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差距与主观幸福感及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基于有序Logistic和多层累积Logistic模型

本文利用2013年CGSS调查数据,在对主观幸福感及收入分配差距进行探索性分析的基础上,采用有序Logistic模型和多层累积Logistic模型,研究发现:GINI系数、熵指数、泰尔指数、阿特金森指数和变异系数与主观幸福感呈倒U型关系,且这种关系是稳健的,幸福感随着收入差距的扩大呈现先增长后下降趋势.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年龄、性别、政治面貌、健康、婚姻、住房、社会公平和社会信任等变量对居民主观幸福感有显著差异,经济增长、财政公共支出、城镇化率也能显著影响主观幸福感,教育程度和就业状况的分组群体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不显著.     

我国居民主观幸福感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基于CGSS2010年数据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居民的主观幸福感备受关注.本文利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0年调查数据,了解我国居民的主观幸福感,并通过序次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其影响因素,得出结论:我国居民的主观幸福感整体上比较高;性别、年龄、信仰、婚姻、居住地、社会地位自评、健康状况、家庭收入、家庭经济地位自评、收入合理度、社会公平感、社会信任感对居民的主观幸福感具有显著影响;居民的健康状况、社会评价、家庭变量和态度变量是影响居民主观幸福感的重要因素.     

我国城乡老年人口生活质量比较研究

老年人口的核心问题是生活质量问题,对老年人口主观幸福感的关注有助于提高老年人口的生活质量.基于杭州市城乡老年人口主观幸福感的调查研究发现,城市老年人比农村老年人具有更强烈的主观幸福感.子女孝顺是影响城市和农村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最主要因素;经济状况、对社区工作满意度、婚姻、性别等也是共同影响因素,但影响程度在城市和农村间存在差异.此外,在城市模型中,自我照料程度、子女个数等个人特征因素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影响显著;在农村模型中,经济来源、对权益受侵害后的处理方式等经济和社会保障因素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影响显著.总之,城乡老年人对提高生活质量的需求不同,城市老年人已侧重于对精神的需求,而农村老年人首先还需要物质的满足.     

个人主观社会地位影响因素分析——基于Ordered Probit模型的估计

文章使用CLDS 2014年截面数据,选取客观因素、主观因素、社会环境因素、政治因素和控制变量共五类16个变量作为个人主观社会地位的潜在影响因素,利用Ordered Probit模型来识别并分析各变量对个人主观社会地位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客观因素和主观因素对个人主观社会地位的影响要远大于社会环境因素;政治参与会显著提升个人社会地位认同感。这说明人们在自评社会地位时,虽然参照了身边的社会环境,但更多地是参照自身的主、客观因素。此外,文章在识别影响因素的过程中采用模型变换的方式,深入分析了父代社会地位对子代主观社会地位的影响机制,发现父代的先赋优势会通过提升子代的收入、教育和户籍等因素来提升子代的主观社会地位。     

语言让生活更美好：普通话能力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主观幸福感是人们评价生活质量及满意度的重要标尺。利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2年和2015年的数据,考察普通话能力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及机制,研究发现,在控制了人口学指标以及经济、社会等因素之后,普通话能力与居民主观幸福感呈正相关关系。替换变量法以及基于条件混合过程(CMP)模型的工具变量回归表明,普通话能力对居民幸福感的积极影响是稳健的。女性、南方居民、城市居民、非农业人口的普通话能力对幸福感影响更加明显。逐步检验法和Bootstrapping中介效应检验结果表明,心理健康和社会经济地位在普通话能力与幸福感关系上发挥着重要的中介作用。可见,语言能力具有幸福效应。国家应该继续加强普通话的推广,为民众学习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创造更为有利的条件,服务于人们对美好幸福生活的追求和向往。     

社会经济地位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研究

增强老年人参与感、获得感和幸福感是我国老龄事业发展的目标.基于2015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将社会经济地位划分为客观和主观两个维度并选取相应的指标,采用OLS方法研究了其对于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结果表明:社会经济地位的提升显著提高了老年人主观幸福感.收入、社会阶层和自评社会经济地位越高,主观幸福感越高,该结论通过了稳健性检验;改善公平认知、扩大社会交往、优化休闲娱乐是社会经济地位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产生积极影响的重要渠道.因此,应通过提高老年人的收入水平、缓解社会分层、丰富老年人的社交文化生活的方式提高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     

