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关事业单位人员退休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基于我国10省市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调整退休年龄是关乎劳动者退休权益的政策改革,需要深入了解劳动者的退休意愿与影响因素。本文基于我国十省市的调查数据,以机关事业单位人员为研究对象,应用多元Logistic回归模型对机关事业单位人员的退休意愿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研究发现:(1)在调查样本中,退休意愿为按时退休、提前退休和延迟退休的比例分别为57.4%、36.6%和6.1%;(2)在个人特征方面,人力资本水平较低(年龄越小、健康越差、学历越低)的机关事业单位人员倾向于提前退休,硕士及以上学历人群延迟退休意愿较强;(3)在家庭因素方面,家庭中独立收入来源人数越少的更倾向于提前退休,家庭独立收入来源人数较多的延迟退休意愿较强;(4)在工作因素方面,具有县处级职级和中级职称人员更倾向于延迟退休,而对工作不满意或评价为一般的人员更倾向于提前退休;(5)在养老及政策因素方面,选择机构养老的人员延迟退休意愿较强,了解单位现行退休政策的人员延迟退休意愿较弱。     

事业单位职工延迟退休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为研究事业单位职工在不同情况下对延迟退休的态度的变化,在相关理论基础和初步调查的基础上,筛选出了对职工延迟退休意愿产生影响的因素及其影响的程度和方式。以政策实施的对象为研究目标,立足于个体意愿,以788名事业单位职工的调查数据为基础,采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针对个体特征、经济因素、工作因素与制度因素对职工延迟退休意愿的影响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最适退休年龄、工龄、升职空间和继续工作意愿与职工延迟退休意愿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退休后社会保障外收入则与职工延迟退休意愿存在显著负相关关系。     

实施延迟退休对企业组织与员工的影响、共因及引导政策

国家“十四五”规划和党的二十大报告分别提出要“逐步延迟法定退休年龄”和“实施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在中国延迟退休政策过程中，企业和员工的主体角色常被忽视，拟施行的延迟退休方案又往往柔性不足且针对性不强。在梳理国内外企业组织与员工层面的延迟退休研究基础上，分析了实施延迟退休对企业组织与员工的影响、共因及引导政策，结果发现：就学术层面而言，整体上缺乏对企业管理者、雇主的延迟退休态度、意愿或行为的研究；就国家层面而言，延迟退休不仅需要做好政策顶层设计，更需要考虑企业、员工的客观实情和利益诉求；就组织层面而言，退休政策、组织规模、组织文化与氛围、人力资源战略与实践体系、年长职工管理能力、人职匹配管理等因素显著影响年长员工的退休决策；就员工层面而言，职业目标实现度、感知组织支持、领导风格、职业生涯周期、工作压力、工作动机、自主时间安排、工作满意度、工作价值与意义等因素也显著影响年长员工的退休决策。     

不同职业类型劳动者退休意愿差异及影响因素研究——基于我国10省市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退休政策改革作为一项系统的社会工程需要关注政策接受者劳动者的退休意愿。本文基于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政策的社会经济效应研究"的10省市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研究发现:性别、婚姻、家庭负担、养老保险政策等对退休意愿具有显著性影响,并呈现群体趋同性与职业异质性并存的特征,不同职业者退休意愿受到差异化因素的影响。基于此,从政策宣传、方案设计与配套措施等方面提出平衡退休意愿与退休政策的建议。     

延迟退休背景下劳动者养老方式选择意愿影响因素分析——基于我国10省市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以往的研究认为个人、家庭以及经济因素是影响养老方式选择的主要因素,本项研究加入了退休预期因素,通过中国10省市的调研,运用无序多分类Logistic回归模型,对影响劳动者养老方式选择意愿的主要因素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验证了年龄、家庭人口、工作收入影响显著的以往结论,但研究新发现:选择延迟退休的群体更倾向于以社区养老作为老年生活的方式,企业职工相比行政事业单位的劳动者更偏好选择社区养老。因此,延迟退休政策的推出时机要考虑养老服务体系的建设情况,同时加快建立和完善以生活照料、护理为基础的,包括家政服务、文化娱乐、法律咨询、教育等功能在内的社区养老综合服务体系,逐步建立起"社区型机构养老服务体系"。     

财富激励与延迟退休行为

近年来我国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财富激励效应与延迟退休问题备受关注。财富激励能否影响延迟退休行为？采用2000—2012年A市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缴费与待遇的个人微观数据,利用2005年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提供的自然实验机会,证实了不同参数设定下的养老保险制度均存在负向的财富激励。发现这种负向的财富激励对延迟退休行为有一定的影响。利用改革后收入水平分类的数据,进一步发现：受人力资本与收入水平约束,低收入人群更倾向于延迟退休;此外,负向财富激励的减弱更容易促使较高收入女性延迟退休。据此,分析了我国延迟退休的政策方向,并指出须在尽量减弱或消除负向财富激励的同时,对不同收入、性别的群体采取不同的调整方式及补贴机制。     

