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尹与早期黄老之学

先秦文献中有大量关于伊尹的记载,伊尹也成为诸子依托的对象,但其中最推崇伊尹的当属黄老学。通过对《吕氏春秋·先己》、帛书《九主》、清华简《汤处于汤丘》《汤在啻门》等四篇文章的探讨,可以看出其中具有浓厚的黄老学思想,当是《汉志》所载道家类《伊尹》类文献。伊尹成为黄老学代言人的原因主要有:伊尹与儒墨的关系不如尧舜那样密切,客观上为伊尹成为黄老学象征提供了有利条件;伊尹的帝师身份与黄老学文献多为帝师类文献相合;伊尹事迹和传说与黄老学思想具有一致性。     

道与德的相涵与分立--韩非的道德思想

韩非批判地汲取了道家的道德思想,通过对道与德的不同诠释和意义赋予,把道作为道德的形上本体加以定位和理解,在本体意义上确立了道德的形上基础和终极依据,把德作为基本的德性或德目来把握和诠释,在人伦日用即道德实践的层面为人们确立了行为准则和道德规范。同时,韩非通过纳德入道与德礼结合,赋予德以伦理与政治的双重含义,以政治原则混同道德原则,实现伦理的政治化。     

“神明”与“道法”——以《鹖冠子》为中心的考察

道生法是黄老政治哲学体系的核心命题。《鹖冠子》将早期区别不明确的道与一更大程度地剥离,将其定义为一种通物的自然力量,作为自然法序物的先决条件,并通过五正的论述序列,为人间法制找到宇宙论层面的哲学依据。在《鹖冠子》中,神、明功能相近却有不同的作用范畴,《鹖冠子》对神明、神、明以及它们与道法之关系的论述,完善了以道法为核心的政治哲学体系并使其得以运作。     

韩非的民本主义思想

韩非的民本主义思想主要包括以下内容:“凡治天下,必因人情”的治国指导思想;严惩贪官,确保民众经济利益的吏治主张;追求法律公正,保护民众生命财产权利的法制理念。     

从老子到韩非--浅论道法渊源的几个方面

道家与法家这两种看似差别很大的学派之间其实存在着明显的渊源关系,法家通过对某些道家思想资源的吸收,从而使道法之间出现了合流的趋势。     

韩非辩学思想新探

在"辩即逻辑"的传统研究模式中,韩非的辩学思想被简单等视于西方逻辑,本文认为在《韩非子》一书中,韩非不仅深刻揭示了当时论辩中存在的种种弊端,提出了辩言的标准,而且他的"矛盾之说"揭示了关于正确论辩和思维不矛盾原则的精神实质。     

韩非法治思想评析

韩非是先秦时期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他所提出的法治学说适应了当时社会发展的需要,对当时社会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本文从韩非法治思想的理论基础、他所确立的法治的基本原则和其思想对后世的影响三个方面做了简单的分析和论述,并提出了评价古人思想所应采取的方法。     

韩非的人才管理思想略论

韩非子哲学思想体系中具有现代管理的合理内核,他的人才管理思想对君主而言是“治吏不治民”,这实质上是一种重君、保君、役使臣民的思想。围绕这个主题,韩非子从多个侧面为保障君权,行使君术以役臣民,提出了种种设计,这其中君对自身的管理和对吏的管理是他论述的主要内容,从而形成了其“君…臣…民”的管理系统。     

论韩非以利民为核心的治国理路

利民是韩非的政治理想。他基于利民而追求天下大治;他的理想社会秩序是以民众利益为中心。在"争于力"的时代,利民是赢取民心的手段,也是增强国力的手段。利民并不是简单的给民以利,而是一系列利民策略的逻辑结果。韩非的利民治国策略包括"利出一空、理、法术势"并用。"利出一空"的农战政策之所以能利民,关键在于该政策是君民的共同利益;"理"的治国策略是基于民性弊端与制衡君主权力双重考虑,该治国策略可以明确君臣在农战政策中的利益分配,进而能从量上明确君民之间的利益关系;法术势结合的最大利民价值就是使君臣之间的利益关系更加稳定,明法是为了利民,而术与势之运用是为了更好地明法。     

论战国黄老道家的法治思想

黄老学是道家思想的一个流派,它产生于战国中期,流行于汉初。黄老道家认为法是道的衍生物,以法治国是道家实现无为之治的必要手段。它从哲学层面讨论了法律的特征、起源以及立法、司法等问题,为法的存在进行了哲学层面上的论证,认为礼治和法治同样是实现无为而治的手段,并提出了刑德并用、礼法并用等主张。黄老道家打着无为的旗号吸收了法治和礼治的主张,将儒、法两家的学说融入道家哲学体系内,形成了一种温和的法治主义,深刻地影响了汉初政治和汉代新儒学。     