收入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基于CGSS2021数据

本文使用2021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的数据,建立有序Probit回归模型,检验了收入与居民幸福感的关系。研究发现,收入与居民幸福感显著正相关,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高收入的居民相较于低收入的居民,其幸福感更高。本文通过加入省份固定效应以减少遗漏变量偏差、更换Logit回归模型、采用不同指标衡量居民幸福感和居民收入水平等多种稳健性检验方式,验证了结论的稳健性,并提出可行的政策建议,以期对社会经济发展和个人幸福水平有提升作用。     

外倾性人格特质、幽默风格、社会支持与主观幸福感关系研究

为探讨外倾性人格特质、幽默风格、社会支持与主观幸福感间的关系,构建四者的结构模型;对368名在校大学生采用相关量表进行测试,并运用结构方程探索、分析各变量间的关系模型。结果表明:外倾性通过社会支持对幸福感有间接地预测作用;外倾性对社会支持有直接的影响,同时还可通过嘲讽型、亲和型、自贬型幽默有间接地影响;自贬型幽默对幸福感有直接的影响,还通过社会支持作用于幸福感。得出幽默风格和社会支持作为中介变量影响主观幸福感的高低的结论。     

流动人口收入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研究——基于北京市流动人口的调查数据

本文利用国家计生委2012年北京市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分析收入对北京市流动人口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研究表明:将人口特征因素作为控制变量后,无论是个人收入还是家庭收入都对主观幸福感有显著影响;在目前阶段,提高收入依然是提升流动人口幸福感的主要途径,但收入并不是影响幸福感的唯一因素,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婚姻等个人因素也对幸福感有显著影响。       

农户对农村居民点用地集约利用意愿及影响因素研究——基于Logistic和SEM模型的实证

基于农户的调查数据,采用二元Logistics回归模型和SEM模型,从微观角度分析农户对农村居民点用地集约利用意愿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研究区农户对于农村居民点用地集约利用意愿不高,为47.32%。(2)对研究区农户集约利用农村居民点用地意愿起到显著性影响的有8项,其中家庭总人口、建筑年代、宅基地用途是极显著因素。(3)在5类外源潜变量中,区位条件变量对农户集约利用意愿产生显著的正影响,其余均产生显著的负影响;对农户意愿的直接影响程度依次为:住宅衍生变量>区位条件变量>农户自身属性>家庭特性变量,住宅特征变量主要通过到住宅衍生变量、家庭特性变量的路径来影响农户意愿。     

非正规金融、社会资本与主观幸福感 ——基于CFPS数据的研究

文章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运用中介效应分析研究非正规金融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机制,运用ordered logit模型研究社会资本在非正规金融与主观幸福感关系中的作用。研究结果表明,非正规借入对主观幸福感存在显著负向影响,其中消费、健康的途径存在中介作用,而创业的途径没有发挥中介作用;非正规借出对主观幸福感也存在显著负向影响,收入的途径存在中介作用;社会资本对主观幸福感存在显著正向影响,同时对非正规金融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存在调节作用。通过采取措施强化以上影响机制的积极作用,削弱其消极作用,可以缓解非正规金融活动带来的主观幸福感损失。     

中医院校研究生主观幸福感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采用幸福感指数量表、自尊量表、艾森克人格问卷简式量表和成就动机量表,研究了研究生主观幸福感及其影响因素。以浙江中医药大学203名学生为对象,考察了自尊、人格特征、成就动机等因素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研究显示,研究生主观幸福感处于中等偏上;自尊、人格特征、成就动机与主观幸福感存在显著相关性;其中自尊、神经质、外倾性是预测主观幸福感的有效指标;研究生的主观幸福感在不同的人口统计学变量上有显著差异。     

就业质量、社会信任与农民工主观幸福感研究

提升农民工主观幸福感,对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具有助推作用。基于2015年CGSS数据构建o-logit模型考察农民工就业质量、社会信任对主观幸福感的主效应与交互效应,并使用工具变量法消除了研究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结果表明：（1）农民工就业质量能显著影响主观幸福感。高工作回报、短工作时间、自由的工作环境、明确的工作保障、稳定的工作状态是农民工获得幸福的重要渠道。（2）社会信任程度较高的农民工,其主观幸福感也相对较高。（3）农民工的工作回报、工作时间与对邻居、亲戚、一起参加业余活动人士的信任度存在交互效应,表现为农民工对邻居、亲戚的信任能够增强收入对主观幸福感的正向影响;对邻居、一起参加业余活动人士的信任则能够缓解工作时间对主观幸福感的负面影响。提出政府应从加大维护农民工收入、社会保障力度,丰富农民工精神生活等多个方面入手,提高农民工群体的幸福感。     

社会资本、健康状况与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基于CGSS 2010和CGSS 2015数据的分析

