代学制的演变与发展,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中国古代官学选士制度及其演变

中国古代官学选士制度的发展,经历了先秦国学选士与稷下养土、汉代太学射策课选与鸿都门学文学取士、宋代熙丰舍选与明清监生出仕等基本阶段;而在其发展的不同阶段,官学取士与其他选士制度的关系类型也各不相同,西周以国学选士为主体汉代太学射策课选与察举诸科并行,隋唐以降则官学课试与科举铨选逐渐结合;同时,随着中国古代官学体制的不断完善和选士制度的进一步发展,古代官学选±又表现出国学选士、太学射策、熙丰舍选、伎术人流、监生出仕等具体形态。     

宋代安徽的州县官学发展

通过研究安徽现存古代地方志、宋人文集中收集的材料,考察宋代安徽州县官学的选址、经费筹措、师资力量与教学、内部建筑等方面的内容,研究宋代安徽地区的州县官学发展状况,并分析其发展原因。     

宋代地方官学发达的原因和意义

宋代以“重儒右文”而号称于世。北宋期间便有庆历、熙丰、崇宁三大兴学运动,南宋虽曰偏安,然文教隆兴,痒序举措与修复则不绝史册,因此可以说,至宋代,中国地方官学已发展到一种新的历史水平。与宋以前的任何朝代相比较,宋代地方官学设学数量多,校舍建筑颇具规模,藏书楼普遍兴建,学生人数增加,教师管理制度初步建立,教学组织形式独具特色,建立了管理地方官学的专门行政机构,以学田为主的宋代地方官学经费来源多途。那么,宋代地方官学为什么会如此发达呢?其意义又表现在什么地方呢?     

向慕与吸纳:学校教育在游牧民族社会的推进——以前燕官学教育为例

前燕官学教育兴起、庠学与小学的教育形式与发展进程、崇经尚武的办学特点与历史作用渗透着学校教育在前燕政权由向慕汉文化走向吸纳中原文化历程中的历史使命,加速了慕容鲜卑由游牧民族社会向农耕社会的迈进。从办学宗旨上看,是流寓前燕的中原士人以宣扬先进的中原文化推进慕容鲜卑由游牧民族社会迈向农耕社会为目的改良慕容鲜卑人教育观念的必然产物。官学教育不仅为慕容鲜卑本民族培养了一批文武兼通的人才,也推动和促进了前燕社会变革和历史发展,卓有成效地提高了慕容鲜卑的文化素质,而接受官学教育旋即成为慕容鲜卑人出仕为官的基础。     

论秦汉时期的私学——兼论私学与中国传统官学制度

中国历有重视私学的传统。秦汉是古代私学趋于成熟的发展时期。本文运用系统分析法论说了这一时期的私学所经历的曲折道路。汉武帝以后,私学在格局、阶段、规模和形式诸方面呈现了新的特点。在官学兴盛时,它起到了培养师资、预备教育、填补不足和空白的多重作用,较之官学自由、开放和灵活。在官学衰落时,它承担了社会的教育重任。作为教育中心、文化中心和社会控制手段,它对人才培养、教育普及,以及中华文化的延续和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冯从吾与关中书院的教学思想及教学特点

关中书院创建于明万历三十七年(1609),拆毁于天启六年(1626),创始人是关学大师冯从吾。依性质而言,属于民办官助之列;依时间而论,只有短短的17年;依规模而讲,虽不能与官学相比,但独特的教学方法及学富德高的执教名儒,却使官学望尘莫及。书院求学者多达数千人,成为北方一所影响巨大的讲学机构和学术传播中心。究其原因主要与书院实行的"德教为先"的教学思想和"务戒空谈,敦实行"的教学特点分不开。     

论汉代学校教育

汉代是中国封建社会教育制度基本轮廓的初步形成时期 ,其官学制度奠定了后来中国封建官学发展的基本格局。私学发展更具特色 ,书馆———乡塾———精华舍上下相互衔接 ,创立及门弟子与著录弟子制度 ,为后世学术文化社会化开辟了道路。特别是“独尊儒术”文教政策的确立与贯彻 ,不仅实现了两汉教育文化的儒学化 ,而且对后世中国文化教育的发展 ,影响较深     

辽朝私学教育初探

辽初确立"尊孔崇儒"文教政策后,官学教育得到迅速发展,但仍不能满足各族民众的需求,而没有统一教学管理规章制度、教育内容因需而宜的私学教育在契丹社会向慕华风的历史背景下获得较大发展.私学教育模式灵活多样,既有以家庭为背景的家学教育、以庠校为依托的私塾教育,也有以私人组织为核心的讲学教育和以士人为主体的自学教育.与官学教育相比,私学教育对象面向契丹社会各族各阶层,使更多的普通民众有接受教育的机会,为儒家文化以及医学、天文等诸学在我国北方游牧地区普及、提高发挥了重要作用.     

两汉教育的发展历程及其特点

教育的繁荣是汉代成为盛世的重要原因.纵观两汉400多年的教育发展历程,可大体分为如下三个阶段;初步发展阶段(公元前206年～公元前134年);繁荣阶段(公元前134年～公元79年);衰落阶段(公元79年～220年).汉代教育发展有如下五个特点封建政府的重视崇儒好学,尊师重教风气;官学私学同步繁荣;女子教育发展迅猛,学术研究相对自由.     

