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行为解释与解释规则

法律行为的解释旨在明晰和充实法律行为的内容,实现意思自治。对于无相对人的法律行为,采用探究表意人的真实意思的解释规则;对于有相对人的法律行为,采用以表示主义为主并兼顾意思主义的解释方法;对于内容不完整的法律行为,采用补充解释的规则,即通过法律任意性规范和推断当事人的意思表示,来维持法律行为的完整性。     

司法中的法律解释与正义实现

法律自身的缺陷,使司法过程中的法律解释成为必须,而我国传统的法律模式和法律解释体制不能很好的适应社会的变化和需要,这对于正义实现这一目标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因此法律解释必须被赋予更多的主动性和创造性。本文即试图对司法中的法律解释行为对于正义的实现这一问题进行探讨。     

环境法解释论

法律解释是一定主体对法律规定含义的说明,是将抽象的法律规范适用于具体的法律事实的必要途径,亦是弥补法律漏洞的重要手段.环境法是一门新兴的法律部门.我国对于环境法的立法、司法和执法相对较晚,加之环境法本身具有较强的科学技术性及跨学科、跨部门等特点,环境法解释在环境法适用中的重要性尤为突出.     

法律方法及其运用

法律方法近几年来逐渐在我国法学界和实务界引起重视,究其原因,是其对法治所具有的积极推动意义。法官只有借助于各种法律技术和法律解释方法,才能把成文法和司法有机地结合起来,从而疏通由法律规则到个案判决的转换过程。综合来看,可以将法律(解释)方法分为四类:狭义的法律解释方法、法律漏洞补充方法、不确定概念的价值补充、利益衡量。面对模糊不清的法律,一般来说,应按照文义解释、论理解释、比较法解释和社会学解释的先后排序,考虑各种狭义解释方法的运用;对于存在空缺结构的法律,需要运用法律漏洞补充方法;对于不确定的概念,则要进行价值补充;在以上各种方法的运用中,可以综合进行利益衡量。在我国当前国情下,重视法律方法的运用对于法官判案有着极其重要的推动作用。     

法律解释视角下的法律与事实

法律和事实是最基本的一对法律概念,二者既有明显的区别,也有密切的联系。法律解释离不开法律和事实的循环,法官在法律和事实的互动关系中进行法律解释,有利于把法律和事实密切联系起来,作出具有更大说服力的判决。法律与事实的结合对于法律解释具有重要意义,不但可以促进法律解释由解析规范向构建裁判规范转向,而且可以实现法律解释的合法性与合理性的融合。     

实用主义哲学对中国刑法解释的影响及反思

在刑法解释中,客观解释、实质解释、目的解释、实质推理及司法能动主义等各种法律方法无不充斥着实用主义精神.概而言之,实用主义刑法解释观催生出三个统一:法律规则与生活经验的统一,法条主义与实用主义的统一,系统性后果与个案性后果的统一.实用主义解释观滋生负面效应:实用主义刑法解释观蕴涵“反动”因素,缺乏民主约束,容易滋生犬儒主义.对于实用主义刑法解释,应从事前预防与事后救济两个层面进行完善,以保障解释结果的合法、合情、合理.     

On Space Legal Interpretation Space of Chinese Judiciaries

虽然制度层面上我国法官的法律解释空间非常狭窄,但是法律解释的客观性以及司法克制决定了法官理论层面上应当拥有适度的法律解释空间.在司法实践中,法官在主客观因素影响下经常进行法律解释,并运用一定的方法和技巧实现法律解释空间的扩张.     

国际法语境下的法律解释:服从与创造

法律解释的服从与创造是法律方法论上的重要问题.具体到国际法语境下的法律解释,国际法法律解释的服从与创造性受到法律解释一般规律和国际法自身特点的双重影响,体现出许多自己的特点.从诠释学、语言学不同角度观察国际法法律解释的服从与创造性,可以发现二者互为表里的关系.同时,从功能论的角度来看,在法律解释中服从与创造之间的平衡由国际法整体功能所决定,并对这一功能的实现与发挥起到重要的作用.     

试论法律解释的概念和目的

法律解释应界定为在法律适用过程中,以法官为主体的解释主体,围绕与法律条文适用相关的案件事实,遵循一定的法学方法,阐明法律条文含义的活动。明确法律解释内涵对于指导当前司法实践具有重要意义。关于法律解释目的,无论是"主观说"还是"客观说",最终都是为达到合目的合理法律解释服务。     

法律解释的难题

方法论意义上的法律解释受科学主义思维方式的影响,采取了客观主义的解释态度,试图遵照认识论的要求,将法律解释的过程作为一个追求法律真理的过程,然而,法律解释的主客二分模式遭遇着认识论上的困境,使法律解释的客观性面临危机.同时,方法论意义上的法律解释在政治哲学上以启蒙哲学的分权思想作为智识资源,然而,对法律解释主体性和历史性的揭示,法律解释很难再与分权逻辑形成话语上的相互支持,法律解释的难题又成为政治哲学上的"哥德巴赫猜想".对方法论意义上的法律解释理论困境的揭示意味着需要实现理论立场的转换,以清醒地认识法律解释方法论的非足性.     

