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中兴诗人群体论纲

顺应宋室南渡后社会经济、政治、学术文化与文学本身的发展,南宋中兴诗坛形成道学诗人、激进官宦诗人、保守官宦诗人及江湖诗人等不同诗人群体,独具体系和纲目。中兴诗人群体诗歌创作活跃,时代特色鲜明,展示出新的丰富多元的诗学面貌与社会文化意蕴。南宋诗歌的发展与中兴,并非少数著名作家活动的结果,而是中兴诗人群体共同创造的局面,也不仅是文学自身传承演变的结果,还与宋室南渡后近百年间社会文化变迁、士林风貌演变等密切相关。     

皖南地域文化与吴组缃的文学活动

自南宋以来,皖南地区形成了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具有鲜明地域色彩的文化体系与社会传统。吴组缃的故乡泾县地处皖南中部,明清以来文化鼎盛,人才辈出,清中叶以后,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也浸染了商人文化色彩。皖南地域文化对吴组缃的文学活动影响至深。＂严肃＂成为他从文的创作心理与写作姿态,皖南浓郁的传统文化濡染了吴组缃的文学风格和审美情趣。在文学研究上,吴组缃善于独立思考,敢于坚持己见。他将皖学重考据、任裁断的精神融入古典小说研究中,尤其重视对于文本的细读精研。     

南宋书院与祠官关系的文化考察

南宋祠官寄居书院讲学或兼任书院山长,是宋代士大夫文化值得关注的现象。祠官寄居书院讲学兼任书院山长,透露出书院私学精神与官学制度的结合与矛盾,也反映了南宋士大夫在政治之外对经世之志和生命意义的另一种实践与诠释。     

南渡士人的佛教因缘与文学创作

宋室南渡以后,禅悦之风较北宋更为盛行.从达官宰执到一般朝野士人,皆对佛教持支持信仰之态度.与北宋士人相比,南渡士人的礼佛参禅在内容与形式上有所变化.如同是援佛入儒,北宋士人是"尽用其学而不自知",一方面吸收佛学的精华,一方面又公开攘斥佛老;而南渡士人不仅援佛入儒,以佛学作为儒学的参照系,而且还身体力行,佛教对其浸染甚深.禅悦之风在士林的盛行,不仅对南宋政府的佛教政策有所影响,而且也因此影响了士林的文学批评与文学创作."以禅喻诗"是南渡士人对文学作出的新诠释,而"援禅入诗"、"援禅入词",则是他们在创作上呈现出的一大特色.就佛教对文学批评的影响来说,尽管参诗之说始自北宋,但真正将参禅与作诗结合起来并提出重要的诗学概念与范畴的,则是南渡诗人.并且就时间来说,禅诗相通,至南渡以后,方为诗人所共识,这是最值得注意的现象.禅悦之风在南宋初期的盛行,有历史、政治及经济等方面的原因,就士人来说,他们信奉佛教,除去学术与个人遭际等因素以外,最重要的原因是南渡政府安置南渡士人的特殊政策增加了士人与佛教接触的机会,从而进一步刺激了士人对佛教的了解.     

士大夫与地方士绅:论后村词的双重视野

在南宋中后期古典文学向世俗文学转变的过程中,士人阶层的分化与身份转型比如“地方士绅”“江湖游士”一度受到学界关注,南宋后期文坛宗主刘克庄因拥有多重身份而备受瞩目。以往多将其视为辛派中人,但与稼轩词“英雄失路”不同,后村词多表现南宋政治乱象下衰世式的“英雄失志”,频繁抒发的归隐之志也流于形式。在地方世界中,以词频繁酬赠带有经营地方人际网络和游戏文字的意图,但士大夫文学传统仍然制约着士人创作惯性,频繁使用的典故、理学话语与其内在情志的贫瘠反而形成更高层次的矛盾,与梦窗词有着内在的时代共性。后村词中的多重视野显示了南宋后期词体中士大夫精神的衰退与挣扎,与南宋后期文学世俗化遥相呼应。      

论成化至正德时期吴中与外界的文学交流

成化至正德时期(1465～1521)的吴中文学在保持地域性特色的同时,又与外界文学流派如京师茶陵派、前七子派以及陈庄体诗人有着广泛交流,呈现出开放性特征。有些吴中士人科举胜出后往往融入京师文学群体,并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自己吴中主体的身份和风格;有的吴中士人虽不出仕,但也能主动利用各种途径寻求与外界的交流,并在交流中保持了自己的主体性。     

