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人慕道与"桃源"意象之仙化

陶渊明构建了中国本土大同理想的社会蓝图——"桃花源"。后世对其含义的理解主要有二:一是现实的人间乐园,二是憧憬的理想社会。唐代这一观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唐人笔下的"桃源"大多已成神仙居所。唐代道教大盛,帝王迷信神仙方药,文士崇迷域外仙界,民间则流行祈福攘灾的仙道法术。在此社会氛围和文化背景之下,唐代文士的意识深受影响,崇道是"桃源"意象仙化的主要动因。     

同源异质各臻其极——王维、韩愈、王安石“桃花源”诗比较阅读

自陶渊明《桃花源记并诗》后,"桃花源"便成为诗歌表现热点。王维、韩愈、王安石的同题桃花源诗堪称代表。由于写作目的的不同,桃源主题及表现方式皆出现重大改变,对此加以详细辨析,有助于我们进一步加强对"桃花源"母题的发展、唐宋诗风及歌行体诗的深入理解。     

论赵孟頫“桃花源”山水图式建构的特征及意义

赵孟頫作为陶渊明追慕者之一,创造了诸多以“桃花源”为母题的艺术作品。赵孟頫“桃花源”建构整体呈现隐居山水图式,且兼具“人世化”和“实地化”两个方面的特征。赵孟頫将桃源营造为一个集仕与隐于一体的可望不可及的理想世界,为传统山水审美注入了现实因素,同时丰富了中国山水审美的人格精神。赵孟頫“桃花源”建构的隐居山水图式在整个桃源艺术建构史上发挥着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在承前代桃源世俗化表现的同时,也为后世开启了桃源实景化表现之先风。     

桃源母题在宋代诗歌中的承与变

两宋时期是陶渊明诗文作品接受高潮期,宋代文人对陶渊明及其诗文作品的喜爱崇拜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的,超越了南北朝、隋唐,并贯穿两宋始终.宋人对<桃花源诗并记>这部作品更是从全方位、多层次、多角度进行解读与传释.两宋文人除了大量使用桃源典故之外,还出现了大量以"桃源"为主题的诗歌,这些诗歌与前代相比,既有因袭模拟之处,也出现了很多变化.     

陶渊明笔下桃源意象对朝鲜汉文小说叙事空间的影响——以金时习《金鳌新话》为例

陶渊明在《桃花源记》中创造的“桃源”意象,是一个具有隔绝意义的隐逸空间,它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宦海沉浮时的精神寄托。自新罗末期陶渊明进入朝鲜文士的视野后,“桃源”意象频繁出现在朝鲜汉文学的创作中,成为了朝鲜汉文传奇小说中的一个意蕴丰富的叙事空间。在朝鲜传奇小说家金时习笔下,桃源世界原始的空间意义发生了流变,它既是避世隐居的仙境乐园、政治清明的理想社会,也是抨击现实的异域空间。桃源意象的空间意蕴发生了变异,究其原因,是金时习与陶渊明有着不一样的时代背景与人生际遇。     

中国文学中的乡土乌托邦及其幻灭

中国文学中对乌托邦的叙述始终无法摆脱陶渊明的桃花源传统,从废名的《桥》到阎连科的《受活》都表现出一种向后看的特征,建构的是以桃花源为摹本的乡土乌托邦。本文即以阎连科的《受活》为中心探讨中国文学中的乡土乌托邦传统及其在2l世纪最终幻灭的过程。《受活》在文本叙述形式以及乌托邦理念两个层面都具有自己的独创性,尤其对由残疾人组成的人间天堂的描述更具特异性。“残疾”的题旨因此成为小说中乌托邦理念的重要维度。而《受活》最终则表现出反乌托邦的特征,小说揭示出中国本土的世外桃源、共产主义的乌托邦实践以及商品经济的消费乌托邦诸种形态的纷纷幻灭,展示了中国乡土社会深刻的历史性危机以及当代文化理想和社会理想的阙如状态。     

论张炜创作中的“桃花源”情结

随着时间的推移,陶渊明创造的"桃花源"意象逐渐内化为人的一种集体无意识,形成了一个"桃花源"原型,对后世作家的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面对社会转型期的媚俗投降,张炜在坚持抵抗的同时也在营造着自己的桃源世界。他笔下的"葡萄园"成了他精神家园的具体喻象。在现实面前"葡萄园"无法摆脱失败的命运,它只是作者营造的一个审美的乌托邦而已,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否定它的价值。     

唐人对女娲神话书写考述

唐人在著述中常常提及到女娲神话,而在文学中女娲也逐渐演化为一种文学母题原型,成为"创造万物、构建秩序、救民困厄"的文学意象符号,演变成了造福人类的意象载体。与唐代以前女娲神话的文学书写意象不同,唐代的文人更多的是以女娲神话作为一种符号来表达自我情怀。而这种模式也使得女娲神话的书写呈现出由集体政治意识向个体生命意识、由宏大理想向现实情怀的转变。从唐人对女娲神话的态度和评价的转变中,可以更好地了解作家们的思想心态,从而更本真地把握唐代文学。     

