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译论的“中庸”之道

面对西方译论重理论的强势形象,中国传统译论因其偏重经验和感悟而曾一度被边缘化,然而在时间上已经结束的中国传统译论对于重新认识当代翻译理论具有深远意义。分析内化于传统译论的翻译思想、翻译策略和译者身份定位等三方面的哲学基础,即"中庸"之道,旨在揭示传统译论的无穷魅力以及对当代翻译理论与实践的指导意义。     

金岳霖“译意”“译味”观再解读

金岳霖在其哲学代表作《知识论》中，设专题讨论了语言和翻译问题，从哲学家的视角开创性提出了译意和译味的概念，为后人提供了一种全新的翻译思维范式。通过分析译意和译味的哲学基础，系统梳理了金岳霖翻译思想，并对其思想中有关文学作品可译性限度的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中国阐释学"义理与典籍翻译中的多元阐译

从中国本土阐释学资源中选取诸多义理对典籍翻译的多元阐译现象进行解释,发现中国阐释学思想对该现象具有充分的解释力,其中境域论论证了典籍翻译中的多元阐译是译者受其最切近层次境域所产生张力的产物,“原意”和“用心”论说明了文本意义的相对性和确定性,文本的“用心”可被视为翻译阐释的“知识”之界,而“虚心”论则可视为“德性”之界,典籍翻译中双重阐释之界的提出应和了中国两轮哲学的传统。     

傅雷翻译“神似”论的美学因缘

傅雷翻译神似论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取诸于中国古典文论和传统美学,是中国当代影响最为深远的译论之一,其核心是以传神为主而形神兼备。本文将神似论纳入中国古典美学范畴,回顾其在哲学、文学、艺术领域的演进过程,并探讨神似论在中国传统译论体系中的奠基作用及其对翻译的现实指导意义。     

杨宪益诗歌翻译的中庸之道

杨宪益的诗歌翻译思虑严谨，注重语言的美感，具有自己的特色，“诗体译诗”还是“散体译诗”并不偏执于一端，而是一种彰显了中国传统中庸哲学的调适性选择。杨宪益的翻译实践对20世纪80年代成长的诗人在诗歌语言方面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杨宪益诗歌翻译思想的中庸之道集中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翻译理念追求真、美、善的统一；翻译原则遵循允中的信达观。     

杨宪益翻译诗学思想研究

立足翻译研究文化学派关于翻译诗学的界定,分析杨宪益的中国典籍文献英译实践,从“可译性”的哲学思考、翻译的文化保真、翻译的读者观照和译文标准——“惟信惟真”等四个方面展开杨宪益翻译诗学思想的剖析,力争在翻译文字的吉光片羽中梳理、提炼出杨宪益秉持的翻译理念,为构建具有中国风范、中国气韵的中国翻译思想体系提供典型样本。     

中国无翻译流派的原因剖析及其对策

西方翻译流派林立,而中国的翻译研究至今未形成流派。究其原因,翻译流派的形成与思想意识形态（思想根源）、翻译理论家的角色（重要条件）、翻译理论体系（理论框架）、学术研究的态度和方法（学术保障）密切相关。文章主要以中国传统译论的研究为纲,对中国无翻译流派的原因进行剖析并对具有中国特色的翻译流派的形成提出几点建议或对策,旨在促进中国翻译学的创新与发展。     

中国传统译论研究的嬗递与流变

中国传统译论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也有很大的研究空间。本论文通过对中国传统译论研究进行回顾，梳理出中国传统译论研究的发展脉络，分析了现存研究的优缺点，并从理论资源与方法论等方面提出改进和完善中国传统译论研究的策略和方法。这对于发扬中国传统的翻译文化、构建独立的中国翻译理论体系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佛经翻译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从文化交流看翻译的价值

本文从文化传播的角度 ,就佛经翻译对传播佛教文化及其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影响进行研究 ,认为它顺应文化交流的需要 ,通过组织形式、方法、技巧等的调整 ,扩大了佛教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影响。这表明成功的翻译就是一次成功的文化传播 ,并且昭示出翻译的终极价值在于促进外来文化的内化和推动译入语文化的发展。     

深度翻译视角下《荀子》哲学术语英译对比研究——以陈荣捷和诺布洛克译本为例

以深度翻译为理论视角,以陈荣捷和诺布洛克的《荀子》英译本为例,对比分析两译本哲学术语英译的深度翻译具体表征,归纳深度翻译的形式及功能,探讨哲学术语深度翻译的合理性。研究发现,陈荣捷侧重于运用夹注、脚注、段后评注等多元文本内深度翻译形式,呈现中国哲学整体脉络,凸显中国哲学术语特质,还原术语的核心思想;诺布洛克则综合运用文本内、外深度翻译,通过尾注和导言相互补充,构建丰厚的荀子思想语境,全面传达哲学术语的内涵,提供详实的荀学研究参考。     

作为哲学创造的哲学翻译： 以西方汉学为借镜

当代中国的西方哲学翻译坚持“信”（直译）为翻译中无可动摇的原则,与此不同,西方汉学家强调翻译的创造性及其意义。从德国汉学家施益坚有关牟宗三的研究可以看出,经由中国学者翻译的西方哲学不能仅仅被视为西方思想,而应从中国思想的脉络进行考量;翻译不但涉及向中国介绍西方,更涉及通过翻译重建中国哲学和思想,翻译是以汉语接纳乃至消化西方哲学的基点,这就是翻译中的“语义倍增”。由此,有必要对中国学者以“信”为中心的异化翻译立场进行反思,这种翻译妨碍我们对不可译性进行反思,造成原作与译作的同一性幻觉。绝对的异化或归化都是不可取的,在翻译实践中也难以做到,这两者之间应保持必要的张力。     