文学史视域中汪曾祺小说的三次重要重写

汪曾祺对中国现代短篇小说文体方面的贡献和剖析传统文化心理的创作追求,对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书写具有重要意义.在他的小说创作中,对《复仇》《庙与僧》和《异秉》的重写象征着他小说创作的三次转型.这三次转型应和着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三次大变化.从“重写”角度进行文本细读和对比研究,纠正了当前研究中对汪曾祺的一些误解,一定程度上还原了汪曾祺被遮蔽的意义与价值.     

唐代书法私学教育

唐代书法教育有官学和私学之分,其中,私学教育非常昌盛.表现为:私学中的童蒙教育、经学和文学教育、妇女教育都普遍注重书法内容.与前代相比,唐代书法私学教育,不仅教材出现了新的变化,并且注重书写的法度教育.所有这些,构成了整个唐代书法繁荣昌盛的重要社会基础.     

论鲁迅《离婚》中的民众观——兼谈有岛武郎《该隐的末裔》

基于鲁迅小说《离婚》中的农村女子爱姑这一形象以及1925年当时的社会背景,阐释鲁迅当时的民众观、社会观以及爱姑的思想性格与反抗斗争.并论及《离婚》与有岛五郎《该隐的末裔》之间的关联.     

《诗经》中《周南·汉广》本义新释——以"游"字为分析视角

<周南·汉广>是<诗经>中的一首情诗.历史上诸家对此诗本义,主要有三种观点,而今人则对影响最大的<毛诗序>的观点进行了全盘否定,进而以此诗的诗歌性质替代其本义.笔者在研究中发现,造成这种原因的主要问题在于历代研究者没有对游女的"游"字义项进行详细的考证,忽略了游字淫逸的贬义义项.因此,在论证游字贬义义项的同时,结合周南地域与周楚文化相异特点进行分析,认为<周南·汉广>的创作,就是要表达"无思犯礼,求而不可得"的这一本义.这也说明<毛诗序>对此诗的看法,有一部分还是合理的.     

论鲁迅小说死亡叙事的特点

鲁迅的小说创作始于一种巨大的民族危机感,而最能彰显这种危机感的重要题材就是死亡,所以,死亡成为他小说所关注的重要社会人生现象和主题.同时,作为一个启蒙主义者,他的小说文本提供了对死亡叙事的独特关照视角,透过这个角度使读者尽可能证悟人生与人性的悲剧性处境和意义,也看到作为作者鲁迅深刻的道德自省与询唤.     

"张飞捉周瑜"故事在通俗文学中的传播——兼论"非小说故事"文学地位的上移

"张飞捉周瑜"故事不见于《三国志演义》,但在戏曲及说唱文学中一直都有流传.其源头最早可追溯至明万历年间刊刻的《草庐记》,后被清宫连台本戏《鼎峙春秋》改编定型,逐渐影响至多种地方戏曲、说唱曲艺.由于《鼎峙春秋》以《三国志演义》为纲,巧妙地将"张飞捉周瑜"故事插入剧情之中,更容易被熟悉小说情节的观众接受,因此产生的影响更大.而这一故事在其他通俗文学类别中,同样存在向《三国志演义》靠拢的趋势.以"张飞捉周瑜"故事在通俗文学中的传播与演变为线索,可以发现许多"非小说故事"通过主动与小说同化的方式,获得更大的生存空间,得到文学地位的"上移",可被视作一种特殊的经典化过程.     

论石川啄木《札幌》中的“癫狂”主题

石川啄木的小说<札幌>通过"癫狂"主题来印证日本文明转型期对人的精神产生的影响.啄木认为,神经衰弱与癫狂症是带有时代特色的概念.明治维新令日本人体验了急剧的文明进步,从锁国中觉醒了的、不能适应社会大跨度变革的人,精神过劳,在精神动摇与不安的过程中,染上神经衰弱症,进而导致癫狂者激增.啄木曾认为,惟有神经过敏的天才、诗人、小说家和知识分子,精神才易出问题.后又认识到:心病是产生于战争、文明发达或社会急速进步过程中的精神问题,普通人亦然.啄木的观点在某些方面与高山樗牛、夏目漱石的文明批判论有异曲同工之妙.     

杜家人的“老精华”

鲁迅先生《自嘲》里写到：“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 对沈阳的杜家人来说，这种躲进小楼不关心春秋的日子，已经断断续续过了86年。     

我国近代亲属法比较研究

1930年<民法·亲属>和1950年<婚姻法>均以废除封建婚姻家庭制度为目的,但在立法技术和立法原则等方面存在一定的差别.在立法技术上,<民法·亲属>明显优于<婚姻法>;在坚持一夫一妻及男女平等原则方面,<婚姻法>较之<民法·亲属>更为彻底.<民法·亲属>主要成为城市青年争取婚姻权利的工具,而1950年<婚姻法>确立了以婚姻自由、男女平等、保护妇女及儿童合法权益为原则的新型的婚姻制度,使男女平等、婚姻自由理念得以深入人心.可称为"妇女解放的宪章".     

世纪初近代词曲研究之发轫

世纪初戏曲、词学研究概况 中国词曲研究至清后期出现了停滞不前的局面.旧的艺术观与研究方法束缚了封建社会末期知识分子的思想,使他们已经很难有所作为.词曲研究与整个思想文化领域一样,在期待着新的历史时期的到来.在这个关键时期,亦即20世纪初,王国维发表了一系列戏曲研究著作,标志着中国戏剧学一个新时期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