陶渊明"桃源理想"探析及反思

陶渊明在《桃花源诗并序》中构建的＂桃源理想＂,是他社会理想的集中体现。这一理想的形成反映了陶渊明独特的人生观、独立的人格、鲜明的爱憎、高尚的情志、执着的精神,其精神理想不乏给后人以启迪。     

边寿民《芦雁图》意象母题研究

边寿民《芦雁图》意象母题来源于张直躬的"芦雁图"和苏轼题张直躬"芦雁图"的诗,边寿民一枚"无人态"闲章便是出自苏轼《高邮陈直躬处士画雁二首》中的"君从何处看,得此无人态",这是分析边寿民《芦雁图》意象母题的依据,也是边寿民"无人态"意象母题的表达。边寿民《芦雁图》意象母题不同于"移民"画家朱耷"鱼鸟图"的有人态的意象母题。边寿民《芦雁图》和《芦雁诗》的整体意象母体,属于"无我之境"的意象主题,这也是中国人文绘画艺术的基本追求。     

关于《论语·八佾》中的社

《论语·八佾》中的“社”,部分古代注本和几乎所有的今人注本,都解释为“木制的牌位”。本文用大量的历史事实,证明这里的社,是指代表社神的活着的树木,而不是木制的牌位。     

《论语》中“也”的用法探析

“也”作为语气词在《论语》中用得较普遍。从句尾的“也”和句中的“也”两个方面较全面地分析了它在各种句子中的用法及作用。     

别样诠释的美——对《挪威的森林》中直子形象的分析

直子是村上春树在《挪威的森林》中塑造的女性形象之一,她身上具有两种独特的美——病态美和诗意美。也正是这两种美的凝合以及她对死亡的异视角观照使她在女性形象中魅力窦生,成为又一个美的艺术典型。     

汉语“可能”、“必然”意义表达的发展

文章选取先秦、明清和现代三个时段的语料来探究汉语"可能"、"必然"意义表达的发展。在《论》《孟》《老》《庄》里,"可得"(可能)的用例都能换成"可以",并仅出现于否定句和反问句。"必"修饰动词,用于某些具体条件下,尚不表达"无条件",它有时被夸张使用。"可得"和"必"都有明显的强调色彩。明清语料里,"可得"的表达依旧,"必然"已经发展成能作主语、谓语、宾语和定语的词。先秦和明清语料中表必然的都比表或然的多一倍以上。时代越早,语言越情绪化。真的"可能"见于中古,但是长期不发展。现代爆炸式发展,与"必然"构成了一个对立统一的逻辑范畴,表达清楚的模态概念。现代语料的"可能"词频是"必然"的六倍多,反映人们对事物发生的可能性的认识增强了。     

“文革”言语对修辞“四个世界”的负偏离

“文革”时期人们的言语现象也是修辞现象 ,它们也理应接受“四个世界”———语言世界、文化世界、心理世界和物理世界的制约或适应这“四个世界”。但是 ,“文革”言语在许多方面却背离了“四个世界” ,导致了修辞效果的负偏离 ,造成了语言污染、人际关系恶化和社会秩序的混乱     

易学在蜀蜀学在易

易学是国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宋代即有“易学在蜀”之说;同时,“蜀学”一词也在此时形成。根据各个历史时期蜀易的表现,说明有独创精神和包容特性,足以体现蜀学以易学为旗帜。     

从"意在象先"到"体无"--论王弼哲学的认识论及其美学意蕴

王弼的认识论主要包括两部分言意之辩和体无.言意之辩在<周易略例·明象>中被提出,研究者往往注意此文的第一段,对第二段则很少注意,第二段其实也有很深刻的思想,即意在象先的命题.此思想对干中国美学具有重要影响.体无是王弼哲学的最终追求.在意在象先和体无之间有内在的必然联系,发掘这种内在联系,有助于我们更全面地理解王弼哲学.体无可以说是中国哲学和中国美学的共同的最高境界.     

论中国哲学中的"不言说"与"言说"

中国哲学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哲学?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的差别究竟何在?其中的一个回答是,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的最主要差别在于中国哲学以"不言说"的实践方式作为探索和表达真理的手段,而西方哲学则以"言说"的方式作为探索和表达真理的手段。中国哲学虽然也有"言说",但其"言说的"的价值最终要由这"不言说"的实践来决定,因为这个原因,所以中国哲学对于用以"言说"的文字就不甚重视,往往有"得意忘言"的情结。中国哲学因其以"不言说"作为探索和表达真理的手段而表现为一种非逻辑的心灵体验哲学或实践学。     

论WTO争端解决机制中的“反向一致原则”

WTO在争端解决机制的专家小组程序中采用反向一致原则的主要原因是GATT的专家小组程序所采用的全体协商一致原则对专家小组程序作用的限制和影响。在争端解决的不同阶段,反向一致原则的适用条件也有所不同。     

汉语“米”指称体系与英语“Bread”指称体系的对应

特定的自然环境产生特定的饮食文化,特定的饮食文化有与之相应的特定的语言表达形式,而不同的语言指称体系之间表现出一定的关联性.例如,中国大部分地区以"米"为主食,大部分英语国家以"bread"为主食,汉语"米"指称体系与英语"Bread"指称体系就显示出这种对应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