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下的城市社区之治

新冠疫情初期社区防控行动迟缓暴露出我国城市社区参与不足、力量薄弱的问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基层社会治理体制逐渐从以往的"单位制"转向"社区制",尝试走出全能主义国家模式。但在单位制路径依赖和国家强化基层控制的双重影响下,传统单位制并未完全退场,而是通过渗透、吸纳等方式隐性延续,从而形成了中国现行城市社会治理实质上的单位制与社区制并行的模式。"单位制"的隐性延续,使居民、单位、社区三者间的协调机制紊乱、力量分化,社区治理合力难以形成。因此,国家控制力和社区自治力作为决定社会治理形态的关键因素,未来还将在中国的城市持续并行。在社区自治力不足的情况下,如何适当地调整好国家的控制力度,培育社区自治力的适度成长,促进单位制与社区制的良性合作,成为后疫情时代提升城市基层社会治理水平的关键。     

单位制社区转型的实践创新与治理策略——以山东省C社区为例

后单位时代,传统单位制社区面临单位制解体和“社会入场”的双重挑战。在此背景下,山东省C社区基于城市新规划重建,其改造过程体现了单位制向社区制的转型。通过对传统单位制社区转型的分析,阐述成员何以通过诉求反映、利益整合、记忆反刍、协商博弈等方式在市场经济环境中锚定身份,激发单位时代的记忆,由被动因应转向主动创造;同时揭示单位制社区共同体如何应对社区认同重构,进行资源凝聚与利益博弈,进而在社区体制转换的实践历程中实现“单位”和“市场”的动态平衡、社区价值再造与社区治理创新。     

"强单位"社区转型问题研究

从属于石油化工、稀有矿产等大型国有垄断企业的“强单位”社区的顺利转型有助于企业减轻负担,推动地方政府职能转换,培育公民社会和促进基层民主建设。但由于单位制的长期作用和影响,使企业在向社区转移社会保障和调控职能的转型过程中面临行政监管束缚、社区资源瓶颈、社区自我发展能力欠缺等困境。因此,应走渐进式转型道路,通过地方政府和管辖企业的国家部委共同主导,引进多元经济力量和非政府组织的广泛参与,建立有效的利益博弈平台,以推动“强单位”社区顺利转型。     

摸着石头过河 探索单位制社区的出路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伴随着中国走向市场化的进程,传统的单位体制开始趋于消解和变异,单位制社区面临转型,"还经济于市场,还社会于社区",在"权力下移"的总体背景下,由于其自身特点,单位制社区建设逐渐为人所关     

转型社会与"单位制惯习"

在长期的单位制社会里,形成了"单位制场域"和与其相适应的"单位制惯习"。在社会转型时期,由于自身特点,"单位制惯习"的转型滞后于"单位制场域"的转型,并由此引发了部分个体思想与行为上的诸多问题。     

摸着石头过河探索单位制社区的出路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伴随着中国走向市场化的进程,传统的单位体制开始趋于消解和变异,单位制社区面临转型,“还经济于市场,还社会于社区”,在“权力下移”的总体背景下,由于其自身特点,单位制社区建设逐渐为人所关注。     

社会转型时期中国单位制走向的探讨

我国目前处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社会运行有着特殊的规律,原有的单位制已不能适应社会的发展。改革开放的目的就是打破旧的体制,解放生产力,发展经济,单位制将逐步走向衰落。社区作为复合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单元,是单位制的必然走向。     

企业型社区转型的组织嵌入与路径依赖

我国社区转型的类型是多样化的,企业型社区兼有单位科层制传统、盈利性组织双重特点。社区建设的目标受企业型社区组织的路径依赖所制约。基于此类社区的嵌入性架构,企业型社区嵌入企业组织中,形成多层次路径依赖,分别表现在资源的依赖性、组织制度的同构、双重嵌入性等多个维度,社区与企业之间形成的规制型和文化——规范型两类制度关系,共同构成了对社区建设的利弊影响。     

