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胡绳晚年的思想变化

胡绳先生是我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同时也是享有盛名的学者。他在近代史研究领域的看法一般为学界所熟知,但胡绳晚年的思想研究也应该引起重视,因为它包含了丰富的思考和对国家、民族命运的深切关心。胡绳的看法属于学术自由的范畴,对此应采取学术争鸣的方式开展讨论。     

张岱年的读书观

张岱年先生是我国现代著名的哲学家、哲学史家和伦理学家。张先生认为,读书只有与思考结合起来,才能深知其意;读书能够满足精神生活需求,提高精神境界。张先生从读书中领悟人生哲理,著书立说,成就自己的学术人生。在学术研究方面,张先生强调治学之道在于修辞立其诚,直道而行体现了张先生道德学问的结合与升华。     

胡绳研究回顾与展望

学术界对胡绳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其生平、学术总体定位、近代史和党史领域的贡献、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等方面，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已有研究还难称系统深入。胡绳研究无论从深度还是广度上都有巨大的开拓空间，胡绳在当代学术思想史上的重要意义应该引起研究者的重视，他为我们留下的精神财富值得进一步深入发掘。     

马克思文本的解释和学派立场

在学术史中 ,学派代表着独立的主体意识和清晰的方法论边界 ,而这两点恰恰是有生命力的学术研究的基本保证。笔者以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群体为例 ,结合国内围绕重新解释马克思的理论论争 ,对此加以探讨。美国哲学家Ｋ·梅吉尔认为 ,“当代哲学的主要任务之一是对马克思作出所有人都能够接受的解释”①。然而 ,梅吉尔提出的只是一种学术“乌托邦” ,因为对马克思这样的伟大思想家而言 ,提出一种大家都能接受的解释不仅存在着技术难度 ,而且由于具体解释过程中的“意识形态”与“乌托邦”的对立 (曼海姆 )以及认识旨趣问题 (哈贝马斯 )…     

华岗: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范式的构建者

华岗既是中共开国一代的职业革命家,又是集著名史学家、美学家和哲学家于一身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研究先驱。华岗与同时代的其他马克思主义学者们一道,共同缔造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范式。"社会发展史"、"反映论"、"规律"是这一范式的三大基本概念。华岗的贡献在于他为锻造和诠释这三大概念付出了独特而又不懈的努力。     

李大钊对史学价值的思考

李大钊对史学价值的思考,是他史学思想中的重要内容。他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从史学与人生、史学与国家、史学与治学三个维度探讨了史学的价值,从而大大地拓宽了传统史学的价值。在李大钊看来,史学不仅能提高人生修养、端正人生态度、规划人生道路、领悟人生真谛,而且它还是激发爱国情感的源泉、“感奋兴起”的“救国学术”、制定革命策略的依据。同时,李大钊认为史学能训练治学者的思维和技能,而其中最主要的是能培植“与时俱进”、不断创新的思想,培养求真务实、严谨周全的学风．培育融汇古今、贯通中外的学识。回顾和探讨李大钊的史学价值观对当代弘扬党重史、读史和鉴史的优良传统和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关于我国犯罪学治学的几点反思——从马克斯·韦伯《以学术为业》谈起

在马克斯·韦伯《以学术为业》这篇影响重大的演讲中,韦伯表达了对学术研究带来的科学领域的创新性发现以及理性化的学术职守能够给现代社会带来巨大推动作用,其中谈到的营造良好的学术生涯的外部环境、善于在学术工作中捕捉灵感、坚信科学对信仰能够做出贡献、去除带有个人色彩的"领袖"意识四个方面对我国犯罪学治学依然有重要的指导和启发意义。以韦伯以上四个观点为中心,以中国犯罪学治学存在的一些问题为导向,推动反思我国犯罪学治学存在问题的原因的探索,以期对我们犯罪学的发展提供一些理性思考和探寻动力。     

胡绳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贡献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运动中,胡绳注重将自己的作品与时代的需要、人民的需要相结合,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胡绳的作品以言之有物、分析细致、逻辑严密、说理透彻而著称.从1936年到1948年间,胡绳总共写了《新哲学的人生观》等六本书,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作出了巨大贡献.     

论“与时俱进”与“不断创新”的理论实质

“与时俱进”与“不断创新” ,是江泽民一系列思想中最具有马克思主义本质特征的基本思想 ,是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的时代体现。与时俱进是不断创新的实践前提 ,不断创新是与时俱进的内在要求 ,两者具有统一的辩证关系。在新时代 ,与时俱进与不断创新是我们一切工作的生长点及其活力所在。     

马克思主义理论整体性的历史发生学解读

通过对马克思、恩格斯学术路径的历史发生学考察,我们不难发现,马克思主义理论是有机统一的思想整体,任何以“纯粹学理”的名义把其中的一个部分独立出来的作法,都有碍于对其思想的准确把握。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整体性要求马克思主义各个具体学科的学术研究都应当从马克思主义的总对象、总问题出发,准确定位本学科的对象和问题域,自觉以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精神统摄自身,从而保证马克思主义学科的精神聚合、理论创新及学术发展。     

梁启超、胡适的初晤与"研究系"的思想转向

<梁启超年谱长编>和<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两种重要年谱都认为梁启超和胡适的初次见面是在1918年11月23日,这一说法被许多论著沿用.其实,此说有误.1918年底梁启超因参与北京政府出席巴黎和会的讨论,同时筹备私人赴欧考察事宜,致使未能与胡适在11月23日如期会面,直到梁启超从欧洲回来以后,1920年3月21日两人才在林长民的家中第一次正式见面.这两位知识界领袖的初晤颇具象征意义,透露了后五@四时期社会思潮及新知识分子群体演变的某些迹象.     

