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代朝会制度与夷夏融合关系

中国古代的大一统理念至少自尧舜以来已启其端绪,相应夷夏问题亦随之而起.周代虽有严夷夏之防的观念,但在政治上却借朝聘盟会制度比较成功地理顺夷夏之间的关系,其中最重要的是坚持中原文化对四夷的主导地位,从而以"用夏变夷"的方法扩大了周文化的影响和一统局面的开启与巩固.周代的夷夏政策在较多方面时秦汉以下历代王朝有借鉴意义,同时也为周秦以下中华民族多民族共同体的继续发展提供了启迪.在夷夏观念中表现出的强烈中华文化主体自觉意识,在今日中国应对世界文化新格局下的挑战时,仍不乏借鉴意义.     

北朝的夷夏融合与中华美学的构建

夷夏是中华文化中的重要概念。先秦以来,“夷夏之辨”发展为夷夏融合。南北朝是夷夏融合的高峰期,主要在北朝进行,代表是北魏。夷夏融合的主流是汉化,汉化的主体不是自然血缘的同化,而是文化上对于华夏文化的认同。南北朝是佛教汉化的关键时期,主要在北朝地区进行,集中体现为佛像的汉化。佛教的汉化不仅推动了中华文化一体化工程的进行,而且有力地推动了中华美学的构建。中华美学的构建可以分为基本观念构建和审美文化构建两大方面。基本观念建构集中在对于艺术功能的认识上。先秦儒家确定的艺术功能为教化与审美统一,此后这一认识在承传过程中发生偏移,南朝偏于审美,北朝则突出教化。在审美文化上,北朝在承传中原文化的同时又融入了草原文化,在书法、音乐、文学、城市建设等诸多方面均有建树。唐代美学兼取南北而主要承传北朝美学传统,从理论与实践上重新树立儒家艺术审美理想：文质彬彬、尽美尽善。北朝开创的以夷夏之合为核心的中华美学在唐代得以巩固提高和发展,成为中国的国家形态美学。     

夷夏认同下的西部文化想象变迁与碰撞

在夷夏认同格局下,对于西部的文化想象一直存在着两种倾向,一种是兽化,一种是神化。以兽化观念为基础产生的交往对策以不打交道为上,即隔绝来往,隔绝之策不光是武力上的隔绝,文化上的隔绝也被视为重要。而一旦打交道,便只有怀之以德与威之以刑两途。中央王朝始终处于威与德的矛盾之中。西部世界的神化主要体现在中华文明中的昆仑想象。无论神化还是兽化,均说明对于西部认同和想象的边缘化、异域化特征,二者的结晶产生了"西游"故事。     

近代西方地理学东渐与传统夷夏观念的变异

中国人的夷夏观念产生于西周初年,经过长期发展,逐渐成为一种完整的理论,并内化为一种民族心理.近代随着西方地理学知识的东传,传统的夷夏观念开始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这一变化过程,始于鸦片战争前后,到戊戌维新运动时期基本完成.值得注意的是,随着传统夷夏观的变异,一种新的、仰慕西方文化的民族自卑心态也开始抬头.     

论"一体多元"土地制度下的土地补贴政策实施--暨中国农村土地政策改革思考

“一体多元”土地制度是对新时期我国土地制度改革中的一种具体设想,即指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的体制不变,在不违背农民意愿和不损害农民利益的前提下,采用租赁、抵押、委托经营、入股、转包等形式实现农业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多元流转。土地补贴政策即为国家根据土地所处的区域、土地保护和利用情况、土地耕种的农产品的品种以及土地产生的效益等不同情况,运用财政和金融的手段对土地进行直接补贴的相关政策。研究中侧重探讨二者的实施形式和应用价值以及在化解中国“三农”问题中的实际作用。     

王夫之“夷夏之说”的精神内核

王夫之的“夷夏之说”具有鲜明的大汉族主义思想倾向。这一倾向,究其精神实质,是对满清贵族屠戮中原的强烈反抗和对儒家文化正统地位的担忧与捍卫;从更深刻的层次上说,是对汉民族盛衰之由的深刻历史检审。王夫之“夷夏之说”的内在精神,对十九世纪末叶的民族民主革命产生了巨大的思想影响。     

