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齐流内比视官分类考述(上)

北齐流内比视官是在北魏比视官制的基础上发展演变而来 ,是北齐职官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流内比视官不仅是列入国家正式律令的职官 ,而且其享有的政治、经济待遇也与流内正式品官大体相同。就齐制流内比视官所列官职来看 ,北齐将领民酋长、不领民酋长、州郡中正、部分州郡属吏列入流内比视官 ,主要体现了高齐政权对世袭豪酋、军功新贵、汉族门阀和地方大族势力的政治荣宠和经济优遇 ,并具有很强的兼容性、优遇性以及法令化、制度化的特点。北齐流内比视官的创立 ,对于隋唐视品官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中国古代官制发展史上具有承上启下的重要地位。     

北魏中央与地方中正组织的分张及其意义

世入北魏,魏晋以来的九品中正制发生了历史性嬗变,正式形成了中央与地方两大中正组织系统.中央系统的中正组织依旧分为州郡两级,地方系统的中正组织则分为州郡县三级.北魏中央与地方中正组织的分张,不仅有助于克服以往中正制度的一些弊端,使九品中正制的品评机制更趋完善,而且也将传统的州郡辟召之制纳入到中正制度的选举体制之中,使九品中正制对地方选举的影响力和辐射力大为增强.随着北魏选官制度的这一变化,也标志着北朝一系的九品中正制已初步形成,在九品中正制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北魏孝文帝以后北朝的清浊官、流外官和吏

孝文帝迁都洛阳以后，在制度上严格了清、浊官的区分。北魏的清、浊之别与流内、流外官之别相对应。北魏与北齐、隋朝流外官分等方式基本相似，区别只在于魏分七等，北齐和隋分九等；北周则将流外九等称为九秩，而且分等方式与魏、齐都不同。王朝对于流内、流外官采取不同的对待政策，但是，这种分别有时候不明显，流外官有时享有流内七、八品官的待遇。北朝流外官的构成情况与阶级来源现在只能进行片面的推断。北魏的流内、流外官之分实际就是官与吏之分。     

“州郡皆置中正”与“晋宣帝加置大中正”辨正

关于曹魏初年的中正组织及州大中正的设置时间,杜佑《通典》有"州郡皆置中正"和"晋宣帝加置大中正"两种不同的记载,目前中外学者大多不赞成前一说,而采信后一说。然而考之史籍,"州郡皆置中正"说与史实相符,可资凭信,"晋宣帝加置大中正"说则疑点颇多,难以信从。     

唐代刺史与地方文学生态的建构

唐代的刺史多由科举考试出身的文士担任,文人出刺州郡,不仅是朝野迁转的政治活动,也是文学传播的空间流动行为。因此,有着“文人”和“官员”的双重身份的刺史,与文学的关系可以从刺史在任上的创作,以及刺史对地方文学生态的建构两个方面考察。在刺史的选拔过程中,文学才能是朝廷考虑的要素之一,中央郎官与州郡刺史的交换任职也是唐代官员迁转的重要准则。刺史对地方文学生态的建构作用巨大,首先,刺史在行政过程中,具体地执行国家的文教政策,对地方士子的求学、仕进有着巨大的影响力和直接的决定权。其次,有的刺史本身是成就斐然的文学家,当他们参与到州郡的文学活动时,吸引并凝聚了大批的文士,丰富了地方文坛。第三,作为最高长官的刺史,以诗文吟咏地方州郡的景观风物,宣传了州郡的名声,地域景观藉此完成了经典化、文学化的提升。在塑造地方文学生态的同时,刺史也成就了自身的政绩与文名。      

论清代对湘黔边地区流官的管理

清雍正年间,湘黔边地区大规模“改土归流”政策的实施完成,确立了清王朝直接控制下的地方流官管理体系,将湘黔边地区纳入实际控制之中。复杂的历史地缘政治背景,使清代对湘黔边地区流官管理呈现出与内地流官管理不同的特点。设立苗疆官缺制度,重视流官考核,确立苗疆久任、任满升迁的政策,稳定了流官队伍,加强了湘黔边地区的统治,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当地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     

