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垃圾"还是经典:也谈中国当代文学经典问题

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文学经典的建构除了与政治意识形态和文化权力的变动有关之外,还与文学作品本身的艺术价值与可阐释空间的大小有着相当重要的关系。即文学经典具有相对稳定的标准。中国当代文学符合标准的作品尽管不多,但已经有些作品比较优秀。21世纪,有人认为中国文学将走进没有文学经典的时代,主要指的是以文学经典作为时代核心影响力的时代也许将成为过去,但文学经典作品无疑仍然会产生。     

透视当前关于文学经典的理论研究

当前文学经典研究热的兴起是20世纪思想、文化和文学发展的必然结果。在文学经典的理论研究中,有关经典性、经典化机制、经典化与文学史的关系、后经典等理论阐释方面成果丰硕。文学经典的建构性及其恒定性之间的辩证关系,经典化过程中的建构主体——读者审美心理及其历史变化,文学经典内部、外部、内外之间的矛盾关系等方面的研究有待深化。     

论生态批评的阐释功能——兼论中国当代生态文学的不足

生态批评的阐释功能主要包括对文学文本内容的阐释和叙事形式的阐释两个方面。关于生态批评内容的阐释,批评家虽然要以生态意识重新观照中外文学经典,但更要关注的是立足中国现实写作的"生态文学";关于生态批评叙事阐释,应该认识到小说叙事形式本身也有其独特的意义,是"有意味的形式",应坚决反对生态文学创作和生态批评的运用的"语言工具论"色彩,要更注重对小说叙事形式的打磨,以促进中国生态文学的健康发展。     

如何经典，怎样存在？ ——电子媒介时代文学经典存在方式的新特点及其反思

在电子媒介时代,文学经典存在方式由神圣高雅走向交互通俗。这为文学经典在当代的传播与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但同时也导致了文学经典去经典化与被边缘化的隐忧。文学经典在传播与接受过程中出现交互化、影像化、碎片化特点,进一步导致了文学经典的泛审美化。这呼唤着我们明确文学经典的标准,坚持正确的文学审美原则,并充分利用电子媒介的力量,为文学经典的存在与发展带来新的可能性与阐释空间。     

文学的公共性:从文学生产到文本接受 ——兼论公共阐释的有效性

张江在《公共阐释论纲》中提出,文本阐释是一种公共行为。作为对该论点的回应,本文围绕文学批评实践活动,勾勒了从文学生产到文本接受的文学阐释知识社会学发展图景,以此说明,不论是文学的生产、还是文本本身、抑或是文本的接受,无不具备公共特征,它们的公共性决定了文学阐释的公共性。与此同时,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如果不是基于公共理性,文学的阐释必然堕入那种主体之外无参照点的传统主-客体的批评模式的窠臼,导致批评实践沦为主体的自我反思的抽象判断。因此,唯有秉持公共理性的公共阐释行为,才能在解决新问题的同时具有不断生发出新理论的动能,从而赋予文学阐释以丰富的内涵和广阔的发展空间。     

反恐——一个新的阅读视角

9·11之后,部分批评家开始探讨传统经典文学中的反恐主题.关注和评价这一现象不仅有利于对部分经典作品的重读和阐释,而且,通过研究西方文学中的"反恐主题",可以帮助我们在更广阔的社会政治、哲学、宗教、心理等领域进行外国文学的批评和研究.     

关于标准的文学研究话题——韦勒克《文学理论》核心内容讲稿

韦勒克主撰的、被学界奉为经典中的经典的<文学理论>,认为规范的文学研究应该绝对围绕文学本身展开.如此"标准"设定有着著者出色的学理论证与深广的批评实践的有力支撑,它对于规范我们的学术行为,有值得恪守(而不是固守)的必要.     