文学的现代传播秩序：学校、社团、报刊出版与知识阶层之众声喧哗

在20世纪前期文学的现代传播秩序中,学校、社团、报刊出版和知识阶层是其基本要素。学校是文学传播的讯息生产地和集散地,并且承担着生产知识阶层的任务;社团是文学传播的现代控制系统,制定和规范着文学现代传播的潜规则;报刊出版是文学的现代传播媒介,是现代传播秩序的主导力量;知识阶层是文学的现代传播主体,既是文学传播的起点,也是终点。这四个要素之间又相互联系甚至交叉融合：学校与知识阶层之间是互动的,知识阶层是在学校中生产的,而学校又靠知识阶层来支撑;文学社团与报刊出版也是紧密联系的;报刊出版主要以学校和知识阶层为市场,文学在以报刊出版为媒介的传播过程中被商业化,最终在以学校师生和其他知识阶层为主体的消费群体中实现其文学价值。因此,在学校、社团、报刊出版和知识阶层之众声喧哗中建构了文学的现代传播秩序。     

在地域空间中探寻文化印证——评朱双一《台湾文学与中华地域文化》

朱双一的<台湾文学与中华地域文化>是研究两岸文学和文化渊源的重要成果,著者从地域文化角度切入,建构了一个地域、民性、文学的三维空间,把台湾文学的地域研究纳入到更加宽阔的学术视野中进行考察,在地域、民性、文学之间的互动磨合中发现台湾的文学地景.该著辨析台湾文学由其边缘位置所体现的民族文化共通性和台湾在地性,并宏观把握大陆赴台作家的群体特征,求证出他们各自的地域文化特色.该著从地域空间中探寻台湾文学的中华文化印证,颇有可论之处.     

论南宋“自治”政策的形成

南宋建立后,士群体经历了三次战与和的政治选择.在理学思想的影响下,以内治为核心的自治政策逐渐发展成熟.随着宋金对峙局面的日益形成,"江南自守"、"蓄力待时"的自治政策成为士阶层的主流意志,对南宋中后期的政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元和诗人文学生命沉浮录——读《中唐元和诗歌传播接受史的文化学考察》

20年来,尚永亮教授倾力于中唐文学的研究,尤其对中唐元和诗人群体情有独钟,早在1993年即出版了《元和五大诗人与贬谪文学考论》一书,从社会文化、创作心理等层面对元和诗人的心态动机、审美趣味进行了深入的学术剖析。后来又陆续出版了《贬谪文化与贬谪文学》、《唐五代逐臣与贬     

“地域文学传统的建构”成为一种文学叙写方法——以明清集序为研究范围

文学的叙写方法,时时从丰富的文化创造实践中汲取营养。儒家经典的笺注,《汉书·艺文志》的分类与溯源,佛经的翻译,《四库全书总目》所代表的提要等等,皆对文章的表现手法以及与之相关的文章风格造成影响。受起源甚早的古代文学地域风格论影响的"地域文学传统的建构",在明清的集序撰写过程中演变成为一种文学叙写方法。集序中地域文学传统构件的生成与运用,是南宋以来兴起的地方意识在文学创作中的创造性转化。地域文学传统构件可视为一种再造的语境,它出现在集序的前、中、后位置,产生不同的功用;对于集序的整体结构而言,它又有成型的功用。地域文学传统构件赋予集序一种历史深度和"地方色彩",明清集部文献数量的迅速增长,意味集序的撰写进入规模化生产时期。地域文学传统构件较为普遍地应用,为撰序者在具有应酬性质的集序写作中提供一种程式化的便利。     

论南宋中兴时期江湖诗人产生的社会文化基础

学界一般认为江湖诗人作为一个群体或流派出现于南宋后期,因而往往从南宋后期的历史环境入手,探讨江湖诗人产生的社会文化背景.事实上,由于南渡之后的社会流动、中兴时期的科举积弊、盛世背后的冗官充塞、底层士人的求仕之途等因素,南宋中兴时期已有一批重要的江湖诗人活跃于文坛,并具有鲜明的群体特征.因此关于南宋江湖诗人及其文学创作的历史风貌、时代内涵、文学史地位等问题,还需突破南宋后期这一时间界域,放到更为深远的历史时空中进行新的审视和思考.     