从当代译学研究看中国传统译论的现代转化

一段时间以来,中国的译论工作者只是局限于引进、效仿西方译论。目前,随着中国文化软实力的不断增强以及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的逐步推行,笔者认为有必要强调中国译论学派在理论研究上的个性,注重从中国人特有的视角对翻译的基本问题进行审视,以便对西方译论进行补充。然而,由于任何一种传统译论总是产生于某种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因此要发挥好传统的优势,就必须对传统译论进行深入的研究以及合理的现代转化,即将传统译论与现代译论及西方译论融会贯通,从而为中国翻译研究联接古今与会通中西做出新的探索。     

中国译学的传承与创新——张柏然译学思想研究

在传承方面,张柏然最早呼吁立足本土语言文化建设“中国译学”,运用理论形态、特殊性与普遍性、后殖民主义等理论支持这一立场,结合其阐释学思考和对中国知识论断裂现状的观察,提出了传统译论“范畴的视域融合”和“体系的整合建构”的继承方法论。在创新方面,张柏然指明了传统译论的现代化转换、借鉴西方译学学派和顺应时代翻译新潮的中国译学创新路径。张柏然的译学思想引领了中国译学话语体系建设,准确研判了外译研究、翻译数字化和实业化研究等趋势,其“中和”和“诗性”智慧所带来的学科认识的深度和广度值得继承和发扬。     

不可译性:西方现代哲学的四个传统阐释

不可译性不仅是翻译研究的主要内容之一,也是西方现代哲学关注的对象之一。20世纪西方哲学的四大传统:解释学、分析哲学、解构主义,以及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都对不可译性作了探讨。该文基于西方现代哲学的这四大传统,对《渡荆门送别》的汉语版本及三个英译版本进行对比分析,具体指出这首汉语诗歌在进行英语转换时存在的不可译之处,进而表明不可译性在语言之间客观存在。     

林语堂翻译思想的生态翻译学解读

林语堂是20世纪中国集翻译理论与实践于一身的翻译家之一,他的翻译思想具有明显的独创与超前意识,为我国译学研究提供了许多值得挖掘的话题。从生态翻译学的视角出发,以林语堂英译《浮生六记》为例,对林语堂先生的翻译思想进行解读,指出林语堂的翻译思想与实践都体现了翻译适应选择论中"和谐统一"、"译者中心"、"选择/适应"及"译有所为"的理念。     

哲学意识形态的译学误读

本文首先回顾了过去20年意识形态与翻译研究在中西方的进展。指出中外学者在从意识形态视角进行翻译研究时存在不同的研究取向,西方学者通过实证研究力求理论突破,而中国学者则主要是利用已有的理论假设来解释翻译个案。然后作者对哲学意识形态的概念和哲学意识形态研究的基本范式进行追本溯源式的梳理,进而指出译界学者从哲学意识形态视角进行译学研究的局限性及其哲学根源,即（1）意识形态、文化的关系有待厘定;（2）强调意识形态对主体的围困,忽视翻译主体超越意识形态的主观能动性;（3）强调意识形态的排他性,忽视不同意识形态之间的杂合与共生。     

伽达默尔的哲学解释学对文学翻译标准的影响

伽达默尔哲学解释学犹如一股清新的风吹向了译界，对传统的“文本忠实”的翻译标准进行了冲击，为文学翻译研究提供了新角度。本文试图从伽氏的三大哲学原则“理解的历史性、视界融合和效果历史”说明其对文学翻译标准的影响。     

赫尔德翻译语言观对德国浪漫主义时期翻译理论家的影响

文章主要探讨了赫尔德翻译语言观对德国浪漫主义时期翻译理论家施莱尔马赫、洪堡特和荷尔德林的影响,并分析了其影响的原因及特征。本文认为,施氏等理论家的翻译思想深深地浸润着赫尔德思想的影响。在赫尔德的影响下,他们的翻译理论不仅呈现出哲学思辨的色彩,而且注重理论与实践的关联。赫尔德的这一影响绝非出于偶然,而是理论家们在“译事”耕耘的基础上,对译论进行积极思考的同时,在赫尔德那里找到了结合的契机．     

中国当代翻译美学发展的回顾与思考

中国当代翻译美学立足于中国传统译论,并对之进行现代转换,吸收西方译论的研究和论证方法,借鉴现代美学的基本理论和结构框架来阐释翻译的机制和功能。经过十几年的发展,它已经成为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具有跨学科特点的、有别于西方翻译理论模式的翻译研究学派,使中国的翻译理论带上了鲜明的民族特色。翻译美学还有待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它体现着中国译学的发展和创新,有利于中国翻译理论在世界译论界占有一席之地。     

中国传统翻译理论的界定

中国传统翻译理论的界定立足于"中国"、"传统"二词,并不局限于中国境内的传统翻译理论,它强调的不是翻译理论的国别属性,而是翻译理论的文化属性、理论基础,且具有历史发展继承性、稳定性和整体性的特点。中国传统翻译理论作为中国固有学术成果,其本身也属于国学的一部分。鉴别某一翻译理论是否属于中国传统翻译理论,不以研究时间、地点为标准,而主要依据其在学缘上是否与中国传统文化存在因承性,在学理上是否与国学思想保持一致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