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晋商的新视角——读李永福新著《另眼看晋商》

太原理工大学教授李永福先生在其新著《另眼看晋商》一书的《绪论》中说：“受史料和实体资源的限定，从事晋商研究的专家学者重点聚焦晋中地域，清代前中期有旅蒙商的崛起，晚清则是享誉海内外的票号业。他们的学术成果相当程度上影响到一般民众的认知和判断。固化民众印象的还有当地政府对实体资源的充分开发和借助现代传媒的强势推介。尤其是‘晋商故里’的文化定位，种种因素作用下，晋中商人的形象被人为地拔高。本书旨在扭转世俗的误解，即一般民众不明就里简单将晋中商人等同于晋商的错误趋向，同时为山西别地商帮正名，尤其要厘清清代中后期他们各自的发展现状，以还历史的本来面目。当然，还有矫正学术趋向的良苦用心。而所有这一切皆服务于新晋商的发展战略。”     

明清时代边地贸易与对外贸易中的晋商

晋商崛起于明而鼎盛于清。明中叶九边防御体系的建立,九镇军需供应的扩大以及蒙汉私市贸易和马市贸易的出现,为晋商的兴起创造了条件。清代晋商的壮大是与清王朝统一中国版图、平息西北叛乱同步进行的,清政府的鼎力支持是晋商地位显赫的重要原因。晋商不仅在开发蒙、满地区,发展边地贸易方面成绩卓著,而且在中俄恰克图贸易和中日长崎贸易中发挥了独特的作用。晚清票号的出现促进了商业经营资本与金融资本的密切结合,将传统的中国商业资本运动推向最高峰。山西票号不仅在中国商业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而且在中国外贸史上也占有一席之地     

晋商“农缘”初探

晋商是对历史上成名的山西商人的称呼。在明清年间 ,晋商曾盛极一时 ,商贸足迹遍及华夏大地及欧亚大陆。在传统农业社会 ,晋商的发迹和农业有着密切的联系 ,不少晋商出身于农民家庭 ,并擅长农产品贸易 ,晋商的根深深地扎在农村 ,晋商和农业、农村、土地有着割不断的“情缘”。     

"主旋律"文艺创新与山西文化建设--从话剧《立秋》的成功看山西文化事业的发展

2005年是山西文化建设富有意义的一年:随着“华夏文明看山西”文化艺术和旅游等经济活动的深入开展,山西省凭借本土文化成功敲开了京、沪、粤等经济发达地区的文化市场大门,树立了良好的文化形象。值得提出的是,“华夏文化看山西”活动的重要项目——话剧《立秋》的成功演出,创造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和可观的经济效益,有力的宣传了山西晋商文化。在北京等地举行的话剧《立秋》研讨会上,国内知名专家高度评价《立秋》一剧:认为《立秋》集思想性、艺术性和观赏性于一体,具有强大的感染力,是难得一见的精品。在中国话剧普遍不景气的今天,《立秋》…     

明清山西官商一体家族浅议

明清山西官商一体家族浅议孙丽萍明清时期国内最大商帮之一的晋商，兴起于明初，鼎盛于清代，山西边商、内商、外商、票商的足迹遍布长城内外大江南北，这支商界劲旅积极参与了明清时期国内外的重大经济事件，曾在漫长的五个世纪里为封建经济的繁荣和发展做出过不可磨灭的...     

“徽商”难再“涛声依旧”

前几天,我在博客上拜读了一位山西博主呼唤重振“晋商”雄风的博文,跟了一副贴子。“徽商”、“晋商”同处于我国的中部地区,交通及通商条件也大同小异。两大商帮在晚清乃至民国初年都曾雄霸中国经贸市场。现代两大商帮的后裔们都在提出“重振雄风”的口号。官方更是竭尽全力招商引资,推出多种举措,力图加快经济发展速度。     

晋商的历史教训

晋商的发家史，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山西人，为生计而背井离乡、颠沛流离，在一次次的迁徒中，把视为末业但能带来财富的经商作为生存之道，在求富逐利的强大动力驱使下，一步步走向辉煌的历史。据史料记载，山西在清代盛行重商贱儒的社会风气，重利之念，甚于重名。许多...     

打造晋商文化品牌 再铸山西经济辉煌

明清晋商曾"富甲天下五百年",一度显赫,但目前山西整体经济特别是民营经济发展却相对滞后.作为晋商传人,我们要充分利用祖辈留下的这一笔泽被世人、恩泽后代的宝贵文化遗产,挖掘晋商文化精髓,打造晋商文化品牌,开拓创新、与时俱进,实现文化与经济的双重互动,推动当前山西经济的持续、健康、快速发展.     