存与废:我国街道办事处改革之争——行政派出模式的一种审视

作为行政派出组织的街道办事处是建国初期行政集权的产物。随着我国由"单位制"向"后单位制"时代变革,街道办事处职能也开始由单一化向膨胀化发展,由此引发了围绕街道办事处的存废改革与实践,并形成了强化街道办事处的深圳模式和撤销街道办事处的铜陵模式两种典型。然而,从发展阶段、改革目标、组织角度不难发现,撤销街道办事处是改革的必然趋势。同时,借鉴国内外经验,通过权力、功能、政策变革促进社区发展;机构、人员、资金、管理变革实现组织再造是未来我国城市基层社区治理的发展方向。     

试论当代城市社区转型的结构性特征

当代中国的城市化与城市现代化过程本质上是一次深刻的社会结构转型。在城市社区层面，随着单位制逐渐解体，城市社区进入了后单位制时期，并表现出新的时代特征：治理形态从“管治”到“自治”、邻里关系从“解体”到“重构”、社会阶层结构的空间分布表现出分异与隔离。     

经济管理制度演变下我国企业管理模式的变迁

改革开放以来,在我国基本经济体制转型的大背景下,影响企业管理模式的关键因素企业制度和政府对企业的管理体制出现巨变。原先计划经济时代的企业制度转变为市场经济的现代企业制度;原先直接干预企业的微观管理与宏观管理高度重合的政府管理体制,转变为政府对企业微、宏观管理的基本分离,并将重心转移至宏观调控的间接管理上。因此,我国企业管理模式相应地实现了由依附转变为独立,模式的效率由低转向高的变迁。同时,伴随着影响企业管理模式的制度因素逐渐消失,非制度的因素开始浮现,我国企业管理模式又呈现出新的变化趋势。     

论学术共同体视域下的高校学术腐败治理路径

高校学术腐败现象频繁有着深刻的学理根源。在以效率取向学术制度安排和公权力渗透学术研究背景下,部分学术共同体蜕变为“学术特权利益共同体”,以知识／权力共生的双面形态左右学术研究的运行轨迹,垄断学术资源和破坏学术民主;大学独特的“单位制度型学术”,形成“保护一束缚”二重机制,极易滋生体制内学术腐败;权力场域和利益博弈的强势存在,是学术腐败的深层制度诱因。为此,强化学术共同体的自治和自律、重构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合理边界,协调权力和利益、构建高效清廉的学术同行评议制度,克服学术研究目的的伦理模糊、强化学术腐败的伦理矫治,是治理高校学术腐败的有效路径。     

我国城市化进程中的农民工困境——基于内卷化机理的阐释

"内卷化"可以指一种现象,也可以指一种机理。文中认为其是一种历史形成的机理,一个共同体或社会一旦定型于这种机理,就会陷入诺斯所说的"锁定"状态,进入恶性的路径依赖,任何从内部的制度创新都成为不可能。在我国的城市化进程中,农民工本来是市场转型时一种过渡性身份,但现在却出现身份逐渐凝固化的发展趋势。在其职业劳动生涯中,由农村流到城市务工时,其职业流动是一种上升流动;而由城市再回流到农村务农,则是一种向下流动。通过尝试用内卷化理论描述农民工问题形成的历史过程,并进一步探讨农民工阶层内卷化的机制以及消除这种机制的对策。     

论“村改居”社区文化转型的实践路径

"村改居"社区是中国城市化过程中的必然产物,社区转型中包含着文化转型,文化转型的价值目标是构建社区和谐文化,提高居民的现代化素质。其基本途径有:完善"村改居"社区的物质文化设施,为文化转型提供物质基础;制定"村改居"社区的制度规范,为文化转型提供制度保障;加强"村改居"社区的思想文化教育,为文化转型提供精神条件;开展"村改居"社区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为文化转型营造良好氛围。     