"家国一体"与中国古代伦理政治分析

政治伦理化是中国古代政治的根本价值取向。随着血缘关系在政治生活领域的渗透,统治者把家庭伦理移植到政治生活范畴,建立起一整套诸如“忠孝一体”、“宗法礼制”等“以德治国”、“以礼治国”的伦理规范,从而通过树立“君父权威”实践并强化其中央专制集权统治,最终导致公权私化、家国一体。     

“夷狄不足为君论”:两晋时期“夷夏”君臣观的政治宣扬及其影响

少数民族内迁及其首领在北方筹建政权,对两晋王朝造成巨大政治压力,夷夏之辨得以强化,"夷狄不足为君论"应运而生。该理论宣扬少数民族首领为君自古未有,为臣则有先例,"夷狄"根本不具备称帝的资格。"夷狄不足为君论"从君臣关系的角度对少数民族与两晋朝廷进行关系定位,既受到传统夷夏君臣观的影响,又具有魏晋时期少数民族内迁的鲜明时代特征,并对两晋政权和少数民族首领建国称帝、争夺天命及宣示正统产生了深远影响。     

先秦夷夏桑林崇拜与空桑地望考

桑既是农业作物,还是夷夏文化中阴阳、男女关系的象征,根源于早期的生殖崇拜。桑林崇拜投射于上古地域命名的典型例子——空桑,是先秦早期东夷信仰中心,在中原和东夷中有着特殊的地位。传世文献中多有空桑,其地望大致在黄河北折以南至山东丘陵一带,是上古夷夏文化的交汇的重要地点和东夷民族研究的关键。     

中国古代哲学中的身心一体论

中国古代哲学中主导性的身心关系理论,与其说是一种笛卡尔式的身心二分理论,不如说是一种梅洛-庞蒂式的身心一体理论。该理论在把心视为是生命意向的同时,把身视为是这种生命意向的具体体现,从而最终把身心视为是显微无间、能受不二的活生生的生命整体,而为古人倍为推崇的所谓情,则是这种生命整体的集中体现。因此,唯有从这种身心观出发,我们才能够真正理解中国古代根深蒂固的惟情主义的文化传统。同时,也唯有从这种身心观出发,我们才能认识到中国古代的种种修身理论和工夫的宗旨所在,以及这种修身与礼乐诗书教化之间的必然关联。     

庄存与公羊学视域中的夷夏观析论

借助夷夏观念,晚明遗民对清政权多消极抵触,不与合作。而自清代中后期开始,士林则主动以天下为一家,放弃夷夏之防。庄存与是开启这一转折的关键人物,他在乾嘉复古考索的大气候下,借助对汉代公羊学"异内外"一义的探讨,将判分夷夏的标准确立为以君臣之义、父子之亲、男女之别为内核的"礼",从而将夷夏身份问题转换为君臣礼教问题,迎合了清代官方的夷夏主张,消弭了清初以来士林与官方之间的分歧和对立,以全新的学术论说为弥合晚清百余年的民族矛盾提供了知识准备。     

略论清政府民族观及民族政策对促进各民族“多元一体”化的影响

清朝是中国封建时代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的鼎盛时期 ,当时的民族关系不但承上启下地演绎着过去民族交往中存在的各种现象 ,而且还继承、延续了中国大一统的多民族国家的历史流向并使之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其间在我国的民族构成、民族关系、中华民族这几个不同的层面上呈现出了既趋同又分化、相伴相生的“多元一体化”现象 ,为近代以后中国各民族及民族关系的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历史基础。在此过程中清朝政府的民族观和民族政策对于促进各民族的接近 ,最大程度地实现各民族政治与文化的一致性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而各民族在政治与文化上趋于一致性又为各民族的“多元一体”化构筑了基本的框架     

中国住房发展与制度改革的目标取向——建立城乡一体的中国住房体系

住房关乎人类生存和发展,住房制度对住房问题的解决发挥着基础性和决定性的作用。目前我国农村住房大量空置,城镇住房供应总体不足,农村和城镇内部均面临住房分布严重不均的局面。我国城乡住房制度存在严重的分割和不足,尽管农村住房制度曾经适应过去的国情,城镇住房制度自改革开放以来也进行了多次改革,但都已难以适应未来城乡一体、城市中国的发展目标。应通过构建城乡一体的住房制度体系、住房供应体系、住房基本制度和配套制度,政府与市场相结合,共同推动我国住房制度改革和住房市场发展。     