晋商文化的兴衰对王家大院建筑的影响

晋商的辉煌,将中国明清时期的商业和金融业推向了高峰,同时,其不惜工本修建的宅院成为了晋商文化鲜明而深刻的具体体现,也在中国民居建筑史上留下了一笔丰厚的文化遗产。但建筑终究是时代的产物,分析山西王家大院的兴衰,可以看出,在晋商伴随着我国封建社会的衰落而衰落的同时,也直接导致了山西大院建筑发展的衰落。     

晋商商业道德对山西经济振兴的启示

晋商曾经在中国商界活跃了 5个多世纪 ,创造了辉煌的记录。从晋商的历史轨迹中 ,可以发现许多值得借鉴和吸取的东西 ,其中最为主要的就是晋商的商业道德。它从一个侧面揭示了地处偏僻的地方如何发展成为全国金融中心的 ,它启示我们在当代也应该以商业道德的建设来推动经济的发展 ,振兴山西经济。     

清代山西的商业城镇——太谷

太谷自古就是山西著名的商业城镇,清代至民国时期商业发展到鼎盛,城内店铺林立,商业贸易活动繁盛。清代中叶,随着票号的创办,太谷县城逐渐成为全国的金融中心。从现存于太谷县城外净信寺的一批碑刻资料入手进行分析和研究,可以还原清代及民国时期太谷城内的商业面貌,并考察出太谷籍商人的行商地域范围。     

晋商精神的法理价值分析

晋商及他们在商业活动中努力实践并奉为圭臬的道德精神是法学研究的瑰宝。早在明清时代,晋商已领会了法律的规则性意义和民法上的诚实信用、公平互利原则。用法律上的正义、秩序、效率、利益价值理念去探析晋商秉执的敬业、诚信、群体等精神内涵,可以为现代市场经济的建设提供启示。     

略论历代遗山集序的时代特征

诗文集序作为一种文体不仅体现序作者对诗文的评价,而且反映其所处时代的思想观念、价值判断、学术风范等时代特征。元代遗山集序体现了北方士人的文化意识及民族意识;明代集序反映明人狭隘的正统观和文学评论中的史学意识;清人序言则折射出清代的思想政治背景及学术风气。     

徽商经营淮盐最早时间不晚于西商

《清史稿》等史料表明,明前叶经营淮盐的商人主体,是由西北商与淮商(又称扬州盐商)所构成。即该时期淮商不包括西北商。且在当时的淮盐经营中,也无陕商、晋商、徽商等一类称呼。从这种意义上看,不但徽商与西北商是处在不可比状态,而且连陕商、晋商是否为西北商主体也须论证。再据地方史料记载,徽州早在明初,甚至宋元时期,便有人迁往两淮,并有人在那里业盐。是盐法志科第记录表明,构成明前叶西北商主体者,为陕籍商人(另可能还有晋籍),而同时期的淮商主体,则只能是徽籍商人。且该时期在淮徽籍盐商绝不是一个小数,其科举业绩也早于西北商。故从这种意义上说,明前叶又是徽商与西北商同时在经营淮盐。明中叶以后,西北商加入淮商,与徽商一起构成新的淮商主体。     

清末香港与内地的华资联号企业

香港与内地华资联号企业缘起于清末,区域主要集中于南方邻近省份,以内地往香港拓展者为多.与此同时,在香港的华商亦向内地新兴产业投资.由于联号是呈内外双向发展的,华商通过这种形式,逐步建立起将香港与内地市场紧密相联的商行网络,并成为海外华侨与祖国联系的桥梁.     

晋商与山西戏曲关系研究

明清时期,晋商是一支有影响的商帮,足迹遍布全国。晋商在所到之处修建会馆戏楼,重金邀请家乡的戏班来演出,或携戏班随商队远行,促进了山西戏曲的对外发展,形成了商业路线和山西戏曲流传路线的＂合一＂,这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商路即戏路＂。     

顾炎武《仪礼》学探析

《仪礼》学经历自宋至明的持续低潮之后,在清代进入极盛时期。因受社会政治剧变的刺激,清初学者就以礼经世展开热烈讨论。顾炎武捍卫《仪礼》的经典地位,率先确认了清代礼制建设的纲领;在《仪礼》考释方面归宗郑学,指明了以朴学为主的经学发展方向;在礼学应用方面弘扬朱学,开辟出融会古今的礼制建设通途。顾炎武以富有独创性的礼学思想,成为清代《仪礼》学的主要奠基者。顾炎武的礼学思想与清廷积极、明智的文化选择多有契合之处,其主要思想观点在清代学术史上产生显著影响。     

清代山东农业改制述论

随着清代山东人口的增殖,人均占有的耕地越来越少,迫使小农不得不设法实现土地资源的优化配置,在农业生产中发展了麦豆复种为主的二年三熟制。这一制度虽然形成于明末清初,但直到清中期以后才逐渐发展成熟,除了充足的劳动力因素外,作物的搭配模式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山水画风格逸放不羁的“清四僧”

清初,很多知识分子坚持民族气节,因痛恨清朝统治者削发为僧,以绘画避世山林,抒发愤慨和忧愁。作品不但有“元四家”那样的气韵超逸,抒发性灵,更有一股逸放不羁的个人风格,这类画家尤以“清四僧”为代表。     

传统人际关系对晚清晋商票号发展的制约作用

明清晋商商业成就的内在支撑之一是其对传统人际关系的独特理解和应用,但这种传统人际关系发展到晚清时期逐渐表现出难以化解的弊端,主要是限制了组织规模扩张,扭曲了组织功能定位,削弱了组织制衡机制,制约了转型接轨步伐,影响了资本投资流向,使晋商在列强侵略、国势衰败、时局动荡的环境中没有及时转型为现代企业,最终烟消云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