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规制、就业再配置与社会福利

中国环境规制力度的逐渐加大,引发行业间与行业内的就业再配置,并进一步影响社会福利。利用2003—2017年中国37个工业行业数据,发现环境规制对社会福利的影响表现为先升后降的倒U型关系,现阶段34个工业行业未越过拐点;相较于污染行业,清洁行业的就业再配置能显著提升社会福利;中介效应模型的结果表明,全行业、污染行业的就业再配置在环境规制与社会福利之间表现为遮掩效应。因此,实现生态优化与社会福利提升的双赢目标,需要识别各行业的最优环境规制强度,对未越过拐点的行业应加大环境规制强度,也可以通过提高就业需求端与供给端的灵活匹配来减少环境规制的社会福利代偿。     

环境规制类型与省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在新常态的经济大逻辑下,面对资源环境约束趋紧的局面,探讨环境规制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系显得尤为迫切。文章从五大发展理念的角度,测度了省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分类型探讨了环境规制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我国地区间经济高质量发展差距主要在于创新、协调和开放三个维度；环境规制对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非简单线性关系,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呈现“倒U”型关系,而命令控制型和非正式环境规制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呈现出“U”型关系；环境规制通过产业升级对经济高质量发展产生的偏效应最大；打好环境规制的组合拳,可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     

环境规制如何影响空气污染?——基于中国284个地级市数据的实证研究

提升环境规制的空气污染治理效果,对于中国打赢蓝天保卫战具有重要战略意义。以2006-2015年中国284个地级市为样本,采用空间计量模型分析环境规制对空气污染的具体影响效应,重点考察影响的区域异质性和气候异质性,并运用中介效应模型识别环境规制影响空气污染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就全国而言,环境规制与空气污染之间表现出明显的负向单调关系,意味着中国目前的环境规制水平抑制了空气污染。同时,东部地区环境规制与空气污染之间呈显著的"U型"关系,中部和西部地区符合"倒U型"关系。从气候类型上看,热带、亚热带季风气候区和温带大陆性、高原气候区环境规制与空气污染之间存在显著的负向单调关系,而温带季风气候区则为"倒U型"关系。产业结构和外商直接投资是环境规制影响空气污染的重要传导路径,能源结构和技术创新的中介作用尚未有效发挥。     

绿色低碳发展、环境规制与企业绿色创新——基于中介效应与门槛效应的实证分析

研究立足于新常态下高质量发展背景，构建“经济—环境—社会”统筹协调的绿色低碳发展评价体系，聚焦于企业绿色创新在环境规制的发展影响路径中产生的中介效应与门槛效应，分析不同规制工具、不同地理区域的差异化作用机制。结果表明：环境规制具有显著中介效应和门槛效应。不同地理区域表现异质性中介效应：命令控制型规制下，绿色创新在东部地区产生显著负向传导效应，而在西部地区发挥微弱正向驱动效应；市场激励型规制下，东部地区绿色创新的正向中介效应占比极高，而西部地区未显现创新驱动效应；公众参与型规制的正向中介效应同样呈现“东部显著，西部不显著”分布特点且占比较低。不同创新水平表现异质性门槛效应。命令控制型规制呈现倒“U”型影响曲线，市场激励型规制呈现“U”型影响曲线，而公众参与型规制仅在高创新水平地区发挥激励效应。据此提出具有区域差异化特征的环境政策建议，加快提升区域绿色低碳发展水平。     

多重异质下环境规制影响资源型城市绿色发展的传导机制研究

为探究环境规制对资源型城市绿色发展的影响机理与传导路径,以中国95座地级资源型城市2007—2020年面板数据为样本,采用B-K中介效应模型分析环境规制的传导机制,并在此基础上,选取“空间区位+资源依赖度+发展阶段”三重异质性进行分析,探究环境规制对资源型城市绿色发展传导机制的异质特征。研究发现：环境规制与资源型城市绿色发展呈“倒U型”曲线关系;环境规制可以通过技术创新提升、产业结构调整、引导外商投资、人力资本积累4条路径间接促进资源型城市绿色发展;环境规制的中介效应具有显著的区域异质性,其中空间差异对其影响较大。     

环境规制与能源生态足迹——基于绿色技术创新的中介效应

本文基于1998—2020年我国29个省（区、市）的面板数据,采用中介效应模型,以绿色技术创新为中介变量,检验了环境规制与能源生态足迹的关系。研究结果显示：环境规制对能源生态足迹呈倒“U”型影响,对绿色技术创新呈“U”型影响,绿色技术创新能够降低能源生态足迹,在环境规制与能源生态足迹之间具有负向中介作用;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东北地区环境规制对能源生态足迹均呈倒“U”型影响但作用效果不同,东部地区大于中部地区、西部地区、东北地区;西部地区绿色技术创新抑制能源生态足迹效果最为显著;绿色技术创新作为中介变量有效传递了东部地区、西部地区、中部地区环境规制对能源生态足迹的影响。     