"夷夏观"与"文明圈"--秦汉民族文化问题片论

秦汉封建大一统帝国的建立,为中华民族内部各民族之间的交流与融合提供了新的契机。当时中原农耕文明与草原游牧文明的异同与对峙,导致了绵延不绝的民族战争,但同时也为双方间的渗透与融合创造了条件。与此相适应,则是以中原王朝为本位的民族文化观念两大思潮的基本形成:或致力于鼓吹“夷夏之防”;或积极提倡“夷夏一体”、“王者无外”,而以后者占主导地位。这标志着中国封建社会民族文化观念已趋于成熟,在中华民族的发展过程中曾产生过深远的影响。     

有效人口政策命题与中国生育政策演变

均衡制度观提出了研究制度变迁的新方法。人口政策本质上是人口均衡发展路径的概要表征和信息浓缩。人口生育政策的演变是人口发展状况、原有人口政策、制度结构中的其他制度安排、经济发展及其战略、人口与资源及环境关系、参与人因素博弈的结果,中国人口生育政策的演变历程也反映了制度变迁的这一一般规律。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方式、消费和内需拉动的经济发展方式以及少子老龄化的快速发展使得以普遍一孩为基础的人口生育政策存在严重的非均衡。稳定不稳定的制度,这是现行生育政策和其他社会政策不兼容的根本原因。     

中国古代"平均赋役"的文化考察

平均赋役是中国古代赋役制度和赋役政策的指导思想,以往研究古代赋役、赋税制度或思想的大量论著,对这一指导思想都缺乏研究,有所忽略,更没有从文化的角度考察这一制度、政策和思想的基本特征.从政治文化、思想文化和社会心理的角度,考察"平均赋役"的文化内涵,不论对于认识古代赋役制度、赋役政策和赋役思想的基本特点,还是对于理解中国古代的均平文化,都是必须要做的基础性工作.     

中国古代的边疆政策与边疆治理

一、中国和中国的边疆 现在的中国,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简称,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但中国的概念有一个历史的发展过程,由最初的京师①、华夏地区,到由汉族和其他民族建立的王朝所统辖的地区,近代始才专指整个中华民族(包括汉族和其他民族)共有的国家为中国,以区别于其他国家,具有了现代意义国家称谓.总之,中国概念的演变是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历史发展的产物.     

论古代边疆演变的内在机制——基于人类学视角的考察

中国边疆的形成演变历经2000余年与诸多的朝代,表现为跌宕起伏的动态过程。在中国历史上,中原王朝将自己的统治制度、政治理念与文化传统,升华为了以儒家文化为基础的华夏文化并应用于边疆治理,形成了中原王朝治边的文化软实力。治边文化软实力的思想基础,是夷夏有别观与用夏变夷观。中原王朝认为自己是天下的中心,周围的政治势力必须服从于己,由此形成中心(华夏文明)与边缘(边疆及其檄外的非华夏文明)相互关系的地缘政治思想。中原王朝通过推行教化在边疆及其以远地区传播华夏文化,并通过朝贡、册封这两种形式,形成通行天下的制度规范,即封贡制度。中国边疆的历史形成,不仅因中原王朝在边疆建立行政区并实施有效管辖,还表现在以内地文化为核心的主流文化在边疆地区逐步得到传播与认同,内地人口向边疆地区逐渐迁徙,实现了边疆居民成分的重组与主导民族内涵的改变,使边疆地区与内地牢固地结合在一起。     

中国收费公路的制度安排及其绩效评价

收费公路是我国市场化改革延伸到基础网络设施的重大举措.作为一项影响深远的制度安排,30年来,围绕收费公路的产品属性和政策绩效,学术界的讨论不绝于耳.本文从制度变迁的视角,阐述在特定背景下中国"公路产品"向"公路商品"转变的必然性.进一步,从社会福利、政策效率与制度导向方面对政策绩效做出评价.论文认为,收费公路的核心问题在于政府管制竞争而导致的垄断价格.检讨我国渐进式改革中的一些重大的制度安排,收费公路产业化政策为难得的一项"标本".     

论近溪对明道"一体论"的远祧与变异

罗近溪近承王阳明、王心斋而远祧程明道。近溪通过宣说程明道的万体一体之仁而获得声誉。近溪与王心斋、王龙溪的理论差异与其承绪明道之学有关。明道、近溪的一体之仁存在着多方面的异同。从其差异可见宋、明思想变异之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