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道德经》英译的文化自觉意识

《道德经》博大精深,思想深邃,蕴含中国文化精神。《道德经》版本的多样性及其阐释的不确定性使得其"译"彩纷呈。费孝通提倡的文化自觉理念,为翻译理念的铸造提供了新的理论指导,它要求译者首先要对《道德经》有"自知之明",其次要对英语世界文化环境有透彻的了解,最后就是要有文化自信。对《道德经》三次英译高潮的代表性译本的研究表明,《道德经》在英语世界的旅行以基督化开始,先是发展为"文字翻译",而后步入"文字翻译"与"文学翻译"并举阶段。在这一历程中,《道德经》与西方文化由不平等对话逐渐发展为平等协商。《道德经》在英语世界的飞散过程就是文化自觉翻译理念逐渐发展为译界主导理念的过程。文化自觉翻译理念有助于推动以《道德经》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对外传播,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     

《道德经》翻译传播及其效应的多维考察

《道德经》从18世纪开始日渐广泛地影响国际社会,其译本在国外的文本旅行,逐步融人世界文化观念、日常生活和国际交往中,在相当大程度上展现了中国的文化软实力。从《道德经》的翻译史来看,从传教士翻译为主到中国知识界的广泛参与,体现了中国文化软实力的沉浮历程;从翻译策略的适应性追求来看,归化策略是《道德经》深化到西方思想的一种有效途径;从翻译传播的社会效应来看,外国学者、普通民众以及中国人日益增强的《道德经》思想认同,彰显了该经之翻译对中国和世界的重要意义。     

典籍翻译的伦理研究视角——以《道德经》中“水”的翻译为例

典籍翻译在文化传播方面有着极为严谨的伦理需求。作为中国典籍的重要代表,《道德经》的文化精神与哲理智慧弥足珍贵。在社会化的翻译活动中,译者必须以一定伦理准则为导向。从翻译伦理的视角,分析如何在《道德经》英译本中有效地传递"水"所喻指的文化意象,试图以译者的伦理价值取向为出发点,讨论如何将翻译伦理模式用于指导具体翻译实践行为。     

描述性关照：勒奎恩《道德经》英译本剖析

美国当代女作家厄秀拉·勒奎恩不懂中文却翻译出了《道德经》,而且反响不错。通过描述性翻译研究的视角分析该译本的生成过程,包括翻译文本的选择、翻译途径的选择、翻译目的的设定、翻译内容的安排以及译文的受众效应平衡等,能有助于解除规范性对《道德经》翻译的诉求,更有利于了解国外对《道德经》的解读策略、目的和为此所作出的尝试。     

从《道德经》的语言模糊现象分析译者的翻译策略

语言模糊现象是《道德经》的特征之一,它主要包括语音模糊、词义模糊和句法模糊三个方面,具体体现在通假字的使用、一词多义和句法模糊上。本文拟从语音模糊、词义模糊和句法模糊三个角度分析不同译者翻译《道德经》的模糊语言时采用的翻译策略。     

罗慕士对《道德经》的翻译与阐释

文章首先对中国典籍《道德经》及其英译本的情况作了简要介绍,并在此基础上阐述了翻译中国经典著作的困难之处以及罗慕士译本的成功之处。文章拟通过对罗本翻译特点及其技巧的分析,着重探讨罗本对《道德经》的成功阐释,最后充分肯定了罗慕士在传播中国文化方面所作的贡献。     

《道德经》英译的缘起与发展

《道德经》的翻译从16世纪开始,已经历了三次高潮。从理雅各服务基督教传播、融合中西思想、归化特征明显的翻译,到韦利传播中国文化以医治西方的弊端、为忠实内容而不惜牺牲文字优美的翻译,再到林语堂既忠实于中国文化又兼顾西方读者、努力再现源语内容和语言美的翻译,《道德经》的英译策略经历了从归化法为主到力图同时传达原作思想内涵和语言风格的异化法的转变。这一转变表明了中国文化在世界上的影响逐渐扩大,西方对中国传统文化逐渐从认知到认可再到欢迎的过程。     

试论《道德经》中“天道”的译介——以亚瑟·韦利的英译本为例

“道”的译介是《道德经》翻译中最为核心的问题,英译成“Tao”已被英语世界的读者所接受,“Tao”完成了经典化的过程,亚瑟·韦利在翻译这个概念时使用了两种译法.在厘清“道”的译介历史之后,辨析韦译“天道/天之道”的特色,可以发掘韦利在《道德经》英译史上所做的贡献,从而得见其翻译策略和文化用心.     

基于语料库的《道德经》“象”字翻译研究

21世纪是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时代,是文化多元化交流的时代。文化之间的交流应本着尊重差异,“和而不同”的观念和平相处,共同发展。《道德经》作为中华文化的精髓,它的西文翻译在跨文化交流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其中所富含的文化词也成为研究者们关注的焦点。文章以多元化翻译时期《道德经》的35篇译文为研究对象,以语料库技术为依托,通过对《道德经》部分译本中文化词“象”字翻译情况的调查研究,来观察西方译者在中文西译的过程中,对中华文化的理解与尊重程度。因此,文章筛选了出现频率较低,但较具有迷惑性、代表性的文化词“象”来作为调查研究对象,以便分析跨语言、跨文化的翻译活动背后的影响因素。     