从"诗言志"的经典化过程看古代文论经典的形成

本文对“诗言志”的产生年代、经典化过程和途径进行了论述。由于“诗言志”是古代文论的“开山纲领”,因而它的经典化过程便有普遍的意义。因此,本文提出的“六途径”说,对于研究古代文论的经典化也是有意义的。本文认为,所谓文学经典,是指具有精品内质、阐释空间和持久影响的文学文本。文学经典包括文学作品经典、文学理论经典、文学批评经典和文学史经典。对于古代文论经典来说,又包括文学的经典范畴、经典命题、经典观点和经典论著。纵看,有一时之经典、一代之经典和千古之经典;横看,则有民族之经典、国家之经典和世界之经典。中国古代文论的大半壁江山都是由儒家经典所奠定的。     

除了“阐释”，文学理论还能干什么？

“阐释”是对既有文学现象和理论现象的解释,是文学理论研究中的重要研究方法。“文化诗学”和“文学理论的批评化”的实质都是对作家、作品及文学现象进行“阐释”。避免以前在立场和模式对文学现象进行“强制阐释”,追求“对话性阐释”、“适度阐释”是文论界的共识。“阐释”的过程中虽然也会有理论观点和理论态度,但“阐释”的侧重点却不在于面对纷繁的文学现象提出新的理论话题。中国文学理论研究的危机并不仅仅在于“强制阐释”,而在于“阐释”本身。对“阐释”的较多关注,对新的理论建构的有意回避,是导致文学理论研究缺乏个性和创新的重要原因。     

消费主义文化语境下的文学经典教学改革

在消费主义意识影响下，文学经典的边缘化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为使文学经典重现魅力，重获活力，首先要与“狼”共舞，在大众文化意识和精英文化意识两级寻求价值互补；其次是用审美标准统摄“文学经典”与“文学史经典”的教学；最后是重新发现新的阐释空间，在文学经典教学中体现当下关怀与创新追求。     

词体豪放与婉约之争的历史与启示

关于苏词与豪放词风争论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在文学现象本身的复杂性,二在界定标准的多雏性,三在接受境况的多变性。因苏词而引发的这些争论,让我们加深了对文学复杂性与多变性的理解,并且提醒我们在进行具体的批评过程中,要注意精细研究与宏观批评的结合、历史生成与逻辑推理的结合、作家作品研究与作家作品阐释研究的结合。     

文学经典的价值及其研究意义

文学经典是我国民族文化精神传统的具有"美学尊严"的载体,其意义和价值主要蕴涵于它所承载的传统文化精神和艺术开创精神中,但要把它变成现实,成为全民族的精神财富,那就首先需要文学研究工作者的创造性阐释:通过认真发掘和研究,运用现代意识加以阐释,文学经典就能为当代社会提供大量的有价值的思想。这不仅使民族文化精神传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得以继续承传和发展,而且对于当代精神文明建设和文化创造,特别是弘扬人文精神,彰显价值理性,端正价值取向,都具有重要意义。     

文学史书写与文学经典的互动——“重写文学史”相关问题的反思与追寻

文学研究界对现当代文学史进行了重新回顾与定位,重写文学史的提出受到了研究者的关注和肯定。反观＂重写文学史＂的实践,文学经典和文学史之间是一个互相改变、互相补充的矛盾运动过程：经典的经典性与文学史的重构、经典的有限性与文学史的自反、文学史的权利与经典的制衡。透过这一现象可以发现文学史书写本身就是作家生命体验的话语建构过程,文学史与文学经典的深层关系源于文学史对文学经典的表述和言说,即叙述构建的话语空间。     

古史辨视野下的《诗经》阐释

以阐释学为视角进行分析,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古史辨派对《诗经》确实作出了新解释。他们颠覆"成见"丛生的传统释诗系统,融合边缘而且异端的释诗思想,用文学阐释逆转经学阐释,以去经典化反拨经典化。此举对《诗经》学作了深度刷新,成为现代《诗经》研究的经典案例。     

成长小说：一种解读美国文学的新视点

成长小说是美国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解读美国文学的一个独特的切入点。讨论了研究美国 成长小说的价值和重要性,并通过回顾国内学者对一些美国经典成长小说的不同阐释,说明把成长小说 作为研究美国文学的一种独特视野,具有广阔的学术空间,并对深化这一研究提出了一些基本思路。     