基于2010年和2015年的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运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和序数逻辑模型,实证分析了社会资本和健康状况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并进一步分析了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城乡差异。研究发现,社会资本和健康状况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存在差异,但整体上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社会资本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影响的城乡差异显著;健康状况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影响的城乡差异不显著。据此,提出拓展老年人社交渠道、增进老年人社会信任、增强老年人身体体质和关心老年人心理健康等对策,以期进一步提升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     

影响非农工作者主观幸福感的因素研究

已有研究发现工作家庭冲突会削弱人们的主观幸福感。不过,目前尚不清楚工作家庭冲突对主观幸福感的负面效应在不同的社会情境中能否保持稳定,还是会受文化因素的影响发生变化。通过对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获得的问卷数据的分析非农工作者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可以发现:1.不同群体的非农工作者的主观幸福感存在明显差异,而社会经济地位是导致该差异的一个重要因素;2.工作家庭冲突会对非农工作者主观幸福感产生负面影响;3.对传统"男主外女主内"性别分工观念的高度认可,能够缓和工作家庭冲突对主观幸福感的负面影响程度。因此,应有针对性地提升非农工作者的主观幸福感。     

社会比较、时间比较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研究

基于2015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采用标准有序Logistic模型,检验分析了比较对老年人主观幸福的影响。研究发现:主观幸福感是一个比较的概念,其关键在于比较,社会比较和时间比较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对比效应是解释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心理机制;时间比较对不同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存在异质性,心理不健康、多子女、家庭经济地位高、文化程度低的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影响更大;生活保障、社会公平等宏观制度因素对老年人主观幸福影响显著。据此提出,推进老年人继续教育、再就业等工作,提升老年人的获得感;加大民生建设,丰富老年人精神文化生活;通过政策倾斜与人文关怀重点关注弱势老年人群体;重点推进生活保障、社会公平等宏观制度建设。     

个人收入、家庭资产与农村居民幸福感 ——基于CGSS2013的实证研究

本文以2013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3)数据为研究基础,以农村居民为研究对象,利用多元有序Probit模型(Ordered Probit)从个人收入和家庭资产两个角度对中国农村居民幸福感的影响进行研究.研究表明:在个人收入方面,农村居民个人绝对收入对幸福感不存在显著影响,但相对收入的高低对农村居民幸福感存在显著影响;在家庭资产方面,拥有住房、汽车等家庭资产能够显著提高农村居民幸福感.在所得研究结论的基础上,提出重视农村地区居民收入差距,扩大购房购车补贴覆盖面等政策建议.     

文化、人格和主观幸福感--生活满意度的整合过程模型

文化和人格是影响主观幸福感的重要因素.对主观幸福感的研究一般是把这些因素孤立来考察的,但将人格和文化联系起来的调节--缓和模型认为,人格对主观幸福感的情感成分(快乐平衡)的影响是泛文化的,对主观幸福感的认知成分(生活满意度)的影响是通过文化实现的,文化调节着主观幸福感的两种成分之间的关系,文化也缓和了人格对主观幸福感认知成分的影响.     

人情消费与农村居民的幸福感——来自2015年CSS的经验证据

人情消费是中华民族的传统习俗,并在社会互动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结合2015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SS）数据,以人情消费作为代理变量,采用有序Logit模型、有序Probit模型,在考虑个体异质性因素、地区因素基础上,考察人情消费对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研究表明：人情消费与农村居民幸福感呈现典型的“倒U型”关系,人情消费具有福利效应的“拐点”出现在家庭人情消费占总消费支出的比例约为42%处。通过变换估计方法、替换被解释变量进行稳健性检验后,这一结果依然成立;当人情消费位于均值11.41%处,农村居民自我幸福感评价为“非常幸福”的概率显著提高8.8%;人情消费对农村居民幸福感的影响表现出鲜明的群体差异,西部地区、低收入、已婚、中老年群体人情消费超过“拐点”的比例更高,党员超过“拐点”的比例则明显低于普通群众。     

西北地区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及影响因素——基于甘肃T县247份问卷调查数据

基于2011年甘肃T县247份问卷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表明:西北地区农村居民幸福感总体满意,个体的主观幸福感在收入水平、阶层地位、收入分配公平感、生活水平比较、地位变动感知以及地位决定因素认知等变量上差异显著。经济收入较高、生活水平自评较高或自我感知地位上升对幸福感具有显著正效应。职业身份为干部和教师、拥有农用货车的农村居民幸福感较高。不同收入阶层依照不同参照群体的经济地位构建主观地位结构,且对自身的主观幸福感评价差异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