政策

<正>是否延迟退休将稳慎决策4月25日,在人社部的新闻发布会上,新闻发言人尹成基表示,是否延迟退休年龄,该部将密切关注社会有关方面专家的意见和社会各界对这个问题的反映,严格按照程序稳慎地进行决策。尹成基说,延迟退休是一个"综合性的社会政策",需根据我国人口结构变化、就业的状况和社会保障制度发展的要求     

老年人就业意愿与就业行为研究

本文利用2006年中国城乡老年人口状况追踪调查城市问卷的相关数据,对老年人的就业意愿与就业行为进行分析。通过对性别、年龄、文化程度、退休前的单位性质、经济条件自评等因素与老年人就业意愿、就业行为进行相关分析,考察这些因素与老年人就业意愿与就业行为的相关性。结果显示,老年人的性别、年龄、文化程度、退休前单位性质与他们的就业意愿显著相关,性别、退休前的单位性质及就业意愿显著影响其就业行为。文化程度对老年人就业行为没有明显的相关性。     

延迟退休、代际支持与中国的生育率

与延迟退休和生育率关系相互割裂的传统认知不同,本文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构建了延迟退休通过削弱祖辈对孙辈的照料支持而降低生育率的路径,将生育率视为内生变量引入“代际交叠”模型,同时考虑死亡、偏好的影响.本文认为,推迟退休年限和生育率的关系并非线性;生育率随推迟退休年限的提高而递减但递减幅度逐渐减小并趋于收敛.在托幼服务尚不完善的当下,延迟退休政策将可能进一步加剧低生育率危机.     

延迟退休到底愚弄了谁?

<正>为何要延迟退休呢?针对这个问题,权威人士认为,当前人口老龄化持续,人均预期寿命显著增长,造成社会养老金支付压力大幅增加。另外,养老金缺口未来将会持续扩大,因此必须采取延迟退休政策来应对上述危机。的确,当前中国60岁及以上的人口占比达到13.26%,已符合全球老龄化国家的标准。不过,笔者认为,延迟退休并非解决巨大养老金缺口的唯一方式,而延迟退休年龄政策也不能通过某些政策制定者的个人意愿而盲目落实。     

韩国公共养老金制度对退休决策的影响研究及其带给我国的启示

为深入研究人口老龄化背景下韩国养老金制度对退休决策的影响，利用韩国老年劳动力面板数据对这一影响做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首先，与公共养老金制度相关的前瞻性激励措施对退休概率有显著影响；其次，年长雇员对延迟退休带来的额外收入和增加的养老金待遇更感兴趣，而非对更多养老金财富带来的经济收益更感兴趣；再次，子女给父母的收入转移对父母退休后的生活有显著影响，这表明低生育率提高了缓解老年贫困和保持养老金稳定的难度。韩国公共养老金制度对延迟退休决策的影响可为客观看待我国低生育现象及提高生育率带来一定启示。     

延迟退休与否对我国养老保险制度影响的初步研究

近十年来,世界各国掀起了退休制度改革的浪潮,一些发达国家的退休年龄也进行了延迟。由于我国的国情以及与国外在养老保险制度方面有关退休年龄制定上的差别等原因,造成了从年轻人就业状况、从企业经营者以及从生活负担较重人群等角度的对延迟退休的反对观点;也产生了从我国劳动力资源利用程度、从实际的养老金收益以及从老年人的工作延长是否对年轻人就业造成压力等角度对延迟退休的赞成观点。对以上各种观点进行比较,借鉴国外改革方法,建议我国在出台延迟退休政策时,应考虑不同行业、不同工种的具体情况予以区别对待;制定退休年龄范围,不同年龄享受不同养老金待遇。此外,政府应加大相关政策知识普及。     

北京市居民社会化养老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文章基于北京市居民养老意愿与需求状况调查数据,探讨居民社会化养老意愿现状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社区养老是受访者最希望的社会化养老方式,其次为居家养老和机构养老.居民的社会化养老意愿受人口学特征因素、社会经济属性因素以及政策因素的影响.居民的社会化养老意愿因性别而异,受教育程度越高,其社会化养老的意愿越强;从职业性质来看,机关事业单位和企业职工的社会化养老意愿更明显;对养老政策的熟知有助于居民社会化养老方式的倾向选择.     