唐代地方长吏的交接替代

唐政府要求前后任长官将交接替代的相关内容列在交割文书中,此交割文书在交接完成后一月内上报中央。唐代州郡和方镇是两个不同的政治范畴,其主要官员的交代也有所区别,刺史侧重于仓库、钱物、斛斗、文案、户口、职田等方面的移交,节使除了具备这些项目外,更加突出军资器械、兵马战士、军需费用等内容。唐政府确立的方镇留后、州府知州负责与新旧任递相交割的办法,既有考核的动机,也有干预地方长吏交接替代的用意,更有控制地方的意图。唐朝地方长官的交代虽注重礼仪、传统,但也不能无视法令,在交代手续、交代过程中法令可补传统习俗之不足,尤其在前后任发生纠纷时,正是以法变俗的良机。故为唐政府所关注的州郡、藩镇长吏的交接替代,有多重政治功能。     

也谈魏晋都督将军所统之兵

魏晋都督制形成于建安年间,到黄初元年正式确立。关于魏晋都督将军所统之兵,以前史学界存在不同看法,认为都督将军非地方官,故不带地方兵。然而,地方州郡兵应属于中、外军中的“外军”,故都督将军所统之兵含中央驻屯军和地方州郡兵。     

宋代地方政府之官吏关系与地方政治

宋代地方政府的政务主要是由官和吏来处理.由于宋代官尊吏卑的名分非常严格,中央的政令都是下达给地方官来执行的.但官要进行统治,又必须通过吏,所以宋代虽然吏的地位很低,但在地方政府中的作用却举足轻重.地方政府内部的官吏关系,成为决定宋代地方政治走向的重要因素.但不论是官欺压或勒索吏,还是"吏强官弱",还是两者狼狈为奸,都必然造成和加深地方政治的贪腐和黑暗.期间尽管有个别清官,也能对奸吏进行惩处,却无补于宋代地方政治贪腐和黑暗的整体形势.     

十六国北朝九品中正制的发展演变

发端于魏晋的九品中正制由于其对巩固统治的作用而被十六国时期的一些统治者沿袭,并在北魏时期得到恢复和发展,出现了中央和地方两个中正系统分张运作的新变化。其后的北朝各政权虽然在中正选任、执掌和作为方面出现了新的特点,但大体上仍沿袭北魏之制。九品中正制与流内流外制度、门阀制度等相互作用和影响,在北朝的选举制度中占主导地位。     

明代甘青地区土流参治下的土流矛盾研究

明朝在甘青地区实行较为独特的土官制度。土官在甘青地区被广泛纳入卫所体系,在土流参治的基本面下,形成以土官治"土民",以流官管土官的局面。这种体制上对土官的制约,必然引起土官和流官的矛盾,而当地土官在治理"土民"方面的优势成为土流权力之争的导火索,甘青土官势力的逐步发展则加剧了土官与流官之间的矛盾。土、流的矛盾从深层次上看,涉及到了甘青"土民"对中央王朝国家权威的认同和明王朝对甘青地区治理理念的问题。     

试论唐代中后期支郡刺史的地位——以节度观察使与支郡刺史的关系为中心

唐代中后期，在道、州行政体制的制约下，支郡刺史的权力大为削弱，由此带来地方统治局面的恶化。为了恢复对地方州郡的有效控制，唐代统治者采取了多种提高刺史地位的措施，目的在于重新实现对各地的稳固统治，从而改善地方统治局面。总体而言，唐代提高刺史地位的努力虽然没有改变藩镇体制，但也收到了一定的成效，其做法为五代北宋统治者所继承，并最终重新实现中央对州郡的有效控制。     

汉代的司隶校尉

<正>司隶校尉,汉代官志和历代政典皆将其列于州郡官之目,似乎是京畿地方的行政首脑。其实,司隶校尉的意义绝不仅止于此。从其地位来讲,可算作是中央大官,从其职事来讲,起初不是掌行政,而是掌督察。两汉时代,司隶校尉在政治舞台上风云际会,曾使众多的官僚大臣、皇亲贵戚谈虎变色,是一个极为独特而又极其重要的职官。本文试图对此官作一粗略的探讨,以就教于同好。     