论《单位》和《一地鸡毛》的成长主题

刘震云的小说《单位》和《一地鸡毛》是单位题材成长小说的经典。主人公小林从刚入单位的大学生逐渐成长为合格的单位人,其中蕴含着成长主题:成长的主体经过他人的命名和自我的定位,认识到"成长"在单位中的必要性以及它与改善私人生活的关联,逐渐由被动改造到主动改造。在这一"成长"历程中,小林通过对单位等级秩序的认同而逐渐成长,单位也通过特有成长仪式而接纳考验合格的他。     

社会政策视角下的城市弱势群体住房保障问题探析 ———关于经济适用房政策争议的思考

我国现行的城市经济适用房政策在公共资源配置过程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已引起了社会广泛争议。这些争议虽有益于社会关注城市弱势群体住房困难,但对问题根源的探讨不够。文章试从社会政策的视角对现行的城市经济适用房政策进行分析,提出现行政策实施的结果是“非弱势群体占有了公共财政补贴”,解决城市弱势群体住房困难,应明确政府角色,以促进社会公正、有利于社会整合为政策目标,构建以“廉租房”为首要资源配置方式的城市住房保障制度。     

论基于工业化战略的农业制度创新目标体系

实施农业工业化战略是农业深度转型的必由之路,制度创新是农业工业化发展的现实需要。文章讨论了工业化战略下农业制度创新目标体系设置的系统一致性、系统稳定性和系统标准化原则;根据农业工业化发展之解决＂三农＂问题的本质,提出了由实现＂农民增收、农村发展、农业增效＂的主要目标、确保国家稳定和粮食安全等的次要目标和涉及资源、要素、市场等环节的相关目标组成的农业制度创新目标体系,为农业制度创新实践提供了导向。     

民族旅游场域中新乡贤的成长路径与社区角色研究

乡村旅游发展推动了乡村社会关系的转变,创造了新乡贤培育的时代舞台。民族旅游场域培育出了多元化的乡贤结构,其中新乡贤可分为本土乡民类的"守土"乡贤、"返土"乡贤,以及旅游移民类的"外来"乡贤和"外籍"乡贤。尽管旅游新乡贤群体内部异质性较高,但持有不同经济、社会和文化资本的个体都实现了向综合精英型乡贤的多级跳跃及角色转换。新乡贤在民族旅游社区中扮演着文化传承者、创业示范者、社区融合者和文化传播者等多重角色。同时,多元社区角色间存在着一定的共性:对传统文化的保护与利用是旅游新乡贤的基本实践;经济能人是他们的成长基底;文化代理人的公益性与经济能人的代表性打开了新乡贤与政府沟通交流的渠道,承袭了传统社会"国家-士绅-民众"中的中介角色,践行了新时代背景下"双轨制"的乡村治理道路。     

流动与区隔:农业转型过程中人口流动与阶层分化

农业规模化转型与农地土地加速流转带动了人口的流动与劳动力的非农转移。通过泉村的案例调查发现,农民对农业规模化转型表现出不适应,呈现出规模化经营与小农经营的张力,在这过程中农民既没有完全离乡也不愿放弃土地依附,而是被迫卷入到资本化的现代农业经营体系当中。频繁的人口流动导致农村出现明显的阶层分化,上层农民与下层农民出现了空间与心理上的区隔,这种区隔也加大了阶层之间的矛盾张力。面对农业转型过程中的困境,首先,需要构建组织化的小农户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推动农民的组织化。其次,要发展服务型农村集体经济,实现小农户与大市场的有效衔接。最后,面对传统村庄共同体的解构,需要再造新的村庄共同体,弥合农村社会的分化与失序。     

制度的弱式评判与正式制度变迁

在分析诺思路径依赖原理的基础上,以制度供求为视角,通过对“制度的弱式评判”这一概念的引入和思考,得出结论:正式制度不是依靠供求双方的两极制衡而是供给方的单极主导来展现变迁路径的。要想接近正式制度变迁的帕累托效率,须采取建构科学合理的认知模式、适当松解社会的权力结构、建立丰富的非官方组织体系等措施,力求实现从制度的弱式评判→强式评判的转变,以达到正式制度供求之间的竞争性均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