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道难>本事新考》质疑

最近,我在《北京师范大学学报》一九八○年第三期上读到了聂石樵先生的新作《<蜀道难>本事新考》(以下简称《新考》),文中有两个观点我觉得欠妥,提出来和聂先生商榷。     

深大学人

陶涛教授１９４２年１１月生，湖南望城人。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１９６８年分配到吉林省夹皮沟金矿，先后任井下矿工、中学教师、机关干部。１９７９年调入内蒙民族师范学院任教，１９８０年参加华中师大高校教师进修班，在杨潜斋先生门下研习古代汉语。１９８６年调入深圳教育学院、深圳师专。１９９５年任深圳大学师范学院中文系教师。１９９６年９月至１９９７年６月，在北京师范大学聂石樵先生门下做访问学者，１９９９年晋升为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教学与研究。出版编著《中国文学史新编》（合著）、《先秦文学论稿》、《古…     

《新安吏》诗中客吏问答别解

杜甫《新安吏》中:“借问新安吏,县小更无丁。昨夜府帖下,次选中男行。中男绝短小,何以守王城”六句,仇注云: 从点兵后,记一时问答之词。……《杜臆》:借问二句,公问词;府帖二句,吏答词;中男二句,公叹词。今人萧涤非、傅庚生、朱东润、陈贻焮、邓魁英诸君,均持此说,余尝疑焉。“县小更     

李商隐考略二题

李义山,晚唐文坛卓然大家,对李义山之研究代有成果;进入新时期以来,研究义山几成热点。以评传、专著而论,吴调公、杨柳、刘学锴、余恕诚、董乃斌、郁贤皓、朱易安、钟铭钧诸家,宏篇钜制,成就煌煌然;诗集注释则各地出版社无下十数种,叶葱奇《疏注》,王汝弼、聂石樵《诗醇》,刘学锴、余恕诚《集解》,黄世中《无题诗校注笺评》,周振甫《选集》等更见功力深厚;至若论     

赛姆勒先生:一个康德主义者

赛姆勒先生是美国小说家和1976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索尔·贝娄的代表性小说《赛姆勒先生的行星》的主人公。借助康德伦理学对贝娄的小说《赛姆勒先生的行星》进行解读,从赛姆勒先生的非公利的善的意志和赛姆勒先生的责任感两个方面进行分析,认为赛姆勒先生是一个康德主义者。     

方龄贵先生：我的父亲与导师

方龄贵先生是蒙元史研究的大家。2011年10月22日,先生逝去。本文通过先生长子方铁教授的口述,从点点滴滴中追忆了先生的人生经历、师承与学术交往、学问研究、对后辈的关心和教育等,是以纪念先生,并传承先生的学问与精神。     

纪念中国世界史学大师吴于廑先生

今年是中国世界史学大师吴于廑先生诞辰100周年纪念。由于两部《世界史》编纂工作的关系,我曾与先生相处多年。先生的大师风范,始终活在我们的心里。先生道德高尚,学识渊博,永远是我们后辈学习的楷模。我终生难忘与先生紧密相处的日日月月。我虽没有那么幸运,投身于先生门下,但几十年来一直视先生为自己的恩师。先生的指导和教诲,受益匪浅,惠及终生。先生之德,高山仰止;先生之教,化雨春风。     

纪念陈元晖先生诞辰一百周年——我最敬仰和怀念的一位大师

陈元晖先生是中国近现代著名的教育家、心理学家,今年是先生诞辰一百周年,为纪念先生诞辰一百周年,学校教育学部吴玉琦教授通过记录自己与先生相处的点滴表达了对先生的纪念。吴玉琦教授主要从三方面对先生做了介绍:陈元晖先生不仅学识渊博,而且潜心研究,对哲学、教育学、心理学、中国教育史都有研究,著述甚丰,是学界知名的学者;先生酷爱教育,认为当好大学教师,除具有较高的思想品德修养、文化知识修养外,还要有专业研究能力和专业实践能力,先生一生未离开教育和教育科学研究工作,是高校有影响的教师;先生为人耿起直、善良、质朴,在工作中敬业乐群,与人交往时平等待人,是后生的良师益友。     

开展北方民族文化研究 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校长兼北方民族文化研究所所长韩永年同志在研究所成立大会上的讲话

各位先生、各位领导: 首先,我代表昭乌达蒙族师专党、政领导,对诸位先生和领导同志光临我校北方民族文化研究所成立大会,表示热烈欢迎和衷心感谢! 我们深感荣幸的是,出席会议的有张忠培先生、高广仁先生、刘观民先生和杨虎先生。有内蒙古文化厅苏俊处长和王晓华(女)处长,有吉林大学林沄先生,辽宁省博物馆徐秉琨先生,内蒙考古所田广金先生、李逸友先生、张郁先生、陆思贤先生、郭素新(女)先生、魏坚先生、塔拉先生,有内蒙古大学林干先生、内蒙社科院历史所崔璇先     

教育是“栽培”，而不是“选择”——我对“生命化教育”的几点理解

与张文质先生的相识，缘于凌宗伟校长邀请先生到二甲中学布道。先生共来过三次，因此我获得了与先生三次接触的机会。先生第一次来时，我为先生与市名师沙龙的讲座和对话摄像，以及整理对话文字；先生第二次来时，我主持了先生与班主任的“我是如何激励学生的”对话论坛，并向先生提问；先生第三次来时，     