东汉社会的请托风气及反思——情、法之间的政治博弈

东汉时期的请托行为可分为四种类型：其一,权贵向三公、九卿、尚书等官员的请托,涉及中央官主导的选举和监察;其二,权贵向州刺史、郡国守相等地方长官的请托,常发生于州郡察举的过程中;其三,州刺史、郡国守相向权贵的请托,旨在寻求对其用人的袒护及违法行为的包庇;其四,地方豪族向州刺史、郡国守相的请托,以便使察举更有利于己方,扩大其乡里私利。请托行为构成了官员之间互利互庇的关系网络,蔓延至官僚系统的各个层级,形成以情代法、以私御公的官场风气。清廉士人虽检举、揭发请托行为,却始终难以将之根除,反映了东汉请托政治有其深厚的社会基础。反思东汉社会的请托风气,考察人情与法度之间的博弈,有助于理解中国古代社会治理的相关问题。     

北周隋唐的散官与勋官

在北周隋唐的官爵系列中,除职事官和封爵外,还有散官和勋官两大类.散官又分文武,其中武散官在隋以前称为"散号将军".勋官是唐制名称,北周称"戎秩",隋称"散实官".它们都是单纯身份等级标志,没有权力和职掌,只是身份地位的象征. 散官和勋官的性质十分接近,但历史来源和政治属性不同.前者是魏晋以来士族政治的产物,南北朝时已相当成熟,特别是散号将军,已被北魏、北齐和梁、陈用作衡量官吏身份贵贱的基本尺度,成为士族门第的重要标志.后者则出现于西魏末年,是关陇政治集团的文化传统的象征,是关陇贵族的重要身份标志.     

土流并治的典范--清末民初西双版纳土流并治研究

元明清以来,随着土司制度在南方少数民族地区的推行,相伴而生的土流并治政策也随之产生了.土流并治,即流官政权和土官政权同时并存,同在一个区域,土官、流官同时进行统治.在土流并治的政权中,以西双版纳地区最为突出.土官、流官共存,土官、流官共同治理政权,事无大小土官、流官共同负责,对西双版纳地区政令的统一、地方的稳定、维护边防的安全起过重要作用,是为土流并治的典范.     

从《金石萃编》卷30《敬史君碑》看东魏、北齐的僧官制度

《金石萃编》卷 30《敬史君碑》反映了东魏、北齐的僧官制度 ,它不仅证明了文献记载的僧官名称 :中央僧官沙门统、州级僧官“都统”、郡级僧官“郡维那”、县级僧官“县维那”、寺中僧官“寺主”和“法师”不误。而且碑文补文献记载之不足 :每州的“僧官”、“沙门都”的设置都不止一人 ,州级设有僧官“大律师” ,州郡也设有僧官“都维那” ,各寺均设有法师     

北朝都督、行台与总管长官等级考辨

北朝的都督制,特别是东魏、北齐的行台制与北周的总管制是魏晋南北朝时期重要而独特的地方行政制度,但学界对其长官的等级关注不多。经过对史料详细考辨后的研究发现,北魏都督职位等级划分虽采魏晋南朝之制,但又有自己的特点;北周总管的等级划分方式与北魏都督制有一脉相承之处;东魏、北齐行台长官不像《隋书·百官志》所说的只有令、仆两等,而是高至录尚书事、低至尚书左丞,至少有六个等级。对于北朝都督、行台、总管长官等级的考辨有助于深化对北朝地方行政制度的理解。     

官方语境下清代育婴事业的兴盛——以育婴堂为中心

以皇帝为核心的中央权枢和着传统的文化权力,为育婴事业的发展提供了极大鼓舞.地方权臣的倡建、倡捐及其利用行政手段扩充经费的努力也是重要.清廷在对官、绅、商的权位协调中亦不自觉地显示了政治权力的强悍姿态,彰显出传统政治结构中国家权威在地方事务中的巨大作用.     

经济分权与政治领导：论建国初期中国共产党的经济工作路径

［摘要］经济分权和政治领导构成了中国共产党在建国初期的经济工作路径。一方面,中央和地方关于经济管理权限的划分频繁变动,限制了各级政权领导经济发展的动力和能力;另一方面,中央依靠统一的政治领导及其表现出来的政治话语,确保地方遵从中央的工作计划,努力实现本地区的经济增长。中国的计划经济正是内生于这一工作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