基于渐进式延迟退休的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支测算——以2020—2050年福建省的预测为例

以福建省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作为研究对象,该基金长期以来收支平衡,但面临着人口老龄化带来的支付风险。构建人口预测模型和基金的收支模型,分别根据现有退休政策和渐进式延迟退休的假设方案,测算2020—2050年福建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支状况。在现有退休政策下,2020年基金将收不抵支,2035年开始缺口快速拉大。在渐进式延迟退休的假设方案下,2020—2040年养老保险基金同样收不抵支,但缺口较小,2040年基金收支恢复平衡,开始逐年有盈余。渐进式延迟退休能够扭转福建省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未来收支失衡的趋势,同时政府应该重视延迟退休给不同群体带来的影响,推出相应的配套政策消除部分不利影响。     

关于延长退休年龄的冷思考

正一、引言这几年,国内关于延迟退休的论争颇多,以致成为当下政界、学界和芸芸大众集中关注的、持续发酵的热门话题。延迟退休,折射了累积的、复杂的国内国际经济社会运行背景;延迟退休,与亿万劳动者的生存状态和切身权益息息相关;延迟退休,凸显了国家、单位和个人的利益博弈;延迟退休,以其特定的人力资源配置模式深刻影响着未来的国民经济发展……基于此,对于这一重大问题决不可草率处之,我们必须深思熟虑、反复权衡、审慎决策。     

生计资本下农户参与生态补偿行为意愿分析——基于福建省三明地区48个村的调查

基于福建省三明地区12个市（县、区）48个行政村1378户农户的调查数据,运用累积比数Logisitic回归模型,实证检验了农户参与生态补偿行为意愿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在表征农户自身生计属性的5个变量中,人力资本、物质资本和金融资本与农户参与生态补偿的行为意愿呈显著正相关,自然资本与农户参与生态补偿的行为意愿呈显著负相关,社会资本对农户参与生态补偿行为意愿的影响不显著.此外,在控制变量中,文化程度、畜禽数量、家庭固定资产、房屋状况、家庭收入、资金资助和对周围人的信任对农户参与生态补偿行为意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劳动力与农户参与生态补偿行为意愿呈“倒U型”关系;耕地面积、林地面积和亲戚数量对农户参与生态补偿行为意愿具有显著的负向关系.     

个人因素对不同阶段生育意愿的影响——基于CGSS2017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7年数据,运用多项Logistic回归模型,系统考查了人口特征、经济状况、健康状况三类个人因素对不同阶段生育意愿的影响.研究发现,不同阶段生育意愿的影响因素存在差异.在第一阶段(由没有生育意愿到意愿生育1个孩子),经济状况对生育意愿没有显著影响,宗教信仰、婚姻状况、已有孩子情况及心理健康等人口和健康状况因素显著影响生育意愿;在第二阶段(由意愿生育1个孩子到意愿生育2个或以上孩子),年龄、民族、户口、宗教信仰、教育程度、已有孩子情况、收入、住房面积、心理健康等人口、经济和健康三类个人因素均对生育意愿有显著影响.基于此,在人口特征不易改变的情况下,提高居民健康素质、提高居民收入或设置生育补贴、保障居民住房面积等是未来促进居民生育意愿,尤其是二孩意愿的三个政策方向.     

生命周期、工作权益与延迟退休

基于对个体生命周期三阶段(成长期、工作期、退休期)的划分,分析延迟退休与生命周期结构变动、个体工作权益之间的互动关系。研究发现:在平均预期寿命延长、工作起始时间推迟的背景下,"固化"的退休年龄加剧了生命周期结构的扭曲程度,而延迟退休则是顺应生命周期结构变化的结果;延迟退休通过保障个体工作年限,能够有效降低生命周期赤字、保障个体工作权益,从而增强个体收入积累,提升代内、代际支持能力。研究结果为理解延迟退休做出了补充性解释。     

中国育龄妇女二孩生育意愿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CGSS2015年数据分析

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5年数据,运用Logistic回归模型,深入探讨影响和制约育龄妇女二孩生育意愿的内在动因与外在因素。研究结果表明,育龄妇女二孩生育意愿受到以下六个因素的影响:居住地、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工作状况、健康状况、重男轻女思想认同。相比农村育龄妇女,城市育龄妇女二孩生育意愿较弱;相比受教育程度为大学及以上的育龄妇女,受教育程度为小学及以下的育龄妇女二孩生育意愿更强;相比没有配偶的育龄妇女,有配偶的育龄妇女二孩生育意愿更强;相比没有从事非农工作的育龄妇女,从事非农工作的育龄妇女二孩生育意愿较弱;相比身体不健康的育龄妇女,身体健康的育龄妇女二孩生育意愿更强;相比重男轻女思想较轻和没有的育龄妇女,重男轻女思想严重的育龄妇女二孩生育意愿更强。     

延迟退休与社会公平辨析

近两年来,围绕延迟退休与社会公平问题,学术界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双方各执一词,观点截然对立。延迟退休对于不同利益集团的影响是不同的,加之这个问题处于理论与现实、学科与学科的交会区,由此引起的观念碰撞和争论,有利于弥补政府决策的有限理性,降低决策成本。我们认为,公平是一个历史的、相对的、具体的范畴,延迟退休是我国人口、经济社会和养老金制度持续发展的内在逻辑要求,任何延退政策都不可能对所有人都绝对公平;而且延迟退休中的公平问题又有效率意义上的和伦理意义上的两个向度。应该理性看待延迟退休中的公平问题,以形成正确的理论和舆论导向,促进最大程度的社会合意的达成,促进这项改革的顺利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