四子合传与黄老"黜儒" ——《史记·老子韩非列传》的文本解读层次

《史记·老子韩非列传》的史料,有两种文本解读层次:一个是《史记》记录的老子、庄子、申不害、韩非等四子所处时代的“原始”史料;另一个是司马迁以其所处时代形成的结论性语言赋予该传的“当代”史料。而若从第二个层面解读该传,可知将四子合传,除了他们“本于黄老”“原于道德”的共同点,还有本传所称的“黜儒”一面,但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与“太史公曰”中对“黜儒”不置一词,显示他对四子“本于黄老”的格外强调。这种做法,具有调和儒家与黄老关系的作用,有利于“黜儒”之四子学说在汉代的继续传播。     

试论道法两家历史观的异同

道法两家历史观的异同是在历史中形成的。老子否定周代主流历史观中的宗教和道德因素,为历史理性的独立发展打开了一个突破口;庄子发展了"性情"和"命"的观念,扩大了历史理性的领域,但却陷入深刻的矛盾之中;韩非把人的欲望看作社会的基本内容,在理论上消解了历史的内在矛盾,使纯粹历史理性的历史观得以形成。两家历史观的异同与各自的思想体系是一致的,可以得到道论上的证明。     

韩非政治法律思想的逻辑分析

唯利论是韩非政治法律思想的逻辑起点,他认为每个人都自私自利、好利恶害。韩非政治法律思想的展开是一个历史的辩证过程,他认为随着时代由“上古”到“当今”的转变,“人民众而财货寡”的矛盾日益尖锐,最终导致“唯利”的本性恶变为“为恶”的现实。于是韩非顺理成章地得出其政治法律思想的结论:要统驭这一人欲横流的“大争之世”,必须法、术、势三管齐下。     

葛洪神仙道教思想与黄老学的关系

葛洪从道论、兼综百家之学和治国与治身三个方面援用了黄老学的思想和方法,他的神仙学中所以具有自然论和理性主义的色彩,可从其转承了黄老学的若干积极成分而得到解释。但若对葛洪的这种援用进行宗教追问,黄老学的思想和方法经过他的裁剪、改铸和整合,适成其神仙道教思想形成的一剂酵母,并在某些环节上为其道教思想体系的建构作了理论铺垫。     

西方古代自然法学说与《韩非子》思想之比较

《韩非子》中法令因循道理自然的主张,与西方古代自然法学说设立高于人定法的自然正义(NaturalJustice)有显著差异。西方古代自然法学说的自然正义能够评判现行法可否具备法律效力,含有永恒不变的确切内容及伦理道德上固定的价值倾向。《韩非子》的道理自然无力评判现行法效力。其学说亦不含永恒不变的确切内容与伦理道德上固定的价值倾向。这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传统思维与西方逻辑思维的差别。     

两汉黄帝崇拜发微与黄帝形象的神人融通

两汉时期,黄帝的文治武功构成黄帝崇拜的重要内容,但由于认识的差异性,在炎黄之战和炎黄关系等问题上出现了诸多歧异认识,而且由于神学思潮回流和百家言黄帝传统的延展,黄帝崇拜进一步发展。由于阴阳五行的思维方式升华为世界观的高度,黄帝由传说中的古帝演化为天神,而成为祭天大礼中的祭祀对象。秦汉时期祭祀黄帝的制度化,使黄帝作为天帝之一受祭成为定制,尽管黄帝一度作为古帝和初祖享祀,但缺乏连续性和制度化。黄帝的人、神纠葛和融通,建基于世俗观念的神灵世界存在和生命另种形式延伸的普遍信仰之上。     

牟宗三与劳思光儒学观之比较

牟宗三与劳思光两人儒学观同中有异,分歧的核心在于是否承认先秦儒家思想中具有形上学,依此衡断宋明新儒学的发展趋向。牟宗三思辨地证立了儒家自始具有"道德的形上学",以此为"道统"分判宋明儒学,提出"两统三系说";而劳思光质疑任何诉诸"存有"之价值学说的理论效力,提出宋明儒学"一系三型说"。在比较的视野下,尽管两人的儒学观各显其内在问题,但两人对儒学的创造性阐发依然为后代学人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思想资源。     

竹简秦汉律与唐律

通过对竹简秦汉律与唐律的比较,尤其是篇目体例与有关诉讼方面一些具体法律条文的比较,可以看出中国传统法律虽然在从秦汉时期到隋唐时期漫长的历史演进过程中,从一些具体法律条文到整个律典的篇章体例,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法律制度所体现的法律精神则是高度一致的。     

写物图貌,蔚似雕画--刘勰论汉赋的文学成就

刘勰不仅充分肯定了汉赋在文学题材的开拓、艺术手法的创新等方面所取得的成就,还丰富了汉赋作家论、创作论、文体论的内容.刘勰的汉赋观集汉魏六朝汉赋研究之大成,堪称是唐前汉赋研究的高峰.     

关于韩世忠休闲避难原因之探析

南宋抗金名将韩世忠,戎马一生,丰功伟烈,于绍兴十一年与岳飞、张俊同时被解除兵权,并先后两次遭秦桧等人密谋陷害。但是韩世忠能够休闲避难,以富贵终其生,并非偶然,究其原因,主要有三条:岳飞的挺身保护;宋高宗的私情庇护;韩世忠的自我保护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