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生态共同体——苏州改革开放30年从生态保护到生态支持之路

改革开放以来,苏州在走向生态文明和可持续发展上取得的经验为:确立和实现以环境支持为特色,以重视人与自然和谐关系为重点,以走向生态共同体为目标的苏州版生态文明实践模式;催生和推动循环经济和生态经济的发展, 建立环境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间的良性交往互动;城乡生态发展的双轮驱动.     

边疆民族地区实现高质量发展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辩证逻辑

边疆民族地区实现高质量发展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呈现为一组辩证互动的逻辑。实现高质量发展,能够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具体路径,它可以使边疆各族人民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建设中真正体验得到平等性、同一性和共享性,从铸牢中华民族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共同体意识等维度来共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又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推动力,它能使边疆各族人民凝聚共识、统一力量,通过政治建设稳定性的增强、经济建设协同性的提高、文化建设凝聚力的增加、社会建设有效性的提升、生态文明建设整体性的提高等,为边疆民族地区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推动力量。     

民营企业发展中的生态环境协同与实现路径

民营企业在发展过程中,其个体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存在冲突。生态约束倒逼民营企业树立生态协同发展理念。推动民营企业建立利益追逐与生态约束下的人与自然和谐理念,应在民营企业经济利益与生态保护之间寻找平衡点,实现民营企业生产活动源生的外部性问题内在化处理;同时,应寻求规制框架下生态文化理念的实现路径,强调产权约束下的生态治理和生态评价考核的常态化,注重纳入法制轨道的生态理念塑造以及民营企业生态文化素养的培育。     

乡村振兴战略下生态脆弱地区的绿色转型实践 ——以四川省阿坝县藏族旅游村寨神座村为例

乡村共同体是村民情感和利益的共同体,也是村民文化和生活的重要载体.生态脆弱地区因为乡村共同体的解体和终结,致使环境恶化进而陷入生态性的贫困之中.破解乡村共同体之困,是生态脆弱地区完成绿色转型的关键,更是推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核心所在.地方能人和政府通过发展生态旅游业,促进了地方产业结构升级转型,改变了生态破坏—生活贫困的恶性循环,进而实现了从生态贫困到绿色小康的转变.生态旅游业的发展过程中,"保护环境—经济发展"的新集体意识逐渐在村民群体中得到认同.因此,在经济与生态互惠互利新的集体观念基础上,乡村共同体得到了重构,环境的进一步恶化也被成功阻断,最终走上了生态、经济与社会良性互动的绿色可持续发展之路,形成了经济社会与生态环境和平共处的和谐局面.     

《资本论》生态伦理思想价值的时代解读

《资本论》蕴含着深刻的生态伦理思想。生态伦理的哲学起点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自然关系的本质是物质交换,人与自然之间物质交换的中介是劳动;生态伦理的失范根源在于资本逻辑的反生态性,在资本逻辑支配下人与自然之间关系呈现出尖锐矛盾,物质交换建立在物的依赖基础之上,劳动力降低为人索取自然物质的生产要素;生态伦理的规范路径在于社会形态的进步,在扬弃了资本主义制度弊端的条件下,人的发展与自然的发展具有一致性,物质交换实现循环利用,劳动主体联合协作实现有机的节约生产。绿色发展理念是马克思主义生态伦理观的必然体现和现实关照,是以人与自然和谐共同体为旨归的时代理念,是以科技引领物质交换为表征的现实理念,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为特点的经济理念。     

基于环境规制的城乡发展一体化研究

环境规制有助于改善生态环境质量,但由此引发的要素重置未必对城乡发展一体化一定有积极作用,关键要看生态环境质量的改善能否转化为生态优势,进而形成地区经济结构优化的动力。基于2001—2014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环境规制与城乡一体化指数的关系,结果发现,在大部分地区,环境规制显著地改善了生态环境质量,但未形成生态优势,对城乡一体化的促进效应并不显著。尤其在城乡一体化起点较低、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地区,环境规制缺乏经济社会效益,无法促进生产要素在当地择优集聚,不利于城乡一体化发展。未来的环境规制应从防止污染型行业向中小城市和农村地区转移扩展,以促进城乡生态一体化的发展。     

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内涵、价值与路向

生态文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一种新形态，在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中，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的科学论断。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新方略。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内涵丰富、理论澄明，旨在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经济环境协同共进、全球生物多样繁荣和世界各国共同发展的地球家园。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为化解全球性生态危机、开启人类高质量发展、维护地球生物多样性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全新思考，彰显出其深刻的价值意蕴。只有从基本原则、思维方法和现实路径等方面出发，推动形成一套系统科学的实践方案，才能更好地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推进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发展。     