文化研究:翻译学科的发展方向或建构策略

近年来我国译学界发生了所谓"文化转向",作为一种新的研究范式,文化研究的出现有其特定的根据和背景。它使得翻译研究从文本分析走出来,走向文本背后的社会话语与政治权力的结合,从而拓宽和深化了翻译研究的维度。我国翻译研究中文化转向的由来有其特定的根据和背景,文化转向更多地说是翻译学科建构的策略,而不应当是翻译研究发展的主要方向,因为文化研究的"反学科"性消弭了翻译研究的学科性。文化研究只能成为翻译多元研究中的一元,脱离语言本体,翻译研究将迷失自我。我们应当加强学科意识,向文化研究学习其开放性,在学科建设过程中保持自我反思,谨防沦为西方文化的附庸。     

从文学性到文化性:当代诗学的题型转换

诗学研究作为文学研究和文化的一部分,必将在文学文化研究这个宏大的语境下将自身的题型转换到文化研究上来。因为单纯的文学性研究有它自身的局限性。在由制度、技术和工具理性主导的现时代,人们更多地是需要思想性。文学文化研究正提供了解决这一问题的途径。     

文化研究的渊源及发展

蓬勃兴起的文化研究是当下学术界极为流行的“话语”，它在文学研究领域引起层层波澜，一种文化的“狂欢”似乎大有遮蔽一切之势，由此引发众多专家学者的争论。文章旨在追溯文化研究的渊源，阐明文化研究的定义，理清文化研究与文学研究的关系,并对文化研究在中国的兴起与发展进行探讨，强调文化研究的中国语境。     

《太平广记》宗教文化研究述评

《太平广记》宗教文化研究主要是本世纪前后新兴起来的新课题,也是极具学术价值的研究课题,目前该研究主要集中在神仙文化、果报思想、鬼怪文化和梦文化等方面。但这些研究缺乏系统性和深入性,宗教文化研究与小说文本研究脱节,文本内容研究与编纂意义研究脱节。     

20世纪上半叶的西北少数民族研究述论

20世纪上半叶的西北少数民族研究是伴随着近代西北边疆研究的第二次高潮展开的.从近代西北边疆研究的第二次高潮、陕甘宁边区的民族研究、西北回族伊斯兰教的历史文化研究、西北藏族研究、新疆少数民族研究五个层面,对20世纪上半叶的西北少数民族研究状况、成果和特点,进行了介绍和分析.认为,这一时期开展的研究,是西北少数民族研究的第一个繁荣期,成绩卓著,影响深远,为20世纪中期以后的西北少数民族研究奠定了基础.     

少数民族语音多元化和多模态研究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语言学的研究正从传统的研究领域向语言信息科技领域扩展。作为语言学物质外壳的语音学,在这种扩展中更是首当其冲。目前,语音学的基础理论研究前沿正从过去单一的语音学,转向语音学科的整体研究和语音学科与其他学科的交互式研究,而这种多学科整体和交互式研究的集中体现就是语音的多元化研究和多模态研究。少数民族语音研究也正向多元化和多模态方向发展,出现了少数民族唱法研究、少数民族语音病理研究、诵经发声、少数民族语声纹鉴定研究、少数民族语唇形研究等多元化研究领域。     

“北京学”刍议

在分析北京学与地方学、首都学的关系和学科研究区域范围等一些争议问题的基础上探讨了北京学学科的属性。假设北京学是一门独立学科,根据研究对象,它是一门自然、人文科学相结合的多范式综合学科;根据社会学学科属性分析方法,它又是一门应用性较强的“软”科学和一门“分野度”较高的“城市化度”较低的学科。所以,北京学发展过程中既要加强与地方学、首都学的联系和扩大研究的区域范围,还应不拘泥于研究范式,加强应用理论研究,扩大研究队伍的同时增加批判性交流的机会。     

为"英汉语言文化比较与翻译"正名

"比较"和"对比"是两个不同概念的语言学术语,然而在英汉译学著述和翻译教学的科目设置中混淆通用."英汉语言文化比较与翻译"和"英汉语言文化对比与翻译"中的"比较"与"对比",形式与内涵完全相同,性质和目的也没有区别."英汉语言文化比较与翻译"的课程设置受到专家的质疑,与其名目不无关系,故建议以"英·汉翻译语言·文化对比研究"之名目统一术语,确立名称.     

建设人本生态观的新文艺学

真正合理的生态文艺学必须是生态主义和人本主义的统一。正如不能固守人类中心主义的文艺学一样,我们也不能用生态中心主义的文艺学代替人类中心主义的文艺学。     

论朱熹之易学

朱熹之易学,以其特有的易学风格,在中国易学史上占有着重要的地位;朱熹易学之价值,在于他把易学看成是一门变易的学问,即所谓的“尚其变”。通过对朱熹易说的几个独具特色的探讨,揭示朱熹易学中的辩证法因素,及他在易学上所取得的卓越成就;同时,亦指出朱熹易学和哲学思想上的不足,以及他所处历史条件的局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