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地区农村居民沉淀消费潜能探析

西部地区农村居民在当前收入水平下的沉淀消费潜能释放,对于统筹西部地区城乡发展和培育新兴消费市场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对消费潜能国内外研究现状的梳理,对消费潜能概念进行界定,利用《中国统计年鉴》相关数据对西部地区农村居民沉淀消费潜能展开测算评价。研究认为,农村居民消费潜能是指农村居民尚未得到满足的合理性消费需求;中国西部地区农村居民沉淀消费潜能整体规模较大,但人均消费潜能较小,云南和广西的农村居民沉淀消费潜能总规模最大,青海总规模最小,西部地区农村居民沉淀消费潜能存在显著的省域差异。西部地区农村应通过建立特色乡村产业、推动非农产业发展、提高工资性收入比重、促进教育资源的均等化等措施,把西部地区农村的资源优势变为经济优势;应大力发展互联网经济,对消费环境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升农村居民消费倾向,才能充分释放消费潜能。     

农村社会保障影响农村居民消费的机理、现状与对策

拉动农村消费是当前扩大内需的关键所在。生命周期理论、预防性储蓄理论以及收入分配效应理论的研究都显示了社会保障对居民消费的促进作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覆盖率低、城乡差距大、地区发展不均衡以及管理体系落后是制约农村消费支出的主要因素。健全和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加大政府投入,进一步扩大社会保障覆盖率,缩小城乡社保差距,实现城乡统筹,同时加强管理体系建设,才是我国当前扩大农村消费支出的必由之路。     

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对农村居民消费行为影响的实证研究

选取我国1983—2009年的时间序列数据,运用Johansen协整检验、误差修正模型等计量经济方法对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与农村居民消费行为的深层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表明：农村社会保障支出与农村居民消费存在长期协整关系,我国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对农村居民消费行为的影响比较微弱,必须加快完善我国农村社会保障制度。     

新型社会保障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研究——基于农户调研数据的微观分析

本文以生命周期假说的扩展模型作为分析框架,利用农户调研的微观数据,检验了新型农村社会保障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估计结果显示,参加新型养老保险农户家庭消费更多,农户家庭规模显著影响消费支出,但农村居民边际消费倾向总体偏低.要扩大农村消费需求,新型农村社会保障制度需进一步完善,以增强农村居民对未来的良好预期.     

陕西农村居民消费与收入关系的研究——基于流动性约束的视角

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我国经济增长的方式须转变为重视增加消费尤其是居民个人消费。本文根据陕西1985-2008年农村居民家庭消费支出和人均纯收入数据,建立了农村居民的消费模型,对陕西农村居民消费和收入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得出了两者存在协整关系即长期均衡关系的结论,进而针对增加农村居民收入提出了相关建议。     

制约中国农村居民消费增长的原因及促进政策

针对中国近年来消费需求持续弱化的现状,分析现阶段制约中国农村居民消费需求增长的原因,提出促进农民收入增长、健全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完善农村消费环境等政策建议,以使农民真正能够"能于消费、敢于消费、乐于消费"。     

农村居民消费需求偏低的原因和对策分析

分析了影响我国农村居民消费需求不足的原因，认为我国农村居民收入水平偏低且增长缓慢是导致需求不足的关键因素。此外，商品有效供给不足，农村的消费观念、消费环境和农村居民的文化素质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农村居民的消费需求。通过对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变动和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的分析，对农村未来消费热点做了预测，并为启动农村消费市场提出了一些政策性建议。     

完善西部社会保障体系的对策探讨

西部现行社会保障制度尚不健全，整体水平低，管理不规范，立法滞后，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发展要求不相适应。应把建立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线与培育资本市场联系起来进行总体设计，以完善社保制度，推动社保社会化和市场化，构建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的新型关系，改变社保经费的筹资模式，个人账户资金由民间运营，重视经营社会保障基金，千方百计支持社保基金保值增值，坚持农村与城市协调推进，依法推进社保事业的发展，为西部推进城市化进程奠定基础。     

家庭结构与西部地区农村居民的迁移意愿

以理性行动理论为指导,对影响西部农村居民迁移意愿的家庭结构因素进行探讨。通过对“西部社会经济变迁调查”数据的分析,证明了迁移意愿是基于家庭结构的理性决策,家里是否有父母或子女是影响个人迁移意愿的重要因素。在考虑了年龄和教育的影响之后,有学龄子女的农村居民迁移意愿较低,有老年父母的农村居民迁移意愿较高。     

扩大农村居民消费问题研究——基于新农村建设背景

我国要实现经济平稳持续健康发展就应以扩大内需为立足点.在新农村建设背景下,广大农村面临新的发展机遇,如何抓住这一历史契机,启动农村消费,就成为目前必须解决的现实问题.文章立足我国农村消费现状,寻找影响农村居民消费的因素,并结合新农村建设的时代背景,提出启动农村消费的一系列主张.     

荆州农村居民消费需求的影响因素分析

以荆州为例,农村居民整体消费水平缓慢提高,商品化消费比重逐步加大,但还要着力解决收入水平低下、消费环境滞后、农民文化素质低下、社会保障制度缺失等消费需求的影响因素,改变消费结构,促进消费增长.     