生态文明视阈下习近平“生命共同体”理念的逻辑理路探析

习近平"生命共同体"理念作为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逻辑起点,是中国传统生态智慧的时代凝结,也是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的最新注解。"生命共同体"理念以人与自然的关系为根本出发点,从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的视角,揭示了人与自然的共生共存以及共进共荣关系,以此回应了"人类中心主义"与"生态中心主义"的争论,并基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时代境遇倡导实现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双重和解。从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建构路径来看,"生命共同体"理念主张从认识论层面破除极端主客体主义的弊端,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价值观念,在发展论层面主张推进"绿色化"的发展方式,在方法论层面主张以系统思维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努力方向。     

我国农村绿色发展水平与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以绿色发展理念推动乡村振兴是加快农村生态文明建设、构建高质量农业现代化经济体系的现实要求。为揭示我国农村绿色发展的影响因素及其发展水平,本研究以绿色发展为理念,在借鉴已有相关成果的基础上,从农业经济绿化度、资源环境承载力、农村社会发展和政府绿色支持四个维度构建我国农村绿色发展评价的层次模型及其测度指标体系,并运用熵值法、TOPSIS和影响度模型的实证分析表明:2011—2016年我国农村绿色发展水平总体上处于上升态势,各子系统绿色发展水平从高到低依次为:农业经济绿化度、农村社会发展、政府绿色支持和资源环境承载力;制约我国农村绿色发展水平的因素依次为农村社会发展、资源与环境承载力、政府绿色支持和农业经济绿化度。以绿色技术构建绿色农业生产体系、完善农村资源环境的绿色治理体系、构建农村绿色生活方式的行动体系和完善农村的绿色财政支持体系是实现乡村绿色振兴的现实选择。     

生态市建设路径研究——以镇江为例

生态市建设是生态文明建设的一项重要工程。生态市建设要求以系统生态学理论和可持续发展理念为指导思想,科学规划城市建设和发展,从而营造城市经济可持续发展、生态环境良性循环和社会文明高度发达的最佳人居环境。生态市建设的路径是:以生态学理论和健商理念规划城市发展;强化城市主体的生态意识和社会责任;促进经济与生态良性循环发展;重点治理城市环境中的污点和弱项;建立生态市建设的系统配套机制;加快落实生态环保法律法规制度。     

生态文明建设框架下少数民族社会发展相关问题思考——基于河西走廊各民族移民定居后的发展实践

生态文明建设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实现的目标。在生态文明建设总目标之下,少数民族社会传统发展模式不同程度地呈现出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河西走廊在中西方文化互通历史上形成多民族交流交往和交融的重要场域,同时也是中国北方重要的多元生态聚合区域,资源丰富性、经济后发性与生态脆弱性并存。在生态文明建设框架下对河西走廊民族社会发展相关问题展开深入分析与思考,是厘清生态文明与发展要求之间的关系,实现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推动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理念的重要路径。     

县域城乡融合发展促进共同富裕的路径

追求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城乡融合发展充分保障城乡居民共同参与现代化建设并分享现代化成果。马克思共同体思想基于历史唯物主义视角，对个人与共同体的生产关系进行考察，科学揭示了共同体形态演变规律，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则是前者的进一步深化发展，为共同体构建提供行动指南。共同体思想与我国县域城乡融合存在契合之处，具有现实指引作用，是坚持以人为本推动共同富裕的路径选择。     

困境与出路:安徽生态与经济协调发展的调查与研究

生态与经济协调发展是当前我国区域经济实现绿色发展的关键点,也是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首要任务。安徽省由于经济基础薄弱、人力资源培育滞后、资源环境市场配置机制欠缺、生态文明体系不健全等因素的制约,使得生态与经济协调发展方面仍存在不足之处。但是,安徽省在生产力要素、产业转型、生态文明制度建设、国家政策扶持等方面具有后发优势,应抓住机遇,践行新的发展理念,以创新发展引领美好安徽建设为发展思路,以构建安徽生态经济战略体系为发展路径,以健全法规制度和政策支撑为发展保障,实现生态与经济的协调发展。     