由副文本窥探沈从文《边城》的创作

文学研究可以从多方面入手,副文本的引入成为研究文学内部与外部的一个重要途径,对于探寻文本本身也具有开拓性与丰富性。沈从文的《边城》作为其代表之作,引领我们进入独特的湘西世界,在文本的创作及发表过程中,围绕《边城》文本周边的副文本组成了极具研究价值的资料,对文本本身的研究带来了新的阐释意义及史料价值。文章就将从《边城》的新旧题记、题识五种以及注释和标题等副文本来具体论述《边城》为我们呈现出的独特价值与意义。     

杨玲:文学·经典·政治

正我对南帆老师《大学课堂上的文学》一文中关于文学经典的论述有一些不同的看法。首先,南帆老师认为"目前为止,文学经典的教学体系已经相当完整",对于文学经典的挑战主要来自学院外部。也就是说,我们以经典为中心的文学教学体系本身毫无问题。问题都来自于那些对经典接受无能、甚至不屑一顾的年轻学生。作为一名教师,我个人以为,不应把教育失败的责任全部推给受教育者,就如同国家的管理者不能把社会失序的责任全部推给"愚民",毕竟教育者/管理者总是比受教育者/被管理者掌握着更多的权力和资源。     

“道可道，非常道”——文学文本阅读之哲学反思

本文从哲学阐释学的视角对文学文本的阅读的本质特征进行了论述,指出文学文本阅读的历史性、开放性决定了阐释的多样性,释义主体的“此在”性决定了阐释的循环;并论证“道可道,非常道”这一道家哲学命题是对文学文本阅读的经典诠释。     

两种文学经典的夹缝中——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文化语境

文学史的发展进程总是伴随着对某些文学经典的评价的变化,以及塑造出各个时代不同的文学经典的过程。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而言,一个非常突出的境况是,它有着两种不同类型的文学经典:一种源于时间差异的传统,另一种源于空间距离的异域,两种不同经典对于文学有着不同的诉求,而这种矛盾所形成的张力构成了中国文学在近代以来内部发展的动因。同时还应看到,两种文学经典在作为中国文学引导力量的另一面,则是两种经典本身也是被当下的文学创作和评价体制所规范。透过对于文学经典的分析,可以看到文学发展状况的一个侧面。     

文学经典建构诸因素及其关系

文学经典和文学经典化是一个重要的课题,因为这个课题关系到文学史的编撰和文学教育等一系列的重要问题的解决。文学经典是时常变动的,它不是被某个时代的人们确定为经典就一劳永逸地永久地成为经典,文学经典是一个不断地建构过程。文学经典建构的因素是多种多样的,起码要有如下几个要素：（1）文学作品的艺术价值;（2）文学作品的可阐释的空间;（3）意识形态和文化权力变动;（4）文学理论和批评的价值取向;（5）特定时期读者的期待视野;（6）“发现人”（又可称为“赞助人”）。就这六个要素看,前两项属于文学作品内部,蕴涵“自律”问题;第（3）、（4）项属于影响文学作品的外部因素,蕴涵“他律”问题;最后两项“读者”和“发现人”,处于“自律”和“他律”之间,它是内部和外部的连接者,没有这两项,任何文学经典的建构也是不可能的。文学作品本身的艺术价值是建构文学经典的基础,决不像某些学者所说的那样可以忽略不计。如果一部完全没有艺术价值的艺术作品,它所描绘的世界、所表现的感情,就不能引起读者的阅读兴趣和心理共鸣,不能满足读者的期待,无论意识形态和文化权力如何“操控”,最终也不可能成为文学经典。反之,能够建构为文学经典的作品,总是具有相当的艺术水准和价值,能够引起读者的阅读兴趣和心理共鸣,能够满足读者的期待。政治意识形态的变动,文化权利的变动,对于文学经典的建构的影响是很大的。但第一不能把这种“影响”归结为“决定作用”,第二不能认为只要是意识形态的影响都是“操控”,都是负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