论"尚文"风气北传对隋及唐初统治阶层的影响

隋统一后,大量南方士人被迫入关,由于北方王朝在政治和文化上的矛盾心理,对南方士人的排斥以及南士自身的特点,他们在隋及唐初大多进入王府并以文学、顾问进身。他们的仕途经历以及随之北传的尚文风气对当时的统治阶层的精神、好尚也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行身立志 卓尔不群——论金代文人刘祁《归潜志》士人群体品评的价值取向

刘祁的《归潜志》作为一部文人笔记,不仅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而且在对金代中后期士人群体的记述与品评中也体现出作者的价值取向,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博学能文,学风务实;师古宗唐,文风尚奇;豪放刚直,士风激历。这些价值观念的内涵,既承袭了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原文化因素,也融入了贞刚任气的北方地域文化品格,对研究金代文学与文化具有重要的认识价值。     

略论士人知识群体的形成及社会属性

春秋战国时期 ,士人知识群体形成 ,大一统的君主专制政权建立 ,代表战国多元文化发展的士人与专制政治发生了冲突 ,秦王朝的焚书坑儒 ,西汉时期的独尊儒术就是冲突的表现形式。西汉武帝采取一系列措施 ,将士人群体置于专制政权设置的规范之中 ,士人群体的社会属性在此时基本确定 ,其社会生活表现出四个方面的特点 :创造和传承文化 ;追求个性独立 ;注重道德修养、追求人格完满 ;积极的用世思想。这些特点成为士人群体与其他阶级、阶层、社会群体的基本区别     

金代文学学苏的特点与意义

金代文学在继承北宋文学方面与南宋同,但取向不同。苏学北盛是以女真统治文化为主导的北方文化与中原文化双向交流的产物,优势互补对金代文学雄健特色的形成作用重大。苏学北盛对于了解金人在民族文化融合过程中的文化心理也有重要意义。     

多彩地域文化孕育出的多元文学--浅析当代文学与地域文化之间的内在关联

地域差异是导致文学创作风格有别的重要原因之一,南北方文学、东西部文学之所以得以命名,正是源于各具特色的地域文化背景。然而,南北方文学、东西部文学之间也存在相互交融的现象,成为地域分野中一种特殊的文学样式。地域文化之间的共通性促成主流文学样式的发展,同时,独特的文化也铸就了极具个性魅力的文学品格。丰富多样的地域文化,成为推动文学发展的不竭动力,也是地域文学的精魂之所在。本文试图以自然地理坐标系为参考系,浅析绚丽多彩的地域文化与当代多元文学之间的内在关联。     

地域文化与文学小议

任何一个民族的早期文化,都受区域环境所制约,而表现出区域性特点。一个民族的文学是民族文化的一部分,文化的区域性必然影响到文学。这种影响涉及到某地域的自然环境、传统风习和社会历史诸方面。中国早期文学,如《诗经》、《楚辞》具有浓郁地地域文化色彩。在秦汉统一、地域文化融合之后,地域文化与文学仍然有着某种联系,只是其存在形式及其表现产生了变化。     

寒士诗群的地域特征及清代江南寒士的文化性格

士作为一个并非固止的阶层历来有着士大夫与寒士的朝野分流,这种朝野分流决定了士人社会职事的“志于道”与“游于艺”的分工。诗“穷者而后工”,寒士以其生活际遇的隐幽沉沦而创作了更具生活真实性、更富现实包容量、也更具艺术感染力的诗歌,因而寒士诗歌有着相当重要的文学史意义。本文为清代嘉道时期江南寒士诗群研究系列论文之一,主要从文学生态地理学的角度,论列寒士诗群的地域特征及清代江南寒士的文化性格。     

基于地域文学的地域文化教育初探——以淮河流域文学为例

地域文化以其特有的独特魅力形塑着青少年的价值观和精神面貌,地域文化教育在青少年的成长中不可或缺。文学用其诗情画意的语言彩绘出地域文化的特质,用丰富多彩的方式凸显地域文化的独特魅力,故此依托地域文学进行地域文化教育是践行多元文化教育的有效途径。本文以淮河流域文学为例,探讨基于地域文学的地域文化教育的方式和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