城乡融合发展进程中村落共同体变迁及秩序重建

借鉴地域社会理论研究范式,从空间生成、制度规范以及主体行动三个维度构建中国村落共同体变迁的理论分析框架,并以城中村、超级村庄和新型农村社区为例,对比阐释其空间生成、主体重塑、秩序整合等方面的经验样态及实践逻辑。研究发现,乡土发展与村落转型的多元化动力机制及推进模式,使得中国村落共同体变迁呈现总体性、动态性,并在空间整合、制度转轨及主体重塑方面表现出复杂性、渐进性。因此,新时期城乡融合发展进程中村落共同体秩序重建,既要遵循村落共同体变迁与乡土社会转型的空间生成演进规律,调动村落共同体内生资源和居民主体性,实现传统村落共同体空间功能及其整合路径的现代性转型;又必须在新型地域性社会生活共同体意义上,实现乡土性与都市性、传统性与现代性的有序衔接和良性互动,将制度嵌合和机制转轨的社会代价和心理成本降到最低。     

“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理念的环境法蕴涵

“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理念在环境法上具有丰富的内涵。在环境法调整范围方面,重新解读了生命共同体下人与自然的关系;在环境法价值观方面,提倡整体主义的生态价值观;在环境主体性方面,承认自然的主体地位。应将“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理念上升为我国环境法的理念,甚至作为我国环境法的立法原则。“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理念把人类的道德关怀扩展到整个自然界,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作为最高价值目标。“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理念的提出,要求人们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同时也为我国环境法的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撑。     

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多维解读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提出的重要理念，成为备受人们关注的时代课题。从理论来源、时代发展、价值诉求、实现路径等方面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进行解读，具有深远的理论和现实意义。着眼于理论层面，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根源于马克思的部落共同体、虚幻共同体、自由人联合体等共同体思想；着眼于时代层面，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对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逻辑承接，也是马克思共同体思想发展的时代选择，还是解决现代全球性问题的中国方案；着眼于价值层面，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价值诉求在于建立持久和平、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普遍安全、清洁美丽的世界；着眼于实践层面，从摒弃殖民主义和霸权主义的冷战思维、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创新性发展、树立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引的全球发展观出发，探寻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实现的路径。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中国式现代化的生态要义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标志和鲜明特色之一，是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自然观同中国现代化面临的国情和世情创造性结合的时代表述，内含着中国式现代化的生态意蕴、生态目标和生态路径。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利益共同体和发展共同体，分别展现了中国式现代化关于生态问题的本体构境、价值构境和实践构境。我们必须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筑牢“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的绿色发展基调，着力保障“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的民生福祉，不断厚植“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优质环境条件，增强全体人民实现“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的责任担当。理性审视和精准把握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意蕴和价值，以生命共同体的思维方式促进现代化建设理念的生态化，以利益共同体的伦理变革实现现代化建设制度的生态化，以发展共同体的实践要求推进现代化建设行为的生态化，以生态化赋能现代化，从而确保中国式现代化的永续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重要论述的主要内容及实现

习近平总书记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重要论述扎根于现实需要,并拥有深厚的理论渊源,其主要内容包括:政治上大家应该相互尊重,平等互信,深化涉海领域务实合作;经济上注重发展海洋经济,使其更好造福于人类;安全上树立海洋安全共同体意识,合力维护海洋和平安宁;文化上坚持和谐包容理念,促进海洋文化的发展与交融;海洋环境保护上推动海洋生态文明建设,实现海洋可持续发展,该论述意义重大。通过加强解读和宣传,推动该理念融入海洋规则制定,深入开展海洋科学研究与海洋文化的交流,探索构建区域海洋命运共同体等多种途径,推动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落实落地。      

论生态正义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

生态正义系人类在维护全人类的生存权益和满足生态保护愿望的基础上,遵循生态系统自身发展规律的一种正义追求。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重要理念,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习近平外交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生态正义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相互促进、密切关联,具体体现在价值取向、伦理认同和实践过程三个层面。当前,国际社会仍存在不少阻碍生态正义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的因素,唯有以生态经济超越生态霸权主义,以生态道德解构人类中心主义,以合作协商推进低碳主义才能进一步完善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推进人类社会文明发展。     

论民族生态伦理与民族生存环境的关系

民族生态伦理学试图探讨特定族群共同体如何适应塑造其生存的生态环境,并伴随此过程形成相应的风俗习惯、伦理道德以及社会、政治、经济生活等问题。民族生态伦理学强调自然环境、社会经济与民族文化的整体和谐发展。民族生态伦理观是用人和自然协调发展的理念去思考和认识少数民族生存的社会、经济、文化等问题,把伦理道德与生态有机辩证地统一起来,最终促进少数民族与生态环境持续、健康和稳定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