《道德经》首章英译诸本述评

本文通过对四种英文译本的比较研究，并结合国内一些学者的评论，对《道德经》第一章翻译的得失提出自己的见解，并初步总结出翻译和评价此类译文需注意的问题。     

《道德经》首章中的以讹传讹——从“无”与“有”看译者的唯多数是从

作为中国的经典著作,《道德经》吸引着众多中外学者对其进行新的阐释。由于此典籍语言的晦涩、句法的模糊,决定其翻译需经由今译与英译两个过程。此典籍今译中的错误必然导致英译中的误译。《道德经》首章今译时在断句方面产生了讹误。“无”与“有”是老子的哲学范畴,文中推翻了以“无名”、“有名”和“无欲”、“有欲”为读的理由,并且论述了造成这种以讹传讹现象的主观原因。     

《道德经》核心概念“道”的英译的分析

“道”是老子思想的核心,《道德经》赋予“道”以丰富的内涵及显著的地位。作为一种最高的道德理想以及所有道德的总和,“道”的理解和翻译多种多样。通过总结和分析数种翻译方法的利弊得失,本文认为,为了忠实全面地传达老子的哲学思想,“道”最好是不译即用音译。     

从言语行为理论看理雅各《道德经》的英译及影响

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具有完整体系的哲学著作,《道德经》饱含智慧之言,探讨了宇宙之道、生命之道和社会之道。在《道德经》这部经典著作最初走向世界的过程中,理雅各功不可没。通过言语行为理论建构翻译实践行为理论,探讨理雅各《道德经》英译的历程,揭示这部道教经典作品的翻译之道及其社会、文化和政治影响。     

《道德经》英译研究综述

《道德经》是中国典籍中的一朵奇葩,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起着重要的作用。文章分析了90篇《道德经》英译研究的相关成果,对《道德经》英译研究的现状,包括译本的分析与对比、译者视角、关键字词和风格的探索、《道德经》在英语世界的传播等五个方面进行了评价、总结,并指出研究存在的不足,进而为以后的深入研究提供新的视角。     

译在家国之外--黄继忠《论语》英译的策略选择

黄继忠于1983年受邀至美国讲授《论语》,在此后近20年去国离乡的日子里黄继忠相继翻译了《论语》《道德经》等中文典籍。透过其《论语》英译本,可以看到译者文化身份对译本形成的影响以及作为华人译者的黄继忠在其译本中坚持选择“直译”翻译策略的原因。文章尝试从文化身份建构视角探讨离散经历对黄继忠《论语》英译本形成的影响：基于海外华人译者共有的离散经历,黄继忠译本呈现出华人译者译本的共性因子;其次,从黄继忠个人文化身份诉求出发,探讨“直译”翻译策略所带来的个性译文。     

试析《道德经》翻译的多样性

博大精深的《道德经》吸引着无数西方学者不断地对它做出新的阐释 ,使之成为除《圣经》以外英译本最多的经典著作。原文本的开放性和译者的前理解使译文产生多样化具备了可能性和必然性 ,而译者主体性使多样化的翻译最终得以实现。置身文化翻译的大背景之中 ,阐释学为理解和分析多样化的译本提供了很好的视角和方法。通过剖析《道德经》翻译多样化产生的原因 ,以期在今后的翻译实践和翻译批评中加入更多理性的思考     

概念整合理论视角下翻译的动态性探析——以亚瑟·威利对《道德经》中“道”的翻译为例

概念整合理论是近二十年来蓬勃发展的重要认知语言学理论,是在"心理空间"理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认知语言学理论。概念整合理论并非仅局限于对翻译中隐喻机制的解读,而是对整个翻译的解读均具有一定的普适性。将亚瑟.威利对《道德经》中"道"的翻译纳入概念整合框架中予以细致分析,可以看出,概念整合理论对典籍翻译这一认知动态思维过程具有强大的阐释力,为相关的翻译实践铺平了道路。     

从游戏视角解读典籍翻译文本制约——以《道德经》第七十一章首句两英译本为例

翻译作为一种理解和解释,同时又是一门艺术,其翻译本质、原理与哲学阐释学中的游戏概念极为相似。从游戏的角度对《道德经》第七十一章首句的两个不同英译本进行分析,从微观角度探究游戏的“他者”即源文本上下文对解释和翻译的制约性,指出要尊重游戏中“他者”的存在,最终实现译者和源文本的共同提高。     

圣经的归化翻译策略——以“道”字为例

一般圣经汉译学者认为,圣经和合本的成功在于其采用了倾向于源语的"字句切合"的翻译策略。此外,和合本也尽量贴近了中国的文化传统,对一些哲学思想方面的处理融合进了东方式的思维,以使圣经思想更易为中国人所接受。约翰福音中将Word译为"道",本文通过对中国传统哲学特别是老子《道德经》中的"道"及圣经中的Word的分析,结合相关翻译理论,尝试证明圣经中译本的归化翻译因素。     

文化翻译理论视角下《道德经》数字翻译研究——以辜正坤译本为例

《道德经》的语言简洁、抽象,使得意义的缺乏或语义不足问题十分明显,数字意义就是其中最为明显的例证。以苏珊·巴斯奈特的文化翻译观为视角,通过对辜正坤的《道德经》译本进行分析,发现中西方在数字的实指和虚指方面有着很大的文化差异,中国的数字除了实指意义外,还有着很强的虚指功能;而西方的数字只有实指功能,这对译者和读者理解原作形成了很大的障碍。译者除了具备很好的双语语言能力外,更重要的是要有良好的双语文化背景知识。在典籍英译过程中,译者要想实现文化传真的最大化,相较于其双语语言能力,译者的双语文化背景知识更为重要。文化翻译理论在指导典籍英译过程中有一定的可行性,在助推中国文化走向世界、提升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话语权方面有着一定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