环境规制对城市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基于超效率EBM模型和系统GMM模型的实证分析

精准识别环境规制对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机理,对于我国构建绿色发展长效机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从环境规制对绿色发展效率的作用机理出发,运用超效率EBM模型测算2005—2018年全国112个环保重点城市的绿色发展效率,借助GMM模型检验环境规制对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我国112个环保重点城市的绿色发展效率主要呈W型变化且存在区域差异;环境规制对城市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整体呈先抑制后促进的U型特征;环境规制通过技术创新效应、要素替代效应和溢出示范效应对绿色发展效率产生间接影响,其中,技术创新效应表现为“遵循成本效应”大于“创新补偿效应”,要素替代效应表现为要素结构优化的促进作用,溢出示范效应则表现为外资技术的“减量效应”大于“提质效应”。     

环境规制对矿业绿色发展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

选取了2004-2016年省级面板数据，采用动态面板模型和系统GMM估计方法，实证检验了环境规制对矿业绿色发展影响的直接机制、传导机制，以及区域的异质性。结果表明：环境规制与矿业绿色发展之间呈倒“U”型关系；环境规制通过技术效率与技术进步影响矿业绿色发展水平，环境规制与技术效率呈倒“U”型关系，环境规制与技术进步呈“U”型关系；东南沿海地区环境规制对矿业绿色发展暂未产生影响，而中西部内陆地区环境规制与矿业绿色发展呈倒“U”型关系。提出完善环境规制体系，因地制宜地设定环境规制强度；强化科学管理，提升技术效率；加强技术创新，推动技术进步等建议，不断提升矿业绿色发展水平。     

环境规制能够促进企业环保投资吗?——兼论市场竞争的影响

以2008-2013年中国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环境规制对企业环保投资的影响,并进一步分析市场竞争可能发挥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1）企业环保投资与环境规制呈倒“U形”关系,随着环境规制强度增加,企业环保投资先上升后下降。说明环境规制对企业环保投资影响存在“度”的限制。（2）目前大部分样本企业面临的环境规制强度较低,尚处于倒“U形”曲线的上升阶段,意味着进一步提升环境规制强度有利于增加企业环保投资。（3）市场竞争与环境规制具有互补性,表现为市场竞争程度越高,环境规制对企业环保投资的作用越大。市场竞争作为一种外部机制,有助于强化环境规制的执行效果。     

投入产出视角下工业技术创新的环境规制协同效应

技术创新是实现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双重红利"的必要途径。为此,构建环境规制影响工业技术创新投入产出的三阶段分析框架,利用中国2002-2015年大中型工业企业35个分行业面板数据,使用动态面板系统广义矩估计（GMM）方法,在区分行业间污染排放强度波动趋势异质性的条件下实证检验环境规制对工业技术创新投入、产出的非线性影响及分阶段作用机制,找寻工业技术创新的环境规制最优协同区间,进一步引入交互项模型分析环境规制、创新投入、创新产出之间的交互影响与协同效应,以综合探究工业技术创新的环境规制协同机制。研究结果表明:（1）除在污染排放强度为递增样本,环境规制与创新人员、资金投入均呈现"U形"关系;（2）环境规制与创新知识、产品产出均呈现"倒U形"关系;（3）虽然在全样本中存在创新投入产出分阶段协同作用的最优环境规制区间,但中国现阶段环境规制水平还处于各曲线拐点左侧,远低于协同区间水平;（4）在创新技术研发阶段,存在环境规制与创新资金投入的协同效应,在创新技术转化阶段,存在环境规制与创新知识产出的协同效应。目前,中国工业行业整体环境规制水平仍然较低,为实现环境与经济的双赢,应提高环境规制强度,针对不同工业行业制定环境规制滚动修正、动态调整机制,充分发挥环境规制对工业行业技术创新的推动作用。     

耕地利用变化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研究--以甘肃省为例

根据近30年甘肃省耕地与经济发展的数据库资料,建立回归模型揭示耕地利用变化与经济发展的定量关系。研究表明：（1）人均GDP、第一产业产值均与耕地面积变化呈显著负相关;（2）耕地利用变化与人口增长、城市化、第一产业增加值、人均GDP、固定资产投资额等与库兹涅茨曲线并非呈典型的倒＂U＂型环境库茨涅茨曲线;（3）经济结构演进与耕地利用变化存在库兹涅茨倒＂U＂型曲线关系。     