当前农村居民文化消费的现状及其问题分析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农村居民收入水平和物质生活水平较之过去都有很大程度的提高和改善,同时农村居民用于文化娱乐方面的消费也比过去有一定程度的增加。但是农村居民文化消费中还存在着文化观念相对落后,文化结构不合理,文化消费市场不健全,文化事业贫血,文化消费负面效应凸显等问题。针对这些问题应切实增加农民收入,深化农村体制改革,强化农村基层政府文化职能,进一步强化农村文化事业建设,培育积极向上的农村文化市场。     

贵州省农村居民消费需求偏低的原因和对策分析

贵州省农村居民收入水平偏低且增长缓慢是导致需求不足的关键因素。此外,商品有效供给不足,农村的消费观念和消费环境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农村居民的消费需求。深入研究影响农村居民消费需求不足的因素并提出相关对策,对启动农村消费市场,拉动贵州省经济增长具有重要的意义。     

陕西省农村居民消费与收入关系的实证分析——基于凯恩斯绝对收入理论的研究

运用《中国统计年鉴》(1991-2010)中陕西省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和消费支出的数据,基于凯恩斯绝对收入理论的假定,建立消费函数模型对陕西省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与人均生活消费支出进行了计量分析。结果表明:自1990年以来随着农村居民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其消费水平也在逐年增加,农村居民纯收入的96%用于生活消费。因此提出了通过积极推进农业结构调整、培育壮大优势主导产业,加大对农村富余劳动力的转移,继续加强实施支农、强农、惠农政策的力度等措施,增加农村居民收入进而扩大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的对策和建议。     

山东省农村居民生活消费支出分析

山东省农村的经济在当前的情势下大步前进,但在消费结构上还是与城市差距很大.本文基于2000-2011年山东省农村居民生活消费支出数据,利用描述性统计方法和主成分分析,研究其动态变化状况.结论显示,山东省农村居民消费整体呈逐年上升态势,但各项指标增幅有所不同;从生存型和享受型消费方面来看,生存型消费所占比例降幅明显,由2000年79.46％下降到2011年69.77％,其中以食品消费支出比例的下降最为明显;相反,享受型消费逐年增长,其中以交通及通讯和医疗保健最为明显.结果表明近年来山东省农村居民生活水平正处在由生存型逐渐向享受型过渡的时期,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显著提高.     

中国农村居民消费需求影响因素分析

本文依据持久收入理论,应用计量经济模型分析了影响中国农村居民消费需求的各种因素,计算了平均消费倾向和边际消费倾向以确定收入的不同部分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程度,并分析了非收入要素对消费需求的影响,得出中国农民消费需求主要取决于收入中的持久收入而与暂时收入关系不大的结论,而其它非收入因素的影响也不容忽视.最后提出促进农村居民消费增加的建议和措施.     

福建省农村居民消费变动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根据福建省统计局农村固定观察点数据,分析了1990年以来福建省农村居民消费水平、消费结构、消费质量的变化,并分析了影响农民消费的因素,最后提出引导农民合理消费、启动农村市场的一些对策建议。     

河南省农村居民消费问题探析

金融危机背景下,我国经济内需不足问题凸显。河南省作为农村人口占主体的省份,启动农村居民消费意义重大。从河南省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与消费成本的角度,分析制约其消费水平提高、消费结构升级的重要原因。提出稳定增加农村居民收入,增强其消费信心;针对农村居民的需求特征,开发适合其消费的产品和服务;改善农村消费环境,降低预期的消费成本等具体举措,对刺激河南省农村的消费市场具有积极意义。     

民族习惯与农村居民消费：一个实证分析

民族习惯和习俗不仅是一种重要的非正式制度安排,是一种无形的力量,影响农村居民消费行为。贵州是一个多民族,并且以少数民族为主的省区,民族习惯和习俗对少数民族的行为具有较大影响。从某种程度上讲,少数民族生活在习惯和习俗的世界里,特别农村居民受习惯、习俗的影响更大,民族习惯、习俗作为一种无形的力量,影响了农村居民的居住、饮食、衣着等行为。以贵州农村居民为研究样本,采用1978年至2009年的统计资料,运用消费习惯模型,对农村居民饮食、居住、衣着、交通通讯、教育及文化娱乐、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医疗等消费行为进行了计量研究,农村居民的消费主要受滞后一期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两个因素影响。     

中国农村居民信息消费增长与信息消费平等的福利效应——基于一般均衡分析框架的福利测评

长期以来中国的信息消费政策聚焦于促进信息消费增长，而忽视了不同群体之间信息消费不平等程度的改善。基于一般均衡分析框架构建福利效应测度模型，运用1993—2016年中国农村居民人均信息消费数据，从增长与平等双重视阈测算并比较全国和地区层面信息消费增长与信息消费平等的福利效应。研究发现:（1）信息消费增长与信息消费平等均具有显著的福利效应。在合理的参数取值下，扩大消费信息规模相当于每年补贴农村居民16.21%～285.23%的信息产品或服务，而实现信息消费的绝对平等也相当于每年补贴农村居民7.83%～294.02%的消费产品或服务；（2）缩小数字鸿沟是提升农村居民福利不容忽视的新视阈。无论是国家层面还是地区层面，大多数情况下信息消费平等的福利效应在可能的参数取值范围内超过信息消费增长的福利效应，代表性农村居民信息消费增长的福利效应仅为信息消费平等的福利效应的1/3；（3）信息消费增长与信息消费平等的福利效应存在显著的地区差异性。因此，在“互联网+”和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过程中，信息消费政策应对增长与平等比量齐观，且因地制宜、因城施策，以实现中国农民居民信息消费的充分发展与平衡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