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的交融化合——简论胡风文艺思想中的两种倾向

胡风文艺思想中存在着鲜明的现实主义倾向与理想主义倾向,这两种倾向的交融化合,使胡风文艺思想呈现出独树一帜的"异质性"。深入研究胡风文艺思想的这两种倾向,将有利于我们借鉴、运用其文艺理论的合理内核,更好地推动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发展。     

求实创新 博大精深——杨向奎先生治学的开拓进取精神

作为史学界蜚声中外的著名学者 ,杨向奎先生继承和发扬了前辈学者的优良传统 ,并运用新方法 ,发掘新史料 ,开拓新领域 ,由史学而经学、小学 ,由实学而哲学 ,由哲学而理论物理 ,均有卓越贡献。仅就史学成就而言 ,他的治学具有如下特色 :一、由信奉“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说到接触马克思主义 ,并以之为指导而形成科学方法论 ;二、尊重前贤而又不迷信权威 ,为《左传》、《周礼》洗冤以使之免于湮没 ,并主持发掘整理了孔府档案资料 ,丰富和开拓了史料建设 ;三、熟练地运用以考古资料和文献资料来互相印证的“两重证据法” ,取得高水平的成果 ,并根据亲历凉山彝族考察进而掌握了以文化人类学资料印证古代史的“三重证据法”。求实创新的不懈探索 ,博大精深的学术成果 ,使杨向奎先生巍巍然成为一代史学大家。     

赵俪生先生的治学历程与学术成就

赵俪生先生学识渊博 ,文史哲兼长而尤精于史 ,在农民战争史、土地制度史、文化史三个领域进行了开拓性的研究。他的学术渊源、师业承受、个人经历铸就了他独具的学术风范和人格魅力。他以其丰硕的研究成果和求实求真的执着追求 ,成为当今时代逸群绝伦、独具风采的学术名家。     

强力的叙述——胡风文艺理论文本的话语分析

胡风文艺理论的言说方式以其语法、句法以及选用词汇的特别而显示出独立的风格。它不仅区别于有自由主义倾向的文艺理论家的理论文风,而且亦与左翼阵营的群体叙事风格大不相同。胡风文艺理论独特的言说方式一方面在于他的文艺思想自身内部的矛盾性,一方面因为他的文艺理论政治倾向上的某种个性姿态。     

从对实事求是思想的发展看邓小平的思维特点

实事求是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是我们党的宝贵精神财富。邓小平对实事求是思想的继承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在继承和发展实事求是思想的过程中,邓小平充分体现了他继承马克思主义时的整体性思维特点;认识马克思主义时的根本性思维特点;发展马克思主义时的创新性思维特点和与解放思想相结合的辩证统一的思维特点。     

大学生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现状调查报告

为了提高大学生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的实效性,课题组对大学生的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现状进行了问卷调查。通过对问卷的分析研究发现：大学生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的主流是积极的、正确的,没有出现大范围的信仰危机,且能正确对待西方的文化和价值观。但是,也有部分大学生存在马克思主义信仰淡漠及其理想模糊的倾向,对社会主义最终战胜资本主义的信心不足,关心国家政治不够。为此,文章提出：进行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时要密切联系十七大精神,注意以人为本;积极创新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的内容、手段和工作机制;加大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改革力度;提高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者自身的素质。     

由《宋诗选注》看钱钟书的选诗标准

钱钟书提出的“六不选”代表了他对艺术本质特征的深刻认识 :文艺作品必须具有审美价值 ,否则它就失去了艺术之为艺术的存在价值 ;这一审美价值必须是独特的富有创造性的 ,也是完美和谐的 ,进而能经受历史的检验 ,具有永恒艺术魅力的。这些观点表明 :钱钟书不仅是在选宋诗 ,更是在探讨文艺批评的标准问题 ,反映了作者从《谈艺录》到《宋诗选注》一以贯之的以文本的艺术分析为核心的美学思想以及历史与逻辑、感悟与思辨相统一的治学方法     

《宋云惠生行纪》文本构成新证

《洛阳伽蓝记》第五卷《宋云惠生行纪》为杨衒之综合《宋云行纪》、《惠生行纪》和《道药传》三篇而成,学界一般认为该文本以《宋云行纪》为主体,故惯以＂宋云行纪＂称之。余太山的新观点进一步否定《惠生行纪》的存在。本文通过分析杨衒之的自述、《洛阳伽蓝记》的叙事惯例、《北史》作者李延寿的评论,以及行纪各部分篇幅的差异,指出《宋云惠生行纪》的文本主体应为《惠生行纪》,而非传统观点认为的《宋云行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