环境规制对我国区域就业影响的实证研究

以2003—2011年我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面板数据为样本,运用传统面板回归模型和分位数回归模型探讨了环境规制对区域就业的影响及其变化情况。研究结果表明:在模型中不加入环境规制二次项时,其对区域就业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随着分位数的增加,这种促进作用呈先增后降态势;在模型中加入环境规制二次项时,则环境规制与区域就业存在"U"型非线性关系,即当其超过某一强度时,会对区域就业产生促进作用。     

环境规制约束下的雾霾脱钩效应——基于重污染产业转移视角的解释

分析环境规制约束下重污染产业转移对中国实现工业发展与雾霾污染脱钩的影响效应;探究环境规制约束下重污染产业转移对本地工业发展与雾霾污染脱钩的影响;根据重污染产业向外迁移的特点,提出"寻找污染天堂"式转移和空间邻近式转移两种模式,并分别验证重污染产业以上述两种模式进行转移时,对周边地区工业发展与雾霾污染脱钩的空间效应。结果表明:（1）重污染产业向外迁移显著促进了本地区工业发展与雾霾污染脱钩,且环境规制强度提高有助于增强重污染产业向外迁移的雾霾脱钩效应;（2）高环境规制地区重污染产业外迁对低环境规制地区雾霾脱钩影响不显著,但如果两地区环境规制强度差距拉大将导致高环境规制强度地区重污染产业外迁对低环境规制地区雾霾脱钩强度的负面影响;（3）重污染产业遵循空间邻近转移模式,由于雾霾污染具有强空间扩散性,导致周边地区重污染产业集聚或外迁均对本地区雾霾污染脱钩产生影响,但如果本地区提高环境规制强度,则会敦促周边地区重污染产业外迁至更远地区,降低周边地区重污染产业向外迁移对本地区雾霾脱钩强度的负面影响。     

环境规制对企业出口贸易影响的实证研究——基于2004—2015年中国企业出口的省际面板数据

文章利用2004—2015年中国企业出口的面板数据,采用OLS和LSDV的估计方法,实证检验了中国环境规制水平对企业出口贸易的影响。研究表明,内生环境规制水平能有效提升企业出口竞争力,但严格的外生环境规制对企业出口贸易的影响呈U型。按区域划分进一步研究显示,东部和中部地区的外生环境规制与企业出口贸易间的关系呈倒U型关系,而西部却呈U型关系。因此,文章建议中国政府要提高环境规制,但需因地制宜,对不同地区实行弹性的环境规制政策,以实现中国各地区企业出口竞争力稳定均衡地提高。     

“矿枯城废”背景下如何实施环境规制?——基于115个资源型地级城市的实证分析

资源型城市利用自身资源发展经济的同时,对城市环境也造成了不同程度的破坏.大面积的结构性失业给资源型城市带来前所未有的就业压力.本文根据2003—2016年我国115个资源型地级市的面板数据,运用系统GMM分析方法,详细分析了资源型城市环境规制强度的就业效应,对不同发展阶段以及不同资源种类的资源型城市分别进行回归分析.结果表明:(1)资源型城市的环境规制强度对就业有显著的负向影响.(2)对于不同发展阶段的资源型城市,其影响程度由强变弱依次为衰退型、成熟型、成长型、再生型.(3)矿业城市的环境规制强度对就业有显著的负向影响,森工城市环境规制强度对就业并没有显著的影响.根据分析结果,本文提出结合环境规制和就业的关系合理制定环保标准,在保证就业的情况下达到改善环境的目的,实现资源开发的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协调统一.     

产业结构与城市化互动关系的实证检验

产业结构调整和城市化是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两个中心主题。文章以1978～2008年我国三次产业的产值比重、就业比重和城市化率的统计数据为样本,对产业结构与城市化之间的互动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城市化与第一、二产业的产值结构和第一、二、三产业的就业结构存在着长期均衡关系,而与第三产业的产值结构不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城市化率与三次产业的就业比重存在着单向因果关系,城市化推进是第一、二产业就业比重变化的原因,第三产业就业比重的增加是城市化水平提高的原因。     

央企高管政治晋升预期与环境信息披露质量——基于重污染行业的实证研究

选取重污染行业央企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通过手工整理其高管个人特征数据,实证检验高管政治晋升预期与环境信息披露质量的关系。研究发现:重污染行业央企董事长政治晋升预期与环境信息披露质量显著负相关,支持政治晋升预期“消极效应”假说,但总经理政治晋升预期对环境信息披露质量影响不显著,说明“一把手”现象在央企较为突出。而且,地方政府环境监管力度越强,重污染行业央企董事长政治晋升预期与环境信息披露质量的负相关性越显著,表明董事长在面临政治晋升机会时存在“风险规避”倾向;公司上市年限越长,董事长政治晋升预期对环境信息披露的负向影响越低,表明声誉“软约束”能发挥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