法律解释体系的重新构建--论我国的法律解释体系及其完善途径

完善的法律解释体系是我国法治建设过程中必不可少的环节.纵观我国现行的法律解释体系,其中存在着不少问题和不足.这些问题和不足如若长期存在必将影响我国法律解释体系功效的发挥,进而影响我国的社会主义法治建设进程.因此必须对我国的法律解释体系进行重新构建.其关键是调整现行立法解释、重新定位现行司法解释,从而使整个法律解释体系和谐发展,进而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法治建设进程.     

法官在法律解释中的权力

法律必须解释方能适用,已成为法律界的共识.法官为了让自己的判决使当事人所接受,必须在判决中予以充分的解释和论述,以证明其判决的理由是正当的,因此,法官在处理案件时进行法律解释是其当然的职权和必为的职责.然而在司法实践中,法律解释体制与实践经常发生冲突,究其根本原因主要是:制度的设计与司法本身的属性相背.笔者认为:法律的公正在于实现,而法律的实现离不开良好的法律解释技术,司法是法律实现的关键,而司法权的行使离不开法官,因此,法官的法律解释权限应当通过制度予以保障和规制.     

法律解释的"正确性"何在?——当代中国法律解释学的境遇之一

当代西方的法律解释学者放弃了对法律解释正确性的追求,认为所有的解释都是基于不同的理解.这对法治来说无疑是毁灭性的立论.不管法律解释有没有实质意义上的正确理解,对一个维护法治的法律人来说,起码在姿态上应该追求正确的解释.虽然正确解释的立论已经被哲学的实质主义所解构,但是从逻辑上说,一般性的法律可以作为解释是否正确的标准.解释结果的合法性、客观性以及有效性,是法律解释者应当坚持的原则,这也是法治的基本要求.     

法律解释的理论和实践

1.一个要完善法制的国家理应重视法律解释。法律解释是一项理论性、实践性和技术性都很强的工作,要在法律调整机制中充分发挥法律解释的作用,不仅要考察实践的经验,还耍探讨一些理论的原则。本文准备探讨三种有权解释,即立法解释、司法解释和行政解释,因为这三种解释是我国法制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2.我们可以从两个角度来认识为什么必须强调加强法律解释这一问题。从利用法律调     

普通公民应享有对法律文件解释的启动权

法律条文的抽象性、原则性,必然要求在法律实施过程中,对其具体含义进行解释.我国目前关注较多的是法律的解释方法问题,而很少关注法律解释的启动问题.法律文件解释的启动权是公民的一项宪法性权利,赋予公民此项权利有利于扩大公民民主参与性,有利于为公民权利提供另一种新的救济手段,也有利于法律的进一步完善.但现行法律中缺乏对公民该权利的具体规定,应在《立法法》及相关法律中明确赋予公民法律文件解释的启动权,并建立健全公民启动法律文件解释的程序规则.     

法律解释的认识论困境及其消解

在主客二分的认识图式下,法律解释的目标是追求具有客观实存性的立法者意图或者文本意图,然而方法论意义上的法律解释难以摆脱其在认识论上的主观性与客观性、历史性与非历史性的悖论.对法律解释的认识论目标进行哲学检讨,可以得知方法论意义上的法律解释犯了真理符合论的谬误,因在本体论意义上对真理错误的预设导致了认识论目标的谬误.所以,必须对法律解释的目标重新检讨,将法律解释的客观性与有效性区分开来,而法律解释的有效性是通过融贯性和共识性共同保障的.     

追求整体性理想的法律解释观——以河鲈科淡水小鱼案为例

任何法律的适用,都必须通过法官对法律的解释(或理解).通过河鲈科淡水小鱼案,德沃金成功地批驳了以古典解释学为理论基础的意图论法律解释观,强调只有坚持整体性的法律解释观,对宪法和法律的解释才能既保持稳定性又保持连续性,以满足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在我国加快法制建设进程的今天,合理地借鉴整体性的法律解释观无疑是促进中国法制现代化的理性选择.     

评析WTO法律解释规则

WTO法律解释对其协议的实施和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为此争端解决机构在解决贸易争端的活动中形成了一整套WTO法律解释规则.本文对WTO法律解释规则所涉及的主要问题进行了分析和论述.     

德沃金的法律解释理论

法官遇到疑难案件时,应当如何解释法律,西方法理学家对此众说纷坛,其中较有影响的有哈特的实证主义法学的法律解释,德沃金的建构性解释理论以及波斯纳的实用主义解释理论等.着重介绍德沃金的法律解释理论及其与其他两种解释理论的不同之处,以及此理论对我国现行法律解释的影响.     

范围的衡量:法律解释的限度

在现代法治中,把法律适用者视为自动售货机的机械主义思想已不能适应法律的现实发展.法律不可能包含解决问题的一切方法,它需要依靠法律解释来保持旺盛的生命力.但法律解释的运行必须有一定的限度,无论在主体、客体、方法上,还是在价值、权力范围等方面都应该加以限制.要增强法律解释运行的合法依据,进而确